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时期，女神和女英雄如何解释？恩格斯说，国家、阶级和女人是在历史上同时出现的，女人是政治的产物，国家权力的父亲原型从城邦政治开始，就以性别的名义，驱逐“女人”并构建“女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女公民”，是刻意的变性手术，布卢姆解释为是对“两性平等”的古老讽刺。《理想国》第五卷成为女权主义者们激赏的篇章，如果对照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来读，就会发现柏拉图的确是在讽刺。因为《蒂迈欧篇》里认为，女人仅仅是一种叫“切诺”的容器（希腊语，子宫），她仅仅是工具和途径，等待理性的刺穿。在古希腊城邦，赋予女人公民身份，是为了生出一个合法的小公民，因为公民资格的获得必须保证父母双方都是自由民。而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不仅是一种政治任务，而且承担着培养公民的主要责任，孩子一出生，就被抱离母亲身边。女人依然守护着自然伦理，她们是公民社会的“内在敌人”，这是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判词。至于何谓公民，安提戈涅不清楚，她也不想理解。她违抗命令，埋葬自己的哥哥，她认为自己获得了幸福的满足感。这是布卢姆教授的“淑女”原型吗？从抵抗的意义上说，女人的确是政治的产物，但她们从不知晓敌人是谁。

从违抗城邦律法到违抗淑女气质，这期间女人们经历了什么？她们更愿意待在自然社会还是公民社会？反正她们都是被审判者，要么是“内在敌人”，要么是“反生命”的破坏“典雅关系”的女权战士，她们披挂面纱，出没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现代社会，只要她出现在公共领域，她就受到私领域原则的攻击；反之，只要她出现在私领域，她就受到公共身份的干扰。从《美国精神的封闭》来看，布卢姆教授的“淑女”轮廓，大概是封建时期的贵族妇女，因为他举了《包法利夫人》的例子：爱玛，这位郁郁寡欢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对破落贵族充满了同情与感伤式的怀旧。这是一个糟糕的例子，福楼拜这位操持着柳叶刀的小说家，把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世界，统统剖析给你看，他的爱玛不管做淑女也好，做荡妇也好，同样没有出路。

女人自己开口说话的时候，历史哲学的逻辑已经左右围堵，波伏娃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她的《第二性》是描述性的，一个诚心诚意的存在主义者，她的“独立女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是什么让女人落得如此境遇？比如，她先接受做一名淑女，同时她开始拒绝她，她意识到自我，同时反对做自己。和流俗所理解的女权主义就是“女人打倒男人”不同的是，女权主义没有给出理想方案，甚至《第二性》也没有，因为波伏娃的“独立女人”依然持有恐惧与不安——当然已经超越了“淑女范畴”。这使得被公认是启蒙理性延伸产品的女权主义，脱离了启蒙理性的轨道。因为理想社会一目了然（主流的美国方式），而理想女人，连女人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就是说，当女人谈论权利的时候，他们用文化加以反击；在女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他们用理性加以嘲讽。同一与差异，作为西方理性传统的事故高发区，在何谓女人这个问题上，使得历史看上去更像一出情景剧。

平等就意味着“像男人那样”，这是布卢姆教授深感索然无味的地方。让布卢姆教授激动的“性”——异性恋的性爱文化，在《第二性》中，波伏娃以同样的文化分析的方式早就予以了反击。布卢姆认为怦然心动的地方，波伏娃认为如笼中困兽。女人气的嫉妒、等待、占有和奉献包装下的控制，被劳伦斯这样的男性作家斥为“热情的锁链”。非常有趣的是，布卢姆一厢情愿地相信，存在一种藏在习俗之内的文化，但不是现代社会之后的文化，她更加古老，但古老到什么程度，性/性别的文化传统回溯到哪个时代，布卢姆教授做的是个人的趣味化选择，实在没有必要扯上“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