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无锡国专教室内外，不论早晚，总能听到琅琅书声，“四书”“五经”是要背诵的，《古文观止》是要背诵的，唐诗宋词是要背诵的。它就用“书塾式”的读书方法，在“死记硬背”的讥诮中，以约三十年时间，培养出无数优秀学者：研究诸子群经之王瑗仲（蘧常）、研究诗词骈文之钱仲联（萼孙）、研究古文字之唐兰、研究考古学之吴其昌、研究经学之毕寿颐、研究两汉书之蒋庭曜、研究楚辞之蒋天枢、《星预诗钞》之作者朱星预、史学家魏建猷、研究唐诗之马茂元、研究诗文评述与古籍整理之周振甫、研究文史及图书馆学之鲍正鹄、研究红学之冯其庸、研究近代史与经学史之汤志钧……群星灿烂，驰名中外。（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

当年，北大的学术之门是向任何一个愿意进来的人开放的，真正当得起“国立”二字。只要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查问你是否北大学生，更不会收你几块钱一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教授上课，都不会盘查你的来历，都不怕你折他的台。你一个“偷听生”，不但可以听，且听完可以马上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写出长篇大论反驳他。他不会拒收，一定老老实实带回去，仔细阅读不止一遍，下次上课时返回他的意见。假如他欣赏你的看法，一定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表扬你。北大欢迎所有“肯思想”的，不管你是“正取生”，还是“偷听生”。（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五、一流不是“西化”化出来的

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很清苦。为避日机轰炸，他们散居各处，每天到校上课，来回至少要步行二十里，石子路上，皮鞋不几天就要打掌。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一家四五口，吃的只是豆芽菜煮豆腐。上课时还需用心听警报，闻响即得外奔，闹得几乎无法上课。然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却培养出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

“大师”就那么难吗？“一流”就那么难吗？小小的无锡国专，就能出“大师”，就能成“一流”，不需要用钱去砸，也不需要把它提成副部级。“大师”其实很简单，“一流”其实很简单。

遥想大学当年，那里似乎有一条“到一流之路”，用“心灵”修成的一条路，用“精神”修成的一条路。这是一条“旧式的到一流之路”。

现在我们也在修一条“到一流之路”，用“金钱”在修，用“物质”在修。这是一条“新式的到一流之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号称用十年时间，建成一批“国际名校”，其中包括“若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百名左右中国高校“掌门人”，于是准备远赴日、美、英、澳诸国，展开“海外取经”之旅。（李婵：《中国如何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北京青年报》2010年6月7日C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