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会面对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工厂也全都会遇到。”我们引入的各种管理制度和劳动实践在本地化后总是摆脱不了“中国特色”。当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廉价劳动力毫不意外地成为吸引外资、增加出口、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劳资冲突时,大规模集中的劳动力因为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偏向性而无法有效发挥集体议价能力,却由于自身相对资本的过剩而削弱了重要性与话语权。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化”这个几乎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抵抗的概念,却隐含着在地位与权力上不完全平等的阶序层级：现代化总是“在别处”的,它意味着要努力变得与其他现代的地区、社群、制度或者国家一样。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对速度的热望与崇拜联系起来,就像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在《未来主义的创立与宣言》中对现代机器文明的赞颂那样：“我们已经创造了无处不在的、永不停息的速度。”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PunNgai）所记录的16位打工妹的口述故事中,有位打工妹在一家工厂做了两年,天天加班,自己每天在日记里只写着“很累很累”。而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里,潘毅更是进一步写道：“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个人必须将‘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观念放在其核心。就这样,生命本身被时间异化,变成了一股由支离破碎的时间所汇成的流。工作日的每分每秒,都被工人们勉强而持续地热情粉饰着。”“粉饰”二字,正正道出了这个时代承载与错过的一切。

工会组织与集体行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Burawoy）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提出了“同意”的概念,认为劳资双方的利益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安排与运作得以调和,因为集体协商是资本与劳动的代表者——亦即管理层与工会——之间共同利益的制度性产物；劳动者对掌控他们的资本制度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的顺从”,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就在于“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在稍后的《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一整套官僚制度,完全控制了生产的资源配置与劳动组织,生产过程中工人的“集体自我管理”仅仅作为一种理想构型而出现。

不少学者都指出,在威权主义管治下的国家,社会组织既拥有政治动员能力、有可能对现政权形成挑战,又拥有为特定人群提供社会经济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能力、有可能根据执政者要求辅助现政权。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在新的产业关系中具有双重的机构认同,而“全总”的官方性与垄断性又让自己的双重属性演变为工会的双重角色：既是具有排他性的工人代表权、参与咨询和政策制定的工人组织,又是被执政党认可的具有引导、维稳、监控等职能的国家工具,官方工会更多地扮演着“党的政治助手”而非“劳工经济利益代表”的角色。在现实中,执政党采取“分类治理”“分类控制”的方法,允许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存在与活动,但是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提出“工会组织要警惕搞‘团结工会’或另一种政治团体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