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女性研究丛书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性别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范畴，意味着方法论的革新——一种方法论的想象而不是西方中心的文化想象。正如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对物质生活十分关注，而当代中国新史学学派则对历史进行“情境化写作”。复兴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范畴，正如当时的宋明理学，在“复性”——挽救人心，培养德性——的诉求中，让女人收获了缠足的推广、烈女和贞节牌坊的剧增。当然，从现成的主流结论出发去关照古代妇女的生活不是女性系列丛书的套路，同时给“受压迫”话语翻案更加不是此套丛书的宗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陈东原、谭正璧、陈顾远、金仲华等人的妇女研究著作，其中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影响最为深远。该书对妇女作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从周以前至民国止进行了历史的系统的论述。女性研究丛书的新意在于，尽量找到性别理论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平衡点，低调处理史料以及理论相激发的新结论。于是，人们获得了这样一些古代女性的另类形象：既不英雄也不凄惨，既不绝望也不乐观，既不温良也不刁蛮，历史亦如生命本身一样，是抗争与妥协，偶然与必然，文化制度与文化操作的复杂织体。因此，也许在主流史家看来，妇女史有冒名顶替之嫌，是这样一些“断断续续，声音微弱，需要更多注意力才能捕捉到的信息”，妇女史本身像女人说话一样，无中心、无主角、无主线，显得蔓延、随意与松散，历史不再显得雄辩与无可置疑。但恰恰是这种被男性中心历史故意疏漏与覆盖的占全人类一半人口的声音，让历史自身显得完整。于是，性别成了历史实践其学术公正的一种努力途径。

海外女性研究丛书的“海外”二字，使得研究者们面对中国文化这庞大而悠长的历史文本，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礼貌与温情的学术姿态，这是本人作为一名中国读者的直觉印象。她们，那些海外学术同行们，不满足于现成结论的学术创新姿态与这种礼貌态度一道构成某种奇怪的书写风格，因为颠覆总是在自身话语系统中进行的，比如尼采、福柯、拉康、德里达，甚至包括史学界的布罗代尔等。说到中国的事情，因为有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分寸感始终是一个微妙的距离，是带着手套的触摸。这样的礼貌属于文化空间地理学的问题，或许从侧面给予人们这样的启示：对自身所浸淫的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解剖，并不意味着背叛与自轻自贱，自家人说自家事，因为熟悉，倒是少了些温情，多了些凶猛，比如鲁迅先生，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正是这痛苦，才能完成蜕变，完成理解之后的更高认同。

道德、个体以及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永远都在生成之中，会在扔掉一些东西的同时吸收一些东西，汉民族本身也是在兼容并蓄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哪一种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为人类提供解决方案。即使在某一类文化共同体内部，人们接受什么或者排斥什么，都不是恒定与决绝的。这是历史的吊诡，这是历史告诉人们的虚无的力量和力量的虚无，但创造与扩展自由的边界，是人类历史共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