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青年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那么，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这个问题也就被提上了议程。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正是莱比锡战役胜利１００周年纪念日，迈斯纳山上汇聚了各路青年。其中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民族主义者，有犹太人，也有反犹主义者，有女青年，还有反女性主义者。这次青年集会希望为全国各式各样的青年运动组织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各个小团体都要求自治，同时也由于小团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种希望落空了。不过，通过这次集会，一个名义上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成立了，并发表了“迈斯纳宣言”。

宣言称：“出于自己的目的，在自己的责任面前，自由德意志青年将以其内在的真实性塑造自己的生命。为了这种内在的自由，青年在任何情况下都参与到一个共同体中。”但这个宣言，并不是行动纲领，而只是一种生命情感的表达。从政治上看，这个宣言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因为这时，青年运动已出现两股势力相当的思潮。其一是保守派，要求在漫游中改革生活方式，而其二则是激进派，倡导一种反对家庭和学校的“青年文化”。

后者的领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维内肯于１９０６年在威克尔斯多夫创建了“自由学校共同体”和刊物《开端》。他自称为天生的领袖，即便无人追随，也是如此。这位克里斯玛型的人物，不仅以他的个性，而且也以他的理念影响着青年运动。他的核心理念是“青年文化”。他断言，在他出现之前，青年人根本就没有自我表达的权利或可能性。因为青年只是被作为童年和成年的过渡阶段，不具备自身的特征和风格。在他看来，候鸟运动虽然使青年摆脱了家庭和学校的樊篱，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并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和趣味（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也是伦理和智性意义上的），但是，它在使青年独立的同时，也把青年孤立了。其原因在于，候鸟运动还缺乏精神上的领导。而结果是：“人们满足于廉价的、易于获得的价值，而未曾完善从事精神劳动的感官和力量，（因而）满足于似善非善，缺乏对最高者的渴望，缺乏阔步向前的驱力，缺乏对于精神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候鸟运动还患有精神上的营养不良，还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维内肯认为，候鸟运动与家庭、学校之间，构成了一对对立命题，而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综合，给青年注入一种文化意志，这就需要一批肩负使命的领袖，也需要一种特殊的学校。———这就是维内肯之所以把他所领导的圈子命名为“自由学校共同体”的缘故。他写道：“这所学校是我们公共生活之浊流中不可侵蚀的真理之岛。通过适应于青年的最高的特性，它在最高意义上鼎力辅助了民族，同时也是辅助了人性：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他们（如同费希特曾经要求的）从一开始就比上一代迈出更大的脚步，他们从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世界历史。”从这句话中，人们不难窥见维内肯作为一名克里斯玛式领袖的理论抱负。同时，也不难看出，维内肯的“青年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属于今天所谓“亚文化”的概念。应该说，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论证了青年的自在自为的绝对价值。虽然，此后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不为维内肯所主导，而他的一些追随者也加入了右翼青年团体，但此后“青年”成为一种右翼激进立场的标志，这一现象仍脱离不了这概念所赋予“青年”的绝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