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军队与教会也借着“捍卫法律及秩序”而取得权势，法律与秩序在此时变得很脆弱，而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却还不能胜任这个新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经济较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经济体制更容易受到暴乱的影响。都铎王朝靠暴乱来解决地方的问题；它可能吊死几个强盗头子，但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其他影响。金融市场的兴起意味着对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全面突破；到1797年以后，暴乱已经不再是伦敦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代之而起的是正式会议，在会中，人们以举手表决而非动手打人来决定问题。普鲁士国王因宣称人民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保持和平而一举成名，但是很快的这种看法就变成一种普通的见解。19世纪时，如果一群武装民众破坏和平的话，会被视为粗具雏形的叛变，而且对国家构成严重危机，股票就会暴跌。在城市街道上胡乱开枪就有可能摧毁该国的中央政府。但是中产阶级却没有军人气质；大众民主就是以其民众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为傲；在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只会沉湎于回忆他们年轻时作为革命青年，面对暴虐贵族之碉堡的英勇事迹。最后，那些最少受到自由主义感染的农民就成为唯一能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阶级。保守势力的功能之一就是使工人就范，并使得市场不致陷入混乱状态。虽然各国政府很少召唤他们来承担这种任务，但是可以用农民来捍卫财产的事实，对这种传统农业利益集团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产。

我们若不从这个角度看，就无法了解20世纪20年代这段历史。当时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与挫败的压力下崩溃了，只有工人阶级能继续工作。各国都能把政权赋予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都宣称成立共和制，虽然这些国家以往并没有为人所知之活跃的共和政党存在过。但是一旦社会解体之尖锐危机刚刚渡过，而工会的作用已经成为多余时，中产阶级就企图将工人阶级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加以全面的排除。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战后之反革命时期。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共产党政权之任何重大的危险，因为有组织的工会与工党是极端敌视共产党的（匈牙利曾经有过短暂的布尔什维克时期，但那是因为在抵抗法国入侵时别无选择而强加在身上的）。这时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在紧急状况时，工会及工人政党可能会舍弃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之下，一些对公共秩序和商业习惯看似无害的干扰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危害，因为这会导致社会赖以为生之经济制度的全面崩溃。这说明了在某些国家里何以会从产业工人专政转变为农民专政。20世纪20年代里，许多国家的农民决定其经济政策——他们在此之前只扮演一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在这个时候是唯一能维持法律与秩序——在现代高度紧张意义上的法律与秩序——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