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内肯在政治上属于中左派，曾多次与右翼和天主教社会展开论战。在迈斯纳集会上，他已如此尖刻地批判渐已抬头的民族主义：在最微不足道的挑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炫耀我们的爱国主义，因为我们是如此廉价地获得这种爱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内肯完全否定民族主义，毋宁说，他试图在费希特的意义上对此时已具备扩张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加以纠偏。在他看来，费希特“属于那种思想家：献身于世界精神，并通过其思想获得与父国的距离”。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事实上就是对当时的青年们的讲话：“你们要拯救德国，因为世界需要德国；要把德国作为世界精神的最闪亮和最尖锐的武器。”维内肯认为，费希特哲学乃是康德哲学的拱顶，它把康德哲学的那种还处于悬浮状态的智性上的英雄主义转换为行动上的英雄主义，把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和世界主义与德意志民族精神融合起来。因而，在费希特那里，德意志性具有并不受制于国家或种族的界限。虽然，在英美自由主义者看来，费希特乃至康德，都必须为民族主义负责，但真实说来，费希特的（倘若也包括康德的）民族主义，乃是与世界主义相互融合的，费希特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仍是理性国家和理性民族。

而维内肯在一战爆发之前的紧张气氛中，以费希特对日趋狂热的民族主义进行反拨，让青年联盟的许多领导者感到不愉快，认为他和他的圈子是个累赘。所以，在１９１４年３月马堡的一次会议中，维内肯被驱逐出青年运动。拉奎尔对这一事件评价道：“这次分裂有两个充满意义的结果：第一，它阉割了青年运动，因为维内肯是惟一一个能够在弱势的情况下把一条清晰的道路引入青年运动的人，而且他也无疑已经将其文化努力引入一条富于生产性的渠道。第二，随着维内肯见逐，在青年运动中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联合。”而总体而言，左、右翼的分歧已是青年运动中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维内肯圈子，这种分裂也会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１９１６年，维内肯重新回归青年运动。而到了１９２０年以后，他渐渐疏远青年运动。而那时的青年运动，已具有了自己的文化，具有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