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老家在九岭山脉深处，属于鄱阳湖流域赣江水系锦江河系的上游。

1973年的大洪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时我才七八岁，河流平日很驯服，人也能直接蹚过河去。连日暴雨，似乎天塌下来了，只见水漫过了堤岸，浸没了农田。上游一栋栋的木屋架被滔滔洪水卷走。大水汤汤中，还有竹、木、猪、牛，各种家什儿，甚至棺材都逐流而下……我站在高处，像看一场电影似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洪水退后，上游的人便到下游寻找被洪水卷走的人，我们村的河洲上就躺着一具女尸……

可以说，洪水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大河涨水小河满。我家住在赣西宜丰县一个山区乡村，因属于江河的上游水系，我所见到的河流自然是小河。大河涨水小河满——现在小河满了，可想而知，大河的水位有多高；大河满，则是大江大湖涨水的缘故。由此知道，那年的鄱阳湖、长江同样满满当当。

洪水猛兽，不是一句空话。人类所应对的各种自然灾害，综合来看，洪水是排在第一位的。1973年的洪水是江西全省性大暴雨引起的。这次大雨，从三月底开始，延续到七月上旬。暴雨过程强度大，历时长，分布广，为解放后所罕见。赣江、抚河、信河、乐安河水位迅速上涨，洪水来势汹汹，全省各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南昌县水利志》记载了触目惊心的灾害状况：先后溃决大小圩堤十二座，洪涝面积七十五万多亩，水稻绝收面积四十四万余亩，粮食减产三亿多斤，受灾人口五十八万余人，死七十一人，倒房屋一万余间，冲毁水利工程一百四十多座，损坏机电排灌设备一百五十五台……南昌一县损失如此，那江西全省的损失可想而知是多么巨大了。

鄱阳湖水系既是长江的支流，也是长江的蓄洪区，长江上游涨水，必然导致鄱阳湖水位上升。在洪水这个问题上，长江与鄱阳湖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历史上的洪灾无数，除了尧、舜、禹时代外，长江洪灾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汉代。据《汉书·高后纪》载：汉高后吕雉三年(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仅五年时间，又发生第二场洪灾，“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这次洪水，受灾面更广。要知道，汉初人口并不繁盛，以豫章郡为例，人口仅有三十五万余人。因此《汉书》记录的灾情是相当严重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演变为政治中心，加上“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北方动乱，北方人口拥入南方。大量人口的拥入，必然围湖造田，抢占原先江湖占据的土地，使其蓄洪功能减弱，加上住房和城市建设需要营造大量的土木工程，损毁森林现象日益严重，致使洪水加剧。如彭蠡湖的消失、浔阳江主泓道南移、鄡阳与海昏城的沉没等现象都与此有关。

隋、唐、宋时期，北方人口继续南迁，江滩、湖塘、山地的开发，势必使湖泊缩小，林地减少，洪灾的密度也随之增加。史籍记载的洪水达十四次之多，其中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长江流域发生过特大洪水。有好事者在洪水高程留下石刻记录，如四川忠县长江岸边石壁上就有这样的记录：“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水泛涨。”现代人据此记录换算后得出结论，南宋时期的这两次特大洪水均大大超过1998年大洪水的洪峰流量。

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是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与之俱来的是洪水灾害的频率加快。从1788年至1870年，不足百年时间，发生过三次特大洪灾：1788年、1860年和1870年，尤其是后两次，间隔时间仅为十年——这期间是鸦片战争后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更大，因此灾害更为频繁。

1860年，长江流域普降大雨。一般洪水发生在七八两月，而这年11月13日至12月11日还出现罕见的后期洪水，尤其江西、安徽更为严重；1870年，长江流域又连降大雨，这次洪峰流量达到了历史最高。这是迄今已知八百多年来最大的洪水，灾情的严重性可想而知。湖北、湖南、安徽竟成泽国，江西鄱阳湖水位猛涨，漫及全省。

历史的车轮辗入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愈演愈烈，达到了三年两遇的境地。1931年至1949年十八年间，较大洪水就达五次之多。我们来看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全域性洪灾，即1931年大洪水的灾情——

1931年是中国南北普遍遭受洪涝的灾难年，当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都发生特大洪水。受灾范围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这次水灾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且绝对是20世纪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受灾人口达二千八百五十万人。长江流域沿江堤防多处溃决，洪灾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省，其泄洪区的死亡人数达十四点五万人。就全国而言，水灾后因饥饿、瘟疫等因素死亡的人数估计在四十万到四百万之间。这次洪灾的损失，以银圆来计算，相当于十三点八亿元。这一年也是中国政治的灾难年：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爆发“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真正是内忧外患，中国由此进入民国时期最黑暗时代。国势如此，鄱阳湖流域的受灾状况又岂容乐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发生了1954年、1998年两场长江全域性的特大洪水——

1954年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肇始于4月份的鄱阳湖水系普降大雨和暴雨；5月份雨区扩增至长江以南的湖南、安徽南部，雨量均在三百毫米以上，其中鄱阳湖水系在五百毫米以上。长江中下游在警戒水位以上的持续时间为六十九至一百三十五天，为历史罕见。试想，长达半年之久的汛期，一个洪峰又一个洪峰不停歇地向人们的心头压来。

幸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的动员能力是前所未有的。长江中下游参与防汛的指战员近一千万人，遍及五省一市。这些指战员风雨兼程，夜以继日，甚至不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于取得了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保住了重点地区和城市的安全，建立了不世功勋。这次抗洪斗争，为新中国抗洪救灾提供了宝贵经验。1954年大水不论洪峰还是洪量都比1931年大得多，但洪灾损失却减少很多。如果没有广大军民英勇奋战，没有可靠的水情和天气预报作为决策措施的依据，要取得这样的胜利是天方夜谭。

1998年洪水，是仅次于1954年的长江全域性特大洪水。这次洪水，仍然肇始于中游鄱阳湖、洞庭湖水系的连续暴雨，引发主要支流出现最大洪峰流量。此外，这年的梅雨极不正常，出现了“二度梅”的情况，6月11日入梅，7月3日出梅；之后，7月15日又入梅，7月31日再出梅，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这一年，长江流域从6月至8月出现三次持续降水过程。第一次是6月11日至27日，中下游江南大部分地区降雨，以鄱阳湖、洞庭湖水系的江西、湖南、安徽等地为强降雨，降雨量比同期多一倍以上，其中鄱阳湖流域超过两倍多；第二次是7月4日至25日，江西中北部、湖南西北部、长江三峡地区等区域，降雨量比正常年份多五成至两倍不等；第三次是7月末至8月下旬，雨区转入长江上游、清江、汉江流域、四川东部和湖南西北部，降雨量比同期多一倍至五倍。这三次降雨构成了长江全域性大洪水，十多条支流，即鄱阳湖五河、洞庭湖四河以及清江、岷江、嘉陵江等的洪峰流量均超过1954年。

就在8月中旬最高水位出现时，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决堤三十米左右，九江抗洪最惊心动魄的一天到来，全国抗洪进入高潮。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中，江西九江长江干堤和鄱阳湖地区是全国抗洪形势最严峻、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一百多年间，长江共发生洪灾二百一十四次，平均约十年一次，有的朝代洪灾频率达四五年一次。纵观历史，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而与之紧密相关的鄱阳湖呢，洪灾次数竟比长江流域还多。据载，从772年(唐代中期大历七年)始至1999年，长达约一千二百年的时间，鄱阳湖流域发生洪灾二百零七次，其中唐代中后期六次；宋代二十三次；元代十四次；明代四十五次；清代七十次；民国十九次；新中国二十八次。年代越近，洪水越多，这与近代史上人口增长和生态严重破坏有关。

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与洪水搏斗的历史，治水伴随着中国历史。长江与鄱阳湖唇齿相依，长江发大水，鄱阳湖便是当然的大水之年。鄱阳湖发大水，长江中下游也不会轻言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