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降生的那刻起，我们就跟农村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从包产到户到在自留地上种粮食，从布票、粮票到油票、肉票，从升学、工作简历上填写父母一栏的农民、粮农到家庭妇女。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天堑，我从7岁（父亲给邻居家帮忙时死去）开始，便在内心里体验着跨越这个天堑的艰难，它比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难。它难在：你无能为力，你撬不动它，搬不动它，绕不开它。这个天堑挡在你的前面，让你成为沟壑、黑暗、最低层的下里巴人。

从小生在农村的孩子，人生唯一到城市的通道就是考学，只有考学上学才是改变户籍身份的最有效的途径。

这个考学的过程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父亲早逝，因为母亲在建设新疆的劳动中患病，我放弃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唯一通道——考学。

我的7岁和哥哥的9岁，我们像两个成年人一样肩负着照顾多病的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弟弟的重担。我们像农村里所有的农民一样，打柴、拾牛粪、挖猪草、割麦、打场。虽然是孩子，我们跟农村的所有成年人一样，赶着毛驴车给生产队运送冬天的肥料、夏天的青草。

哥哥放弃了高考，去城市打工。

我放弃了高考，经历让我18岁就成为新疆年轻的诗人、作家。我靠一支笔改变了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

80年代是一个参加高考也难被录取的年代。我尖子班的同班同学，学习非常好，连中考都名落孙山。有的需要复读两三年才能考上。农村孩子能考上师范在8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周边的农民家的孩子，90%没有在高考中被录取。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有80%还生活在农村，一些虽然进了城，但也仅仅在城市的边缘被城里人雇佣着做短工。

90年代，高考条件放宽，成人五大类学校专门招农村的学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再次在这条走向城市的路上付出所有。

我身边的农民为了孩子考学上学走进城市，把春天的耕牛卖了，把犁地的小四轮卖了，把春天播种的麦种卖了，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在新疆的首府城市做记者，我仍然会心痛着去仔细地倾听这些来自农村的信息，听农民的故事，去农村写他们的现状。

这些农村的故事在我的昨天一直醒着，甚至在我城里的梦里，我的人却在农村的田里。

身份的改变不等于记忆的改变，不等于心灵深处那些未愈合的伤口结疤。

从农村到城市，从新疆到深圳。

我周围始终有进城农民的影子，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我生活中出现，我看着他们，就像我的影子，像我的过去，像我生命中的合体。我会微笑着对他们点点头，并且意味深长地多看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