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初文學之大概

清初文學，上承明代。然明代自王陽明治學、歸震川治文、前後七子治詩之後，其薪火之傳，復何如耶？無論王氏之學，談性命，參禪理，一無實際。歸氏之文，囿於鄉里，但工小品，絶無鉅製。七子之詩，活剥工部，生吞謫仙，一無自然之趣。就其末流以言，弊更滋甚。即舍此數子，外復有何人可以相繼耶？是本源之地薄矣！其所以薄者，聰明才智之士，盡爲制藝試帖所牢籠，目文章爲古文雜作，目學問爲雜學外道，故汩没於代聖立言之八股、翦裁工麗之五言八韻中，而文學遂不可問也。迨明之季，遼事日棘，流寇披猖，海内大擾。有識之士，知時藝之無用，棄而治學，務求實在。於是士習一變，學問一新，而文學亦以之改絃易轍。其究也未救明季之危亡，適開清代之文化。入清之後，故國之念不絶於心，既不願食周粟，遂乃潜心殫慮，治學殁世。故其人則明代之遺民，其實則清代文學開國之元勳也。當是時，湖廣則有王船山，江浙則有顧亭林、黄棃洲，皆曠世所無。而應之者，若太原傅青主、閻百詩，浙東萬氏兄弟，江西魏氏兄弟。其不安於西山薇蕨者，復有若常熟錢牧齋，嘉興吴梅村，河南侯朝宗。以視明代開國之際，僅有劉誠意基、宋學士濂、高青丘啟，寥寥數人，蓋大有間矣。吾故曰：明代之遺民，實清代文學開國之元勳也。

述顧亭林及其他

亭林先生《與友人論學書》曰：“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與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顔子幾于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賢于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虚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虚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張宗祥曰：“亭林先生此書，實在懲宋學末流專講性命、妄立門户，空疏之弊既深，攻訐之習復起；志欲救之以節氣，導之以實學。故一篇之中，反覆諄屬如此。若認爲漢學、宋學，分道揚鑣之宣言，猶淺見也。而予之録此書及兼引顧、王諸先生者，就表而論若與文學無關，實則文學之士非好古多聞不可。倘僅就文求文，此正賊假衣服稗販如來耳，遑有昇天成佛之望耶？故論清初文學，與其歸功於侯、魏諸人純粹文學之士，不如歸功於顧、王諸先生碩學之士。此餘所以斷清初文學必以諸先生爲元勳，而侯、魏反居其次也。自此以下，略紀諸先生大概，以爲後學模範。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世稱亭林先生，江南崑山人。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日知録》三十卷，《杜解補正》三卷。其他有《肈域志》、《金石文字記》、《求古録》、《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異同》、《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録》、《京東考古録》、《譎觚十事》、《菰中隨筆》、《救文格論》、《亭林文集》、《詩集》。嘗作《廣師篇》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瑀。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澤農。博聞强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

黄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世稱梨洲先生。所著有《春秋日食曆》一卷，《律吕新義》二卷，《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歷代甲子考》一卷，《孟子師説》二卷，《深衣考》一卷，《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又輯《宋元學案》及《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二程學案》二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其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復定爲《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其《授書隨筆》十七卷，乃未全之書，今所見者僅傳鈔之本，故傳者或誤爲一卷，且書中所述自書籍聚散以至尺寸度量，所載至廣，非一端也。而傳者乃泥於“書”之一字，定爲因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遂成此書。可謂妄矣！卒年八十二。

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世稱船山先生。所著有《周易内外傳大象解》、《尚書引義》、《詩廣傳》、《禮記章句》、《春秋家説》、《世論》、《續左氏傳博議》、《四書稗疏》、《訓義》、《詳解》、《讀四書大全説》、《諸經考異》、《説文廣義》、《讀通鑑論》、《宋論》、《永曆實録》，注釋《老》、《莊》、《吕覽》、《淮南》、《楚辭》，《薑齋詩文集》等，彙爲《船山遺書》三百餘卷。卒年七十四。

魏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所著有《左傳經世》十卷，《文集》二十二卷、《日録》三卷，《詩》八卷。卒年五十七。兄際瑞，所著《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卒年五十八。弟禮，所著《詩文集》十六卷。卒年六十六。世稱“寧都三魏”者也。冰叔好《左傳》及蘇老泉文，其所作雄肆精悍。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其爲文馳騁縱横，務盡其才。著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卒年三十七。

侯、魏在清初，最爲文學之士，聲名藉甚。究其實，侯則自名其集曰《壯悔》，將刻集，集中文字未脱稿者，一夕補綴成之。享年又不及四十，使至五十、六十，其可悔之處安可計耶？魏氏文章，其同時朋輩亦有未享上壽、文未潔浄、且多諛墓酬應之作，以爲可惜。若以二家之文，較之亭林、南雷、薑齋諸集，無論見解考訂，即文筆亦有間矣。吾故曰：“文學必須先有根據之學術也。”

附述文學不當多應酬之作

魏氏之文，論者既有諛墓太多之誚，予則以爲此弊相沿久矣。自唐以來，文學之士專好刻集，集中之文，傳記、墓銘居十四五。凡人一有文名，志在成集，當世富貴者必攀援請託，以撰其先世之傳誌，意在假此人之集，傳之無窮。無論所載是否真實，但世間集部則愈多而愈濫矣！不獨事不足傳，且累其文亦不足傳。《洛陽伽藍記》載趙逸之言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在後魏已有此弊，在唐後尤爲通病。噫！安得使文學之士，絶筆不爲，以保其文格人品耶？

述錢牧齋、吴梅村

顧、王諸先生既懲明季士習之空疏，侯、魏復懲明季文學之猥靡，故一救之以切實，一救之以雄放，此予《概論》中所謂“反響”者也。然當時尚有特出者一人，錢謙益是已。牧齋之聰明、魄力前壓陳眉公，後無袁子才。牧齋之學問，鎔經鑄史，出儒入釋。牧齋之詩文，雄深哀艷，無奇不備。覈其實，牧齋蓋得力于内典者也。（按牧齋曾輯《内典文藏》一書，凡歷代關於釋教之文，分類輯入。既有《總序》，每類前復有《小序》。此書久佚，所存者南京圖書館有殘册數卷，餘得其殘目一册，而南京圖書館目，則不知其爲牧齋所輯也。）然牧齋之爲人，趨功名，富嗜慾，決非佛徒，所得者獨其文字耳。文字得釋典之力，故能獨標一幟也。（按中國文學，六朝别有氣象，亦因佛教大昌之故，詳《結論》中。）錢氏文學，既得内典之力，後之學者，皈佛未必能文，工文半皆闢佛。不獨佛法難傳，即内典文字之法，亦乏傳人。此牧齋之後，所以竟成絶調也。牧齋所著《有學集》之類，當時文禁甚嚴，傳者絶少，又入之《貳臣傳》中以貶之。清初有文名而入此《傳》者，牧齋而外，周亮工櫟園，吴偉業梅村，其詩文皆傳於世，未若牧齋受禍之酷也。然以虞山一書生，其詩文所述，亦無政治上重要關係，專制帝王之力毅然禁之，而仍流傳於世，未嘗絶跡，此非文學上有極大之價值能如是耶？

與錢氏同時以詩名者，無若吴梅村。梅村鑒七子之弊，去粗疏之習，值國變之際，紀衰亡之實，出之爾雅，運之典麗。《永和宫詞》、《圓圓曲》等，遂擅勝塲。謚曰“詩史”，非過譽也。蓋梅村之詩，上反明季之習，下開清代之盛。其時竹垞，實爲後進，師法鄉賢，乃有《青宫再建》等詩，蓋亦欲步梅村詩史之後塵，紀當時之實事，而惜乎有關於清朝至重，遂至删去，此《曝書亭集》所以貴得初印也。梅村有“詩史”之名，所紀乃皆明季之事，若太后大婚等皆不見賦詠，豈亦删去耶？由朱氏而後，厲樊榭、杭大宗，接踵而起，浙西之詩成一家數矣。而沿流溯源，則梅村之力也。

述清初有關於文學二大事

清初文學既如上述，當時諸先哲提創於下，功固偉矣。然尚有二大事與文學至有關連者，則開博學鴻儒科，編《四庫全書》是也。康熙十七年，詔開博學鴻儒科，其意在網羅名宿。卒之清廷所欲羅而致之者，雖未預試，而預試者，亦半爲博聞廣記之士。相沿至於乾隆，開科者屢矣。所得之士，若陳維崧（字其年，江蘇宜興人）、朱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尤侗（字展成，江蘇長洲人）、汪琬（字苕文，江蘇長洲人）等，皆名重海内，學傳後世。蓋諸人者，亦皆好古敏求，博聞强記，如顧、王諸先生所不逮者，偏工文學耳。清廷既以“鴻博”爲取士之鉅典，而又搜剔山澤，招徠草莽，以虚名籠之，以清職處之。當時布衣讀書之士有聲譽者，亦皆賜官，召直南書房。（如康熙四十一年冬，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詢草澤遺才，光地以何焯薦。焯字屺瞻，江蘇長洲人，世稱義門先生者也，賜舉人，復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命侍讀皇八子，兼武英殿纂修官，此其例也。）蓋其時取士之法，雖仍爲科舉制藝，而待實學之士，則破格録用。此所以遺老守節之士，恥食周粟，不入網羅。而其餘才俊之士，則幾於人盡登庸入彀中，而無遺珠也。有才名而冤抑不遇者，獨一吴兆騫耳。（兆騫字漢槎，江蘇吴江人。）由此觀之，鴻博之開，雖亦人主羅致人才之術，然其表彰實學之士，以救當時空疏之習，則功亦偉矣。浸淫至於乾隆，亡國之恨日漸消磨，遺老零落盡矣。又當人主好尚文藻之士，雖亦屢開是科，然浮文相尚者多，卒之詩、賦、記誦之學，其末流亦無殊於制藝，此鴻博之所以廢也。

乾隆三十九年，詔各省採進書籍，修《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七年告成。《四庫》倣自《永樂大典》，《大典》倣自《太平御覽》，同爲帝王消磨才智之士之一法，然餘獨斷爲有關清代文學極鉅者，蓋《御覽》翦裁古籍，分類編輯，實無意義；《大典》分韻輯書，書雖未經割裂，然但有保存古籍之功，並無宗旨可言；《四庫》去取之間實未盡當，然在當時則固所謂“表彰儒術，排斥異端”者也。且搜羅海内書籍，進書之家多至百種以上者，皆有奬勵，則藏書者知勉矣；輯及當代學者著作，則著書者知奮矣。其弊，如改削原書，割裂卷數，非清者棄去無遺，不一而足。然餘所論，但舉其大者。雖當時總其成者，爲文學詞章之紀昀曉嵐，任總纂官，然總閲官中，則有朱珪；分校官中，則有戴震、王念孫；纂修官中，則有姚鼐、翁方綱、朱筠等，皆當世碩學博通之士。清既假修書之名以羅致人才，復因所輯之書以鼓勵學者。故曰：《四庫全書》與“博學鴻詞”兩事，實清初文學有關之事也。自開國至於嘉慶，文學不至衰落，蓋以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