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例子是孟子跟梁惠王的对话。孟子去找梁惠王，也是要说服他把国家管理好。孟子以什么为切入点呢？孟子问：“大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剑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也不傻，说：“这能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既然两者没什么不同，那么请问大王，用刀剑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呢？”他把这个逻辑建立起来了，梁惠王也只能回答：“那没什么不同。”孟子接下来就直接教训梁惠王：“国王，您的厨房里现在挂满了那种皮薄膘厚的肥肉，您的马厩里有健壮的马，可是您的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满了他们的尸体，这等于是居高位的人，驱赶野兽来吃人啊。”就是说，您是国王，却不施行仁政，驱赶一群野兽来吃人。看到两只野兽自相残杀，人都感觉到恶心，都不愿意看，何况做百姓父母官的，居然驱赶野兽出来吃人，您怎么能够做百姓的父母官呢？

大家看，这就是孟子和两位国王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在《孟子》里比比皆是，多么的机智，多么的雄辩，多么的仁厚，又是多么的无奈！

《中庸》原来只是一篇三千多字的小文章，但是宋朝大儒朱熹却把它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变成了单独的一部书，并且把它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那么“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现代人还应该不应该提倡“中庸之道”呢？

我们讲了“四书”里的前两部，一部《论语》，一部《孟子》。那么，“四书”里的其他两部《大学》和《中庸》，它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两部书，我们在以前多少都涉及过，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换一个角度去讲述了。《三字经》首先讲的是《中庸》：“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这十二个字的内容含量很大，解释起来也很困难，里边有许多东西需要加以说明。《中庸》的作者是谁？《三字经》很明确地说了，是子思写的。子思，孔子的孙子，儒家代表人物。其实，在孔夫子去世以后，儒家有八个主要的派别，子思这一脉的儒家就是八派当中的一派，现在看来还是相当重要的一派。《中庸》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儒家典籍里边，理论层次最高，理论色彩最为浓厚。

大家也许会问，能不能用尽量浅显、明白的语言，来说一说《中庸》究竟在理论上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有什么特别的贡献？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三字经》的六个字来讲：“中不偏，庸不易。”“中不偏”还比较好讲，就是讲处世、做事，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一种比较持中的态度来处世，来做事。“庸不易”就不那么好讲了，历来的解释有两种，这两种解释多少有点儿差距。一种解释是，“庸”是指经常、永不变化、持久、永恒的意思。如果按照这种解释，“中不偏，庸不易”，就是讲不走极端这种德行，这种品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恒的。另一种解释是，“庸”是庸常之意，用我们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如此看来，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宋朝的理学大儒程颐曾经说过：“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那么，《三字经》的这两句很有可能是从程颐的话里面总结出来的。我认为，大概是前一种解释比较稳妥一点儿。换句话说，处世做事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乃是永恒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