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文魁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5年。在这不平凡的35年里，中国发生了高增长奇迹，经济和社会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变化是积极有益的，另一方面，变化也意味着挑战。在改革开放35年之际，认真审视这些挑战很有必要。研究前沿距离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察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某一个时段采取合时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是有帮助的，而当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时，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重构就很有必要。尤为重要的是，促进起飞的政策和制度在发挥预期威力的同时，也会带来非预期的副产品，对副产品的处理是发展征途上一项无可回避的挑战。如何处理这些副产品以保持发展态势的持续，必须适时进入决策者的议程。其中一项副产品是，垄断和寡头力量不断积聚，而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受到压制，甚至政府监管被俘获，这会蚕食持续增长和社会安定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意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呼吁进一步改革以应对挑战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并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改革筹划。现在，三中全会已经落幕，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将改革的范围向更广的领域延伸。我认为，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是行事的时候了。

经济起飞的东北亚版本和东南亚版本

垄断和寡头与经济租联系在一起。不过，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于垄断和寡头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快速推进的情境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创新、差异化、起始阶段规模经济之外的经济租是有害的。现实观察能给人更有价值的启示，二战之后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起飞过程，但是，在处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方面却大异其趣，发展结局也因此存在天渊之别。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东亚国家有着政府强势、人民勤劳的共性，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里却出现了令经济学家们讨论不休的巨大分野。

东北亚的典型经济体是日本和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深受日本的影响也算是带有东北亚印记的经济体。日本开始经济起飞很早，在二战前工业就有相当好的基础。在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财阀体系形成，三井、三菱、安田等十大财阀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并且与政治体系结成了紧密而不透明的关系。在麦克阿瑟管制时期，财阀遭到解散。尽管一些财阀的核心企业后来又以新的方式结成了企业集团，但是，财阀时期那种窒息经济和社会的垄断控制体系得到了有效的纠正，《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法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复活，日本经济得以再现二三十年的景气奇迹。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的低迷有许多原因，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中，但是，日本前十家大企业在过去20年更替率之低,还有更多企业的“僵尸化”，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现在，为了恢复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日本正在筹划推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促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促进自由竞争和鼓励创业，让那些“平民化”的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经济资源和获得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