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性如贼，防官之心，甚于防贼。

韩非死后两千年，获得了一项追赠性头衔：中国专制主义思想的教父。

这是一个非正非邪、亦正亦邪的头衔。

打那之后，谈中国专制，就会说到韩非；说韩非，就得谈到专制。就好比说儒就孔，说孔就儒一样。

因此，现在我们谈韩非，谈韩非之死，就非得“途经”专制。而要讲专制——韩非的专制——得从官场，从先秦时的官场说起。

官在中国，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中国思想史上，对官，对官场，说过这么多，说得这么深，说得这么有用的，韩非之外，别无他人。韩非用战国兴起的铁器深耕法（《吕氏春秋》的介绍是：“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把发育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官场，第一次捅了个底朝天。让人直观无碍——而不是像《周礼》或《汉书·百官公卿表》那样妆容整肃——看到了它的底细和模样。

这模样是有点吓人。

韩非一生的思想焦点，尽在于此。

这里要略作解释的是，官，在此是个总称代词。它包括带有私人性质的臣、侧重职位的官，和属于具体办事人员的吏——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时期，这三者之间往往互有交叉，分界并不十分清晰——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林林总总、不太常见，但多少都带有一点公权性质的名称。

《韩非子》全书五十五篇，百分之九十五的内容与官有关。超过三分之二的篇章，题旨即在于官。如果把韩非书中语涉官和官场的文字全部去掉，剩下的，只有《解老》、《喻老》和《说林》、《储说》中关于人性的叙述。就是这些，也不能说全然与官无关。

韩非的这种官（官场）嗜好，既跟他的出身、身份有关，更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根据现有史料，中国官场第一次有据可考的“大兴土木”，应该从周公摄政算起。那是中国官场打地基和框架的阶段，在性质上属于古典原生态（完善型）时期。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兴起和渐入绝境相映照，相陪伴，相背道而驰，一个具有近代——或直接干脆说现代也未尝不可——性质的新型职业官僚市场，迅速膨胀，并得到快速扩张。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从权力角度看，是一个各成区域、分化不明的二元结构状态，即所谓“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弟子”（《左传·桓公二年》）。在这样一种“皆有等衰”（同上）的政治架构中，突显的是天子（领主）与臣民的二元相对关系，处于中间的结构层（权力代理，或曰中介层）是无足轻重的，尚未形成具有独立意义的存在（虽然巫、史等人具有某些特殊性的地位和作用，但和后起的官僚体系相比，则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到春秋入战国，一个以流动性、职业化为标志的中间阶层勃然兴起。以往以血缘世袭为纽带的古典官场，被以能力（聘请、任命）为主轴的新型职业官场替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打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个新型官场，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初次出现的网络、超女、蓝牙和MP3。而从其重要性而言，这个新生事物，就像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体制改革，或改革本身。换言之，它是新鲜的又是重要的。

韩非，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对这个既新鲜，又重要的事物，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