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的专制立即产生了后果。当学院派倚仗权势，仍能在两代人身上延续其不可一世但奴性十足的灾难时，凡属有活力和生机的因素已在试图寻衅闹事，德拉克洛瓦将部分地打碎它的框架，突然将其扭曲，用上百种方式对其重新组合，以表现强烈的欲念和狂热的爱恋；而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的做法则是一点一滴地使原来的结构变得纯洁化、具有生命力，以期在其中展示体现个人意愿具体、确切的物体。直至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时代——包括库尔贝在内——大卫依然握有对绘画的支配权。雕塑家吕德（François Rude，1784—1855）在其作品中探究了解剖学意义上的赤裸身躯，体察到了需使人体在双腿上获致平衡，恰如橡树干牢牢地依附于土壤一般，借以驱使自己多少有点贫乏但却具有生机的民主激情在石缝中扎下根来，而这种激情却使四壁墙面不禁为之微微震颤。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街垒》、杜米埃早期的版画，也带有旧时弑君行为的明显烙印，但他们画面形象中的隆起部位无不显示出大卫的创作精神，画面上，突出的肌肉和骨骼格外引人注目，使这些形象更为接近大卫，而安格尔却从未做到这一点。格罗（Baron Gros，1771—1835）在颂扬武功的史诗般的油画中借鉴了大卫的风格，它们的结构虽然坚实有力，但显得过于僵硬和呆滞，其结果只能是使人物的动作陷于瘫痪，使他们的烈焰归于熄灭。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1830，布面油画，260厘米×325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