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以后久美总问老师，叔叔车刚什么时候来啊？可不可以让他送一张照片给我啊？后来车刚把他的照片送来给他，他欢喜地在脸颊上贴了很长时间，然后捧在胸前到处跟人说，看，这是我，这上面是久美。

我给久美剪指甲时，一个叫顿珠的孩子反复拿着我的相机贴着眼睛看，看见了我们，高兴得直笑。我就教他按快门，他按了下去，照片上有大半个我，小半个久美。我没舍得删，还在电脑里存着。

在后院，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一直拖着板凳在那儿独自玩耍。原来他这就是目前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尼玛平错，3岁。刚来不久。显然他还没能融入这个集体里，我走过去想和他说话，更想抱抱他，他一抬手，扬了我一把土。看来对所处的环境还缺乏信任和安全感。我只好远远看着他了。

那些大孩子们已经很熟了，打打闹闹的，但很友好。毕竟看不见，磕磕碰碰的事难免发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子额头上贴着创可贴。

女孩子则斯文多了，也不往我们跟前凑。有两个女孩子自己摸索着在洗头。还有几个躲在屋子里说话。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学校的创办者，萨帕瑞娅和保罗。据工作人员说，夫妻俩利用五一假期到日喀则去了，那里有他们刚刚创办的农场，也是为这些盲童办的。一是为了有些收入，二是为了这些孩子将来离开学校后，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适应他们生活的环境。

我只好拍了一张萨帕瑞娅和保罗的照片。

萨帕瑞娅将自己来西藏的经历写了一本书：《我的道路通往西藏》。在德国很畅销。但至今没有中文版。不知何故。我想要一本拿回内地找出版社联系看看。可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有多的。

我们在学校呆了两个小时，车刚建议我们去盲人诊所看看。萨帕瑞娅和保罗为了让孩子们能自食其力，还办了一所盲人按摩所，目前已经有5个学生成为按摩师，在那里工作了。我们来到北京中路四巷的一所藏式楼房里，看到了盲人按摩所。一进门，车刚就把一个女孩子拥进怀里，说，我知道你妈妈去世了，我刚去你家看过爸爸和哥哥。话未说完，车刚和那个女孩子都哭了，背对我们向隅而泣。

后来车刚给我们介绍，女孩子叫吉拉，吉拉11岁到盲童学校学习，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起，她家很不幸，三个孩子失明。学习5年后，两个哥哥回去了，一个在家种地，一个在当地旅馆当翻译。吉拉留了下来，她聪明努力，身体也好。（去年曾跟随一个盲人登山队登珠峰，爬上了海拔7千米的北奥。）现在她是诊所的骨干。今年秋天萨帕瑞娅要送她去英国学习，学成归来后，将负责诊所项目。吉拉的母亲前不久病故。车刚去她家乡拍照时，专门去看望了吉拉的哥哥和父亲。

说话间，来了两位顾客，是两个白发苍苍的外国妇女，吉拉马上去招呼她们。与她们用英语交谈。我真为吉拉感到高兴。

走出诊所，已经是下午5点了。阳光依然很热烈。那一刻，我的心情如这阳光一样，没有一点阴影。我忽然想起，光顾着给孩子们拍照，忘了与孩子们合影。

不过不要紧，所有的孩子都已留在我心里了，达娃，顿珠，丹增仓决，班丹久美，尼玛平错，还有吉拉。我一定会再去看他们的。

作为女性，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萨帕瑞娅的敬意和钦佩，我想我做是不到像她那样无私奉献的，也许可以做一些，但让我放弃一切到这里来工作，我承认我做不到。

作为母亲，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这些盲孩子们的爱，我为他们心痛，为他们难过。也为他们感到幸运。可我做不了他们的母亲。

作为一个卑微的普通人，我只有用捐钱的方式安抚自己的良心。

工作人员让我留言，我只写了四个字：祝福你们。

离开拉萨的第二天，我收到车刚的短信，他说萨帕瑞娅和保罗回到学校了，他们让他代向我们致谢。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我们之间，应该致谢的永远是我，或者说，是我们所有愧疚的中国人。

2005年5月10日，拉萨归来第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