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音高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什物，并表示这里的一切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不过没有搜他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这件事，经西方报纸、电台加以渲染，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些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听闻后，立即变得提心吊胆，担心安全没有保障。可是过了数天，不但没再发生进入外国使馆之事，且看到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态度和蔼，不拿老百姓东西，还有为居民做好事的，这一风波才渐渐过去了。

司徒雷登经验老到，根据共军占据天津、北平的做法，在南京也会是一样，不承认他这个美国驻华使馆与他这个驻华大使，只将他作“普通侨民”看待。他当然不会甘心，他先是想借“入宅”之事顺藤摸瓜，同中共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当时，他通过了口头及书面形式向南京市军管会提出抗议。

当美国使馆的抗议照会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当局以两国无外交关系为理由，把其照会退了回去，并根据中央指示向其宣布：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人民政府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但在军管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之中外人员住宅进行检查和盘问。

司徒雷登碰了一个钉子，但跟中共进行接触的心思仍很强烈，因而对“入宅”之事也不再纠缠。英、法等国的大使见受到中共当局冷落也很为焦急，每两三天就要找司徒雷登会晤一次。英国大使斯蒂文要比司徒雷登更多了一层担心，极为忧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上海后，会直取广州而威胁香港，因而也更想摸中共的底牌。

在解放军刚进南京城的头几天，司徒雷登经过“入宅”事件后，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待在使馆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觉得自己负有“特殊使命”，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军管会接管南京以后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他四处联络想通过在华的老关系探听中共的外交底牌。

他十分急于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他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中说：“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听从事实的地方当局代表所做的安排和指点。”

尽管解放军曾在入城第二天进入他的住宅，但他经过几天观察，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贪婪相比，他不能不有所感慨，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顿生畏意。

在他感到一筹莫展、无可奈何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外面回来，给他带来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遣黄华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主任，说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国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他感到兴奋的是，他知道，黄华是他从前在燕京大学时经济系的学生，而且还和傅泾波是同班同学。他早就听去过延安的美国军官与记者说起，在延安受到了黄华的接待。他高兴地对傅泾波说：“你看，机会来了嘛！要是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傅泾波说：“依我看，黄华也会像龚澎一样，能通到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那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