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不仅明确使用“思想路线”概念,而且强调贯彻正确思想路线必须调查研究的重要主张。他批评一些同志只会照搬“本本”,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表明,一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已初步形成。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系统阐发和在全党的确立,也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中央成为实际领导核心后,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对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对王明先“左”后右错误的批判相联系的。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把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错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表明,党中央开始把政治路线上的是非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实践论》指出：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矛盾论》为了“扫除教条主义思想”,着重阐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指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再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共产国际领导人指示和外国经验的错误,其表现形式不再是过去的“左”,而是右。这又一次从反面教育全党,必须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否则,党的路线还会偏离正确方向。正是在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这个思想原则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并以这个思路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说明对这两者结合的程度,是党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