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不仅比同学早一步完成学业，还额外从事多项课外活动，他组织辩论会、演讲以及刊印学生杂志。周恩来的文章时常得奖。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终其一生他对实用知识有所偏好。清末国事纷乱，中国知识分子重燃对明朝遗民的兴趣，他们亦不断追索明朝灭亡的原因。而周恩来特别欣赏某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流于空谈，所以大声疾呼，主张追求经世治国的实用之学。一如中国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周恩来亦垂青达尔文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理论，从他们的著作中，周恩来似乎看到了中国振衰起敝、脱胎换骨的希望。

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不见时局好转的迹象。共和政体简直是个大灾难，第一任大总统竟图谋称帝。随着总统于1916年去世，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军事强人们拥兵自重，盘踞四方，相互竞逐。当时的中国支离破碎，全神贯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强权的周旋，为维护中国主权的完整而无暇他顾。日本便借机趁火打劫，此举引来其他列强的公开反弹，因而施压迫使日本收手，然而日本的收敛也不过是暂时作态而已。周恩来承袭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赋诗一首，反对张勋复辟，抒发对时局的担忧和沉痛之情：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尽管日本狼子野心，但周恩来和许多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于1917年决定负笈东瀛，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开始走上富国强民之路，周恩来想利用在日本学得的经验，来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当周恩来抵达日本，他发觉自己处在被禁锢的华人社群之中，不但受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日本人瞧不起，而且痛苦地意识到祖国迫切需要他们归国效力。周恩来渐渐把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流亡日本之激进分子的政治活动上，同时，也首次接触到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高举科学的旗帜，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世界的许诺，让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趋之若鹜。那个时候，他们大力批判阻碍中国前进甚至弱化中国国力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思想是既现代又具革命性的。某晚在东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周恩来告诉他的友人，学生、工人和农民必须团结一致。“你必须将他们全都团结起来，才能成就革命。没有革命，中国就没有未来！”

马克思主义预言未来的世界将不存在私有财产权，不再有阶级、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的预言对浸淫在儒家和谐有序、重农轻商价值观中的中国人而言，颇具吸引力。再者，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也为中国提供了一套正面教材。同样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俄国新政权提议归还上个世纪自中国攫取的领土。事后证明俄国只是惺惺作态，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并无从得知。

周恩来回到祖国时，中国人正因为西方列强的背信忘义而群情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属战胜的协约国阵营的一分子；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满怀期待列强会信守他们的承诺，协助中国自治并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德国在中国强占的领土授与他们的盟友日本，尽管中国亦属战胜的协约国阵营，而且西方国家也再三宣称自己是为民主和正义而战。西方列强的决定不过是基于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弱，而日本强。这项决议造成北京的排外和反日示威大游行，时为1919年5月4日，这股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后蔓延至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