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一起在‘海上?上海’(或英文Shanghai Spirit,即‘上海精神’)这一题目下同台展出,双年展的主办者和策划人都希望从上海的现实条件出发,来探讨当代艺术在上海这样一个处于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大都市’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并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当代艺术的实验场所。”
这位在法国生活多年的中国策展人似乎有意识地想摆脱中国的特殊背景,通过展览创造出一个超越国度的艺术实验平台。侯瀚如当然注意到了上海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他对上海自19世纪开埠以来的历史给予了闪烁其词的描述,还把上海描述为“为种种丰富多彩、迥然相异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温床”的城市,并且“衍生了一种以多元交融为基础的独特的现代性”。尽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断了40年,可是在今天,“上海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城市”。
侯瀚如最后还是为他的“上海精神”作出了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被我们称之为‘上海精神’的,无疑,上面描述的文化开放性、多元性、混合性和积极的创新态度,应该说就是它的内核。”他甚至用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作品的差异性来证明这种精神的实在性。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的“国际化”似乎有基本的依据。批评家顾振清(1964— )认为本届双年展“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双年展”,这类乐观主义者的依据是,展览的策展人除了有中国批评家张晴(1964— )、李旭(1967— )以外,还有国际策展人清水敏男、侯瀚如,参展艺术家有基弗尔(Anselm Kiefer,1945— )、李禹焕(Lee Ufan,1936— )、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1967— )、森万里子(1967— )以及哈尼?多诺( Heri Dono,1960— ),同时,参加展览的还有在1980年代末或者1990年代初出国到西方国家从事艺术实验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1957— )、黄永(1954— )、严培明(1960— ),这些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在国内人们的谈论中似乎已经“国际化”了。展览的“国际化”特征最为重要的依据还有展览中的作品。在之前的两届上海双年展,观众只能见到绘画(主要是油画与水墨画),而本届上海双年展包括摄影、录像和装置。事实上,人们没有太多地关心展览中的作品,而是关心这个在中国的展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国际化”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里,中国艺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批评界更关心的是展览所涉及的另外的问题,并且很快就有人对“上海”是否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特征表示质疑。
画家兼批评家徐虹(1957— )在她的《选择和被选择——2000年上海双年展》中说:
“2000上海双年展为国际‘策展机器’开了绿灯,有人为此欢呼雀跃。但国际‘策
展机器’能不能为我们完成‘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或者‘中国选择世界’的任务?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机器根本没有设置我们心里想象的那些程序。”
徐虹表达了对这个展览当代艺术的上海双年展取得的“合法性”的赞赏,却怀疑遭受西方标准的限制,这样的现实是否与“多元性”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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