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布尔什维克对民粹主义的扬弃发生的颠倒，从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变成了民粹主义之友、自由主义之敌，从批判“人民专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从弘扬政治自由走向践踏政治自由，“民主妨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在公民权利和自由习惯失缺的专制国里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容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反对土地国有、村社化到“把村社放在第一位”。从反对俄国特殊论走到和民粹主义抢潮头，把原来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1917-1918年对民粹主义的三次大分化，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打击社会革命党，联合最高纲领派、村社共产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每次都是取其原教旨主义、宗法性强的一派打击倾向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派。一直到把社会革命党全部关进监狱，一直到对封建主义、农民、资本主义、议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的变化。列宁主义从党务上的民粹主义发展到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由否定的民粹主义到肯定的超民粹主义，从而完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轨道，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借壳上市”的外包装。但列宁和斯大林的不同在于，列宁在实用主义的同时，有时还会向马克思主义借用一些理论，或者表露出一些带有欧洲文化的特色的东西，而斯大林是最大限度的借用沙皇专制制度中的旧的文化方式，以传统的东西混合苏联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内容。

关于列宁主义变化以及苏联模式的确立将是我下一本书里需要论述的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两种知识分子的比较（20163）

在上述章节中，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19世纪后半叶，从“叛逆的神甫子弟”为首的平民知识群体中形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的思想理论、行为方式与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截然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断裂性”绝不仅仅是父一辈和子一辈“代沟”的问题。

社会主义者中的“小波拿巴”倾向

在具有村社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俄国，对社会主义并不陌生，但此“社会主义”并非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就流行浪漫的、伦理化的“贵族社会主义”。俄国最早的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数出身于贵族，那种“社会主义”是伦理的而非政治性的。除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倡导的“伦理社会主义”外，还有相当一批实践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年），他在自己的庄园解放农奴，搞傅立叶的“乌托邦理想”试验，草原地主萨宗诺夫在自己的领地上模仿社会主义生态环境。这些“小众理想国”的实验都是俄国贵族基于自愿原则，在自己的庄园里搞的“试验田”，成功者甚少，但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热闹。

赫尔岑曾论证说，由于西方各民族浸透着小市民的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采取不调和的敌视态度，而俄罗斯民族几乎是世界上最反对市民文化的民族。他说：“农村公社社会结构包含了一个巨大的真理，公社是财产主人和课税对象，因为有了公社，在俄国就不可能有农村无产者”。[ 格朗特：《公社和米尔》，《斯拉夫评论》卷35（1976年）636-651页。]由于这个缘故，俄罗斯民族几乎比其他一切民族都更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312页]共产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俄罗斯的土壤中，很多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自古就存在的，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民不是发展成为小自耕农，而是在村社的传统下集体占有土地，俄罗斯既没有英、法、德那样的小自耕农，也没有美国那样的独立农场主，而是最接近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

马克思虽然一直就不喜欢“俄国佬”，因为沙皇专制的反动性和俄国沙文主义侵略性，使他对俄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成见。但是他又特别惊奇地发现，俄国人总是比西方人更早的成为他的主张的崇拜者。俄国人在领会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论面前有一种“落后优势”下的“天然感悟”，保存尚完好的村社土地制度，使俄国人能够把马克思抽象的理论还原到现实当中。特卡乔夫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显然，我们的人民虽然天真，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更接近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比俄国人民好”。[ 转引自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声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219页。]在民粹派《土地与自由社》的第一个纲领中说：“农村公社的存在表现了俄国人民欣然愿意转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1917年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切尔尼府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作品《马克思主义与斯拉夫民族》，以大量的论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人的“亲缘关系”，令俄国的革命者激动不已。就像路标人弗兰克所说的，“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起义的理论，他发出的推翻旧欧洲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号召，正好符合俄国农民大老粗深藏内心和早已成熟的某种梦想”。[ 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293页。]

“伦理社会主义”成不了大事也闯不了大祸。但在“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后，俄国的“社会主义”便越来越导向了另一种类型。这些“叛逆的神甫子弟”以“刺猬”的姿态要在整个俄国推行更大的试验。马克思的缺少感情色彩的模式被俄国的“教会愤青”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后来果真使俄国共产主义变成了是一种狭隘、偏执的宗教，它的不包容、排他性、狂热性，如同宗教信仰一样唯我独尊，绝对与宗教学校培养出来的“失业神父”有关。从此俄国的“共产主义就交织着真理与谬误的二重性，别林斯基已经具有了这种二重性，涅恰耶夫与特卡乔夫则是否定的东西多于肯定的东西”。[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128页。]

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粹主义的话语当中，“革命民主”这一称呼中的“革命”具体是指暴力革命。现在的社会时尚是谈改革、渐进、温和、非暴力，可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字典里这些词就意味着“背叛、保守、怯懦和自绝于人民”。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阶级斗争”的倡导者，他宣称自己是“反社会的极端派、典型的雅各宾党人、永不妥协的游击队员”，他说，“通常人们只知道战争是有害的，那些认为历史只是‘进化’而已的人，只指望‘改革’，而不承认在社会发展中‘革命’的跃进作用”[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6.М.,1939-1953гг.с.13.]。他坚决反对托尔斯泰用“仁爱”的理论解决社会矛盾，而提倡“以恶抗恶”。托尔斯泰却不这样看，他说“既然暴力就是主要的‘恶’，暴力是绝不能达到为人类谋福利的，我认为这样的改变方式是不合适的、幼稚无知的、不正确的和有害的”。这也是70年代托尔斯泰与革命民主主义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前述的贵族热衷立宪阶级局限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资产阶级的”法律、选举、宪政民主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认为社会发展高于政治发展，资产阶级那些“虚伪的”“抽象权利”，既不如“村社民主”实在，也不如“人民专制”能够解决问题。长期以来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对“普选制”持一种否定的评价，他说，“经验证明，普选制把政权交给了蒙昧主义和反动派”。[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7.М.,1939-1953гг.с.97.

]在他看来，村社俄国固有的村社已经是一个“多数民主”的乐园。村社中没有至高无上的首领，没有常设机关，只有选举产生的任期极短的代表召集的“村会”（сход）。村社的一些事务，都在这种每月召集两、三次的会议上“民主”解决。乍看起来这种“村社民主”很符合“公意”。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他们不仅不能自由退社、自由迁徙、自由散居、自由决定耕种方式与农活安排，而且只要“公意”决定，村社就可以对个体实行各种处罚。在这里由于“公意”已经超越意志的主体而异化为他的主宰，从而使个人沦为“公意”的工具，这种失去“独立意志”的“民”怎么能真正做的了“主”呢？说穿了，“村社民主”是卡里斯马领袖运用去魅力而操纵集体无意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