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始终处在大量信息的轰炸之下。他们不能够关注所有的信息，所以头脑开发出了一些技术，可以判断什么信息是重要的和相关的，什么信息可以被忽略。心理学中有几种理论涉及信息处理模式，并解释了人们在关注与解释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不同倾向。在心理学中，聚焦于人们如何判断与评价他人的一种理论观点是归因理论。最早的归因理论家之一是海德（Heider，1958）、琼斯与戴维斯（Jones & Davis，1965）、凯莱（Kelley，1967）和韦纳（Weiner，1986）。归因理论家对于信息处理也有一些洞见。他们认为，人们处理信息时，就好像他们是“天真的科学家”；意思是说，他们在他人的行为中寻找原因，就像科学家寻找某种疾病的原因一样。然而，人们常常不能够正确地使用科学方法，他们在对他人行为原因的探求中往往会犯下一些错误。归因理论家认为，人们会使用启发法（heuristics），这是在处理有关他人的信息时的心理捷径。最为重要的启发法之一是获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根据这种方法，人们预测某种现象的可能性的基础是，人们是否能够容易地想到和它有关的情况与案例（Tversky & Kahneman，1982）。比如，在评价一个政治学班级中A成绩的分布时，所依靠的基础是，你会想到上一年这个班级中有多少人得到了A成绩。

可想象性（imaginability）是获得性启发的另一个方面。作为一种倾向，可想象性指的是，回想起某些似是而非的信息，而对于实际可能性不给予任何关注。结果是，个人构想出一系列可能的行为，根据就是他们有能力想象出这些行为是否会发生。更具体而言：

在对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时，可想象性扮演着一种重要的角色。比如，一次充满危险的探险是否具有风险，对此加以评估的依据是：通过想象确定这次探险是否有一些不能够处理的意外事件。如果40许多这样的困难得到了生动的描绘，那么，这次探险就显得特别的危险，尽管灾难易于想象并不必然反映这些灾难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一项活动中的某些可能的危险难以想象到，或者不会想象到，那么，它的风险就可能被低估。（Tversky & Kahneman，1982：1213）

由于某种事物的实例具有获得性（availability），也会出现偏见，因此，“如果某类事物的数量是通过它的实例的获得性来判断的，那么，如果有另一类事物和它具有同等的发生率，但是其实例同它的实例相比不太容易想起来，而它的实例更容易想起来，它的数量就会显得更多”（Tversky & Kahneman，1982：11）。这种偏见也通过一项实验得到了证实，该实验使用了一些男性与女性名人的列表。个人被要求回答，一张知名人物的列表包括的男性是否多于女性。如果这张列表上的男性比女性更有名气，他们的回答就是肯定的，反之亦然（Tversky & Kahneman，1982）。即使男性与女性数目是同等的，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熟悉性（familiarity）的增加使得男性的名字更容易获得，从而产生偏见。突出性（salience）也具有影响力。如果你刚刚看完一个有关当地住房火灾的新节目，你就会相信，你自己的住房着火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是另一个常见的例子。这是一种或然性判断。比如，人们可以先评估一个人的特性，然后再估计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拥有一种特定职业（Fiske & Taylor，1991）。例如，医疗专业人士通常被发现带着听诊器。如果你发现某人带着听诊器，那么，你会假定，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位医疗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