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道光時文學大概

自清初至於嘉慶，以學術論，漢多宋少；以文學論，桐城一派。在學術上，根據於漢宋之間；在文字上，專宗唐宋。其他則皆漢魏、唐宋互攻並治。而自乾隆之際，駢儷大盛，且開後來“宋四六”“唐四六”之争，此李申耆《駢體文鈔》之選，所以爲可貴也。然自清初至嘉慶，雖外有回疆之役，内有教匪之禍，而大局固定，時勢不變，故學者所治，皆謹守國故，齗齗於漢學、宋學，漢魏、唐宋之間。至道光之初，遺風流韻，日以衰歇。道光之季，歐力東漸，鴉片一役喪師失地，時局變矣，環境易矣。知向所爲漢學、宋學者，皆中國固有之學，不足以應世界之變。墨守師説者，固惟舊是保；究心時事者，已慨然思變。然其幾尚微，作者至少，且中西文字既未溝通，遠道傳聞，羗非事實，即有所見，亦正皮毛。然自後觀前，則覺其未明世界大勢，以中國舊日之觀念評判時事，未免可笑。自當日論之，實思想變遷之漸，學術轉移之機也。夫文學既以學術爲根據，學術復以思想爲推移，而思想則環境主之者實居太半。以何證之？即如理想之言，佛之談“極樂國土”也，必以“金沙鋪地”“天雨香花”爲言，所爲“金沙”，所爲“香花”，皆根據非極樂國土之人之心理，究竟“極樂國土”是否以“天雨香花”“金沙鋪地”爲樂否耶？則知思想之不能越環境者，一定之理也。以刀劍殺人，不如弓箭之及遠；以弓箭殺人，不如槍砲之及遠；以槍砲殺人，不如緑氣砲之烈；以緑氣砲殺人，不如毒瓦斯之烈。使當世争戰皆用毒瓦斯，而爲文者猶以刀劍爲殺人至烈之兵器，必無之理矣。故曰：文學者，隨環境爲變遷者也，此即餘《概論》中時代之説也。

道光之季，環境漸易矣，此所以有魏源其人也。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初治宋學，棄而治漢。所著有《書古微》十二卷，《詩古微》二十卷，《董子春秋發微》七卷，《聖武記》十四卷，皆尚承乾嘉諸儒之緒。至《海國圖志》一百卷，及“以夷攻夷”之論，則時代之書矣。其時賀長齡方輯《皇朝經世文編》，源復襄助成之。蓋魏氏雖未敢公言“漢宋之學不可以應當世之務”，而其趨嚮，浸浸有非明瞭世界大勢，不足以圖存之勢矣。故其爲文，不法漢魏，不宗唐宋；其選文亦惟注意於有裨時局之作，不以文法爲歸。使默深生於乾嘉之際，固漢學之信徒；若其不然，遲生六七十年，亦戊戌諸君子之儔也。其文務在明暢條達，清文至此，蓋將一變矣。

述龔定盦

同時傳漢學者，莫若仁和龔自珍。自珍爲金壇段玉裁外孫，年十二親承玉裁之教，即有志於小學、訓詁之學，所著有《尚書序大義》一卷，《泰誓答問》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左氏決疣》一卷，《春秋決事比》一卷，《西漢君臣偁春秋之義》一卷，《典客道古録》一卷，《奉常道古録》一卷，《羽琌山金石墨本記》五卷，《羽琌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水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定庵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二卷，《補編》四卷。定庵之爲學，凡訓詁、掌故，輿地、目録、金石之學，無不精究。定庵之爲文，凡九經七緯，諸子百家，無不鎔貫。定庵之爲詩，非宋非唐，非漢魏，運縹緲之思，用雄奇之筆，獨往獨來，無可羈絆，當時推爲文雄。然時論以爲“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峰，不可褻視；自珍之文如徂徠新甫，相與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爲此説者，蓋不能掩定庵之奇文，又不甘桐城一派因此而輕，故有此似是而非之論。使桐城之文果爲泰山，則定庵之文正當譬諸華嶽，奇峰峭壁，峻險莫攀，豈徂徠、新甫所能喻之？非定庵者，獨其子龔橙。孝拱之學，亦宗漢，亦有獨到之處。若以文論，則固定庵不肖之子也。以圓明園一役，孝拱導之，後遂流落海上，鬱悒放浪以死。不獨定庵之文不傳，定庵之嗣亦斬矣。以道光一朝之漢學文章論，舍定庵其誰歸？

述桐城派淵源

同時守桐城師法者，莫若梅曾亮、管同二人。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人。少好駢儷，後遊姚惜抱之門，始治古文辭，著有《柏峴山房文集》十六卷，《詩》十二卷，《駢文》二卷。同，字異之，亦上元人，與伯言同學於姚氏，皆稱高弟，著有《因寄軒文集》十六卷。

張宗祥曰：桐城派之文，自望溪至梅、管，凡四傳矣。自梅、管而後，有盛名於世，惟湘鄉曾國藩。然滌生先生之文，非桐城而自託於桐城以爲重。究其實，桐城之名不足以重曾氏文章之價值，而曾氏之文章亦決非桐城派中所能有。故自梅、管之後，桐城之派愈衰愈微，浸以不振矣。予以爲自韓愈以來至於梅、管，其源可溯，其派至明，今舉其證。昌黎《與崔立之書》曰：“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又《答竇秀才書》曰：“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歐陽修《與張秀才第二書》曰：“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明古道，欲援今以復古，而剪齊整凡今之分殽駮冗者歟？”歸有光《與潘子美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没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脱解，以至老死而不悟。”方苞《儲執禮文稿序》曰：“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就以上諸家之言證之，則知諸家之所以治文學而名之曰“古文辭”者，其起原蓋皆痛惡科舉時文之不可爲，思所以矯而正之，若出一轍也。昌黎之爲文也，其言曰：“或問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又曰：“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答劉正夫書》）愈之學，則見之《原道》、《原毁》諸文。又其言曰：“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答吕毉山人書》）又曰：“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又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歐陽修《與石推官第一書》曰：“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又其《第二書》曰：“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永叔之學，則見之《本論》，以此證之，歐陽之於韓，蓋亦步亦趨者也。歸震川學歐陽而稍異矣，望溪之言曰：“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狥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又曰：“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曾國藩之言曰：“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而王慶麟之《書望溪集後》則曰：“知取道之大原，不專主於爲文，而文詣極者，於唐得韓愈氏，於本朝得方苞氏。”由此觀之，桐城之文，上者宗昌黎，中者法永叔，下者師震川。而昌黎以前之文，則皆匪我思存矣。夫昌黎、永叔，各家之所謂道，離制度名物而無所依附，徒標其名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最大之表見，則在闢佛，而桐城宗之。故桐城之根據，實在於文而不在學，文之旨歸，則唐宋而止。蓋韓、歐發源之始，僅求免於時文之弊，故所詣如此也。然自近論之，則望溪至於梅、管，已百餘年；自遠論之，上至昌黎，則相傳之久，殆無其比。而文字之間，形式成矣，派别定矣。文既成派，後之學者，就派以求，紆徐以爲妍，曲折以達意。譬如構屋，其間架、尺寸皆有一定，户牖方嚮絶無異同。易則易矣，空疎之病，日中於人心；摹仿之習，深入於俗見。既有束縛人才之弊，復啟不學無術之塗。桐城之末流，乃有張裕釗《濂亭文集》等文字，吁可慨已。桐城文學，貫穿清代，究其實，講學則不及漢學諸家之實在，言文則亦無天趣才調之可言。蓋所依憑者，有似乎宋學，而實則韓與歐陽之學，去宋學尚有間也。以文爲招，歷年至久，庸有不敝之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