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眼睛的观察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培根强调：不能用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研究或干涉自然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

在培根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就是卢梭。培根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批判对象，卢梭则以人文学者和启蒙主义为批判对象，卢梭尖锐地揭示出启蒙思想中的幻想和神学因素，当然，也就是因为这种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卢梭把同时代的启蒙者全都得罪遍了。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在欧洲，虽说上帝的权威被动摇了，但这不过是以无形的法则和观念代替了有形的神，不过是将神学的统治转变为形而上学的统治，而迷信依旧。

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这篇文章，来阐述卢梭的观点。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卢梭10岁的时候，钟表匠老爹也因为斗殴伤人而“跑路”了，他从此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饭吃，怎么办？只好去学手艺，日内瓦城里的各种手艺他几乎尝试了一遍，而工匠师傅们对他的评价则基本相同：这个孩子蠢得活像一头驴。

卢梭其实一点也不蠢，像一切天才那样，他这株奇葩只不过是开花比较晚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学的那些手艺，后来几乎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抄乐谱。卢梭一辈子全靠抄乐谱为生，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当卢梭成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明星之后，还是靠抄乐谱混饭吃，多少达官贵人、名媛淑女，就是为了一睹大思想家卢梭的风采，特意跑去请他抄乐谱。卢梭秉承了工匠世家的职业伦理，保质保量，一丝不苟。到了晚年，卢梭抄乐谱的手工费非常高，当然，他抄的乐谱也极其精美。卢梭一生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但是，当伟大天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大家对他却完全失去了耐心，而卢梭本人更是对学手艺这件事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被逼无奈，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钱管饭的，那就是天主教“圣灵收容院”。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加尔文教徒），如果想重新归化天主教，就有一个“灵魂培训班”等着他，去上这个“思想学习班”，到那儿反省，就会得到钱。这样，他为了吃饭，就这样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不得不把“灵魂”给出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