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类型学在性质上只具有一般性，仅仅考察了和总统风格相关的两种可能维度，并且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成分。无疑，人们可以对巴伯模型的准确性或有用性提出异议，特别是考虑到，它基本上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乔治?H?W?布什和克林顿都放置到积极—肯定范畴中，而罗纳德?里根、沃伦?哈丁和威廉?塔夫脱和乔治?W?布什被归入消极—肯定类型中。考虑到在如此多样的总统之间只是指出了这样小的差别，如果政治心理技术要提供一种更为细微的对于领导者的描绘，那么，对于许多领导者分析家来说，明显需要一种更相关的、更细微的方法(Hermann & Preston，1994，1998；Preston，2001；Winter et al ，1991)。

埃瑟里奇（Etheredge，1978）在对20世纪的美国总统和外交政策顾问的一项研究中，考虑了其他的特质。他注意到，一些特质，比如支配（dominance）、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自尊和内向—外向，在塑造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和政策偏好时具有重要性。在支配测量中得分高的美国领导者往往喜欢使用武力解决同苏联的争端，而不喜欢使用调停与裁军。另外，在内向测量中得分高的领导者往往反对合作，而外向的领导者一般支持同苏联的合作与谈判。这些结果以埃瑟里奇（1978）更早的研究报告为基础，这项研究涉及200多位男性的美国外交事务官员、军官和国内事务专家。在这些人中间，在支配和竞争特质上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倡导使用武力并且把苏联视为威胁，而在人际信任和自尊上得分高的人往往对于苏联持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并且反对使用武力（Winter，2003）。将特质用于有关政治领导者的其他重要研究，是28由温特劳布（Weintraub，1981，1986，1989）和赫尔曼（Hermann，1984，1987，1988）做出的。前者研究了总统对于记者招待会的反应，后者研究了世界各国领导者的外交政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