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曾抱以很大幻想的齐宣王，有过一段苦口婆心的长篇游说，其中有“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就很可能铤而走险；等老百姓犯了事，你们动用国家机器来处罚，这就是罔民。罔，朱熹《孟子集注》解释为：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也就是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中犯事，然后，又在不明就里中给收拾了。

有人看到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就以为孟子只讲大道理，不讲钱。其实，孟子不但讲利，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套一套的，深谙“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孟子·尽心下》）的道理。孟子的意思，是让那些最高官僚们，成天少惦记着些银两，多想点怎么能给老百姓办点人事。至于对平头百姓，孟子倒是时常不忘他们口袋里是否还剩了一块两毛五。

自经界始，这是孟子劝滕文公搞“井田制”用的词，那事后来没搞成，于是我把它搬到这里来，以此说明孟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初始建设。

知识分子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这里说的是狭义，也就是爱德华·W.萨义德所界定，或者说，所期许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比大熊猫更为珍罕的生物。

秦汉以后，两千年中华文明史，我们能见到的，是一种所谓士子，或士大夫的东西，这种东西原本是体制内的产物。（本人在《孔子打劫打劫了儒者，儒者打劫了中华文化》一文中写到过它的生成与衍变，也就是士与官的关系）当早先所谓的士，从体制框架的子宫内壁上脱落，孤悬在外，中国最古老知识分子的萌芽，也就开始了。

这种萌芽，极其缓慢，极富中国特色。孟子以前（现今依然）的最大特色，就是要重新挤回到体制子宫中去。孔子是其突出代表，老庄们则做了旁观者，并最终选择了放弃。至于另一些，比如稷下学宫那些“不治而议”，他们的言行，缺乏足够的历史代表性，简单说，就是我们不清楚他们干过些什么。

只有孟子，性格锐利、强悍，在现实生活面前，无奈地且战且退，一步步后撤的同时，爆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声尖厉、刺耳的呐喊！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地，竖立了原始的木栅栏。

1.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

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文的自觉、人的自觉，孟子，无意中触及知识分子的自觉。《孟子·万章上》，借口伊尹，说了这么一段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知识分子为民众的先觉先导，即使在今天，也并非大言不惭的夸口，孟子时代，就更是知识分子天职意识的珍贵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