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对于领导或者政治领导者的管理风格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分析框架。关于此类研究，有大量的文献。下面，我们介绍几种被用来研究政治领导者的框架：由巴伯（Barber）完成的总统性格框架（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framework）、几种特性评估路径，以及活动准则（operational code）研究。在政治心理学中，对于政治领导者的研究也不存在共有的、普遍接受的实证路径。相反，关于这个主题，已经形成一种广阔的、方法多样的、跨学科的文献；它可以接受混合的研究路径，这样的研究路径从多个源头中借用了个别的概念或者变量。结果，在同一次分析中，可以被心理学家很快地认定为以人格为基础的变量（不管是弗洛伊德式的概念、威权主义测量，或者像权力需要、自我信心、对于他人的怀疑这样的个人特质等）通常明显地同不以人格为基础的变量（个体的第一次政治成功、社会化经验、先前的政策经验，或者作为活动准则的信念体系）结合在了一起。因为，在政治心理学中，研究个体变量影响政治领导者行为的文献是在一种长期的选择过程中形成的，由政治学家借鉴于范围广泛的（关于人格、认知、群体等的）心理学文献。所以，在政治心理学中，实际上不可能在人格与政治领导之间画出鲜明的、清晰的界线。就像外科医生在分开连体婴儿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政治心理学中的这两种研究传统由于共享了太多共同的成分，所以难以被分离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主体。当许多研究人格与政治的路径，以及许多研究政治领导的路径在本章中得到审视的时候，这种现状会变得更为明显。有一些以人格为基础的研究既被用于领导者，也被用于普通人，比如威权主义人格研究。下面，我们对几种理论与框架进行概述，这些理论与框架集中于个体特性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以特质为基础的研究[*1]

总统的性格

巴伯的《总统的性格》（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1972）一书使用了心理传记研究来解释现代总统的人格、风格和“性格”。巴伯的心理传记方法避免了心理分析研究对于弗洛伊德式概念（伊底、自我和超我）的聚焦，而是寻找领导者早期生活或者政治生涯中的一些模式，这些模式通过一种社会化过程创造出了我们所看到的当权者的人格、风格与领导模式。而且26，巴伯认为，在研究人格时，不应该把它视为一套特有的特质、对于单个的总统而言是独立无二的；不应该认为，在这套特质中，某些总统拥有某种特质而其他总统则没有。相反，他认为，人格是一种“关于倾向的事物”（matter of tendency）（p 7），在这些倾向中，侵略性、独立或者顺从这样的特质被所有的总统所拥有，只是在量上和组合上有所不同。这样，总统人格的组成部分（性格、世界观和风格）可以被组织起来，被完全装进一种“根据心理学术语可以得到理解的动力包（dynamic package）中”（p 6）。风格反映了一位总统在履行他的三种政治角色［修辞（rhetoric）、个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和副业（homework）］时的习惯方式，而世界观由领导者主要的、具有政治相关性的信念组成，这些信念涉及社会因果关系、人性和时代的主要道德冲突等（Barber，1972）。最后，性格被视为一位总统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和他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他对于自尊和自我评价标准的认识，这些标准有成就和感情）进行自我定位的方式（Barber，1972）。为了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巴伯使用了一种心理传记路径，追踪了构成某些总统的人格（性格、世界观和风格）的三种模式的社会发展——从其早年生活一直到他们特别重要的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成功。这种第一次的独立成功确定了随后的模式，给予领导者一种成功行动的模板和积极反馈，他们会对此加以模仿，并且在随后的全部生涯中努力地加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