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定法》）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时越两千年，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该说谎的照说谎，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热闹，越说越有水准；不该沉默的一直在沉默，沉默已成为他们终生的通行证。

5.破群散党

党在先秦，不是个生僻词。朱熹《论语集注·述而》有注曰：“相助匿非曰党。”相助匿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相包庇。朱熹这个解释，其实有点偏。党的词义（词性？）至少在先秦时，实际是半贬义，半中性的——应该还稍许带点弱褒义——但主体倾向于贬义，所以《论语·述而》才有：“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这是陈司败对于孔子的质疑，而孔子也很诚恳、诚实地承认：“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党的这种偏私性、非正当性，和危险性，在韩非的著述里凸显得倍加强烈，成为韩非专制之途的主要“拦路虎”之一。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法），行私术，比周以相为。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与众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有度》）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爱臣》）

故内搆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

《奸劫弑臣》有段文字，更是将大臣、官员为何要结党营私，走上层路线，搞帮派，结人脉网，公权私化，凡事入私门，以敷衍、马虎心态对待公职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宝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矣。”

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精准得一塌糊涂！看来确实是给黑格尔说中了，两千多年，的确是没有变化。顺便说一句，“以足搔顶”，这是整本《韩非子》中，唯一可见的幽默语。难得，也够形象。

结党成群，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亡征》之中有数条，指私党成群，皆可致亡国败君），严禁、破散、清除党群，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穷追猛打、狠叮猛咬之处。

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

作斗以散朋党。（《八经》）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顺带说一句，破群散党，在先秦时期，并非是韩非个人，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共识，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不仅如此，或许完全是意外，破群散党，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甚至，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如甲申三百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字样，此亦源头之一。

现在，好归拢一下韩非的专制在官不在民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