蔡秀英不明白自己老公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情绪低落，竺德霖不愿意再去上海的中储行上班，理由是两地来回奔走太辛苦，他的身体吃不消了。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竺德霖就开始失眠，非常严重的失眠，整夜地睡不着觉。工作也不愉快，无论是在南京的财政部，还是在上海的中储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极度不顺心，心情很坏，作这一名负责具体业务的高管，凡事皆要经过日本顾问的批准才行。日军进驻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原有的孤岛事实上不复存在，旧法币已很难立足，新法币也就是中储行发行的中储券，成了大家手中唯一可以进行流通的货币。为了稳定民心，必须制定一个标准，让老百姓手中的旧法币兑换成新法币。

据说竺德霖为调整这个兑换标准，与日本顾问大吵了一场。所谓大吵，就是据理力争，大家都不退让，都坚持自己的利益原则。这是一件明显要让中国老百姓吃大亏的事情，竺德霖的后台是周佛海，有些话，周不方便说出来，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进行对抗。有人说他被周佛海当枪使了，也有人说正是因为这件事，竺德霖变得心事忡忡，很显然，他已经深深地得罪了日本人，日本顾问看上去彬彬有礼，又岂能是轻易得罪的。总之，很多人看到了竺德霖的不顾一切，他以辞职相威胁，态度十分强硬，很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意思。大家都觉得他这是走了一招险棋，指望属于强势的日本顾问能够为了他做让步，放弃大日本帝国的在华利益，无疑于与虎谋皮。

接下来的事出乎意外，又在大家预料之中。竺德霖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消沉，时常称病在家，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写毛笔字，临习古碑。终于有一天人就失踪了，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过没几天，家里以为他去财政部上班，部里以为他是在家养病休息，等到人们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可能会出点什么事，为时已太晚，竺德霖早不见了人影。蔡秀英先是到部里去要人，又哭着去警局报案，结果只在办公室抽屉里找到了竺德霖的一封遗书，三言两语，大致意思是他体会到了人生无趣，对目前的前途感到失望，而自己又是疾病缠身，继续活下去真没什么意思，因此不得不做出一个了断，告别人世。警方又在他家里搜到了一封内容差不多的信件，信没有写完，好像就是办公室里发现的那封遗书的初稿。

大约过了十天，在栖霞山下的江面发现了一具尸体，让蔡秀英前去认领。警方似乎已经确定这就是竺德霖，喊蔡秀英过去只是个形式，只等着让她见上最后一面，然后在认定书签个字就行。她神魂颠倒地赶到那边，尸体已被江水浸泡得不成样子，搁在一块门板上，脸是极度浮肿的，唯一与生前还有些接近和相似之处，是死者长长的头发，很凌乱地堆积在脑袋周围，当时很少有男人留竺德霖那样的长发。蔡秀英哭天抢地痛不欲生，也没有什么主意，只好先送殡仪馆，订了一口很讲究的棺材，在殡仪馆里设了一个灵堂供人吊唁。最后便是送回郊区的老家安葬，老家那边的乡亲都已经信了基督教，当地村民都成了教民，丧事便有些从简，半新半旧，都知道竺德霖是有钱的阔佬，能蹭点吃喝便算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