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威权主义人格的进一步研究还在进行中。兰伯特、巴勒斯和阮（Lambert，Burroughs & Nguyen，1999）使用阿尔特迈耶的RWA量表考察了威权主义、对于公正世界的信念和对于危险的知觉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人们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善有善报），高度威权主义者会认为危险是低的。低度威权主义者并没有同样的知觉。在第7章中，我们探讨对种族态度和右翼威权主义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塔姆、梁和赵（Tam，Leung & Chiu，2008）发现，当在威权主义上得分高的人更加“留心”或者关注信息的时候，他们对犯罪行为的反应更加具有惩罚性，这和某种普遍的假设相反；而这种假设就是，当个人对于信息更加关注时，他们会变得更不具有惩罚倾向。相反情况对于威权主义者也是正确的。

阿尔特迈耶认为，有几种政治态度同他的3种重要的威权主义态度丛相互关联，比如，反闪族主义和对于外国人的敌意。然而，其他人，比如莱登（Raden，1999）认为，这种态度丛的形成受到了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影响。莱登发现，随着20世纪的进展，反闪族主义同威权主义人格之间的关联性可能会逐渐递减。马丁（2001）也对阿尔特迈耶的工作进行了评论，并且认为，尽管他避免了阿多诺等人的F量表的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把威权主义视为一种连续体，没有比较高分者和低分者的行为，而是固守于对高分者行为的考察25。此外，他没有充分解释墨守成规为什么是威权主义的一种表现，而是使用了程度上有差别的证据（即在一些问题条目中同高分者回答一致的一些低分者和同低分者回答一致的一些高分者）来证明一种清晰的、相互不同的、典型的差别。

我们在本章开始时已经提到过，政治心理学中的个人与领导研究具有相当的折中性，因为它们不仅从心理学人格概念中吸取养分，也从其他领域中吸取营养。最终，学者们建构了被用于分析政治领导者的一些分析框架（但是，许多框架也可以被用于考察普通公民）。下面，我们对这样的一些框架提供一种概述，并且为它们在政治领导者中的运用列举一些例子。对于政治领导者，我们将在第5章进行更有深度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