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处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通过"近者说，远者来"，达到人口庶众的目的。孟子将其发扬光大，在"天时"、"地利"、"人和"成功三条件中，视"人和"为最重要的条件。他结合战国时期土地大片荒芜的实际，解释说：土地广而人口少，常常有被吞并的危险；通过施仁政吸引"民归"，士归则可聚集人才，农归则可开垦土地，商归则可带来市井繁荣，"人和"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最重要的条件和标志。孟子的"人和"思想也有很大影响，他阐述的实现"人和"的某些独到见解，至今仍被人们所称道、传颂和应用着。

这一时期反对的思想家也有。如法家韩非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罚而不免于乱。"似乎"货财寡"、"供养薄"和"乱"，皆由"人民众"而生。无奈这种反对声音为孤家寡人，在以众民主义为中流砥柱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偶然泛起的几个旋涡而已。

孔孟庶众、重男轻女的人口思想之所以传承下来，并且枝繁叶茂地发展起来，得益于两次大的机遇--西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和宋朝程朱理学规范。西汉武帝（前140～前87）继位后，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国防巩固，国力强盛。但是地方诸侯王公割据势力强大，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严重，边境匈奴进犯骚扰不断，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提出：现行的诸子百家学说观念不同，影响政令的统一和国家的强大，需要用推崇君、臣、父、子之礼，维护皇权和大一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取而代之，用官只选取儒学之人。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儒学为官学，只讲授《诗》、《书》、《易》、《礼》、《春秋》五部经典，将主张清虚自守的道家黄老学说等一律排斥在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古代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人口思想自然包括其中。另一次机遇，是宋朝程朱理学规范。一般认为，北宋周敦颐开创理学，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加以发扬光大，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从永恒不变的"理"或"天理"出发解释万物，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一定的"理"运行和发展的，君臣父子就是通行于社会的"天下之定理"，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南宋朱熹（1130～1200）集北宋以来各派理学成果之大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他认为，天、地和人间一切事物的变动和发展，都是由先天存在、一成不变的"天理"支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人欲，顺天理"。树起"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一般指仁、义、礼、智、信）等"天理"道德标杆。像"三纲五常"以及其后的"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具有一种无形的、舆论的、社会的约束力，不仅对后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人口数量、性别结构、教育素质、人口政策取向等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程朱理学规范的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