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载体和机制而运行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教、政治和伦理一锅煮的社会，任何概念的刺探都显得捉襟见肘。比如为什么见了皇帝要跪拜，不关乎平等，是某种宗教情怀的转喻行为，跪拜高堂父母亦同此理。为什么讲阴阳平衡，而又阴阳有序，而女人服从丈夫，丈夫服从父亲，父亲服从父亲的父亲，没有谁不服从谁的，服从是每个人的核心命题。为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大家都争着当君子——当然伪君子不比君子更多或者更少，避开做小人，却没有谁避开做女人呢？做君子真不好玩，在外君子，在家也君子，这累坏了男人，于是一堆女人围着他们——妻、妾、仆。不做君子的女人就有了相对宽松的行为可能性，比如不想生孩子或者生不了孩子，就让妾去干这事儿；比如不想做妾，可以让父母或者相好的把自己赎回去，还可以离婚，带着孩子到另一个地方生活。这些《红楼梦》里全有，但残忍、虚伪和“吃人”也同样真实，也同样是历史。不仅女人，对男人而言家庭也是他们主要的活动空间。一个不商业、不公共、不民主的社会，男人们也没有多少工作要做，男性精英们泡在书房，只关心文化、个人趣味、品质、性情以及少量的仕途安危，而家庭内务交给妻子管理，类似今天的公司管理。中国古典精英文化的涵养与传承，是在家庭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得力于女人们的默默奉献。默默奉献的女人们都是一些即兴表演者，勤劳、朴实、善良以及隐忍，是男人们派发的道德符号，因为得到的回馈同样多，比如尊重、安全、物质保障以及家庭空间内部的主导权。像贾母那样做一个女人，在今天看来也是无比成功的。因此，今天的一位中国大陆职业女性（台湾与香港有些例外），对丈夫与家庭的期待，和宋代、明代的女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文化的魔力就是如此顽固，谁要叹息传统文化的沦丧，就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了。

复兴传统文化，让男人做回君子，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让女人回归家庭，这比较好办，但前提是一个男人得打三份工，买十份保险，才能保证家庭的供给。文化焦虑的思维困境依然没有摆脱对比模式：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通过妇女史去体会历史中的女人，不是谁更好或者更坏的问题，而是在历史中找到古人的深幽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处理困难，如何安顿精神，如何体验快乐与自由的深意，并在学术研究领域拓展新的思维空间，为理论阐释者标示更多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