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光宣之間文學概述

咸、同享國至淺，迄於光緒，老師宿儒存者無幾，時局之變，一瞬千里。舉凡向所爲漢、宋之學皆不足以應變，而道、咸之間各家議論亦已不切於時勢，而漢魏唐宋古文之説更無論矣。當是時，雖有南皮張香濤氏之洞，宏奬風流，思繼畢秋帆、阮芸臺之席，亦有所不能矣。及其結果，則爲戊戌政變之局。戊戌之後，舉世文習因之大變，能獨樹一幟而不失爲識時之士者，其惟黄公度遵憲之《日本國志》乎？其爲文也，典雅而條暢；其紀事也，扼要而翔實。洵近代之良史而清末之作家也。

述康有爲

戊戌之際，康、梁實爲之魁。康字廣夏，號長素，名有爲，廣東南海縣人。少孤，年十八從朱次琦學。次琦，字子襄，其學根柢於宋明，以程、朱爲主，而兼採陸、王。長素則獨好陸、王。及遊京師，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乃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源，因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既而講學於長興學舍，講學於桂林。光緒十五年，以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强，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連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書亦不得達。會江蘇翁同和爲德宗師傅，薦之德宗，以爲賢，遂有變法維新之舉。僅百日而西太后握政，囚德宗瀛臺，誅譚嗣同等六人，康、梁皆出奔海外。康之爲學，國故不及曲園、籀亭，史學不及公度，新學不及其弟子任公，獨其衝鋒摧堅之功爲可取。而復有任公爲之弟子，以張大之，此所以成康氏一世之名也。清代文學至此大變，以爲康力，不如歸功梁氏之爲當。此天下之通論，起梁氏於九原，當亦當仁不讓也。蓋清自道光之後，老師宿儒日以零落，國故之學本遜清初，而道光取士專尚制藝。制藝尚以爲不足消磨天下人才，專尚楷法。楷法復不求工秀，但求“黑”“方”“光”三字全備，即可入翰苑而無慚。此法一開，於是奇才異能之士皆消滅於無形。（定庵以不工大卷，未入翰苑，遂命婢妾學書，以媿當時翰林，即此可證。）沿至光緒，内經洪楊之役，外則一創於鴉片之役，二創於圓明園之役，三創於甲午之役，海軍盡覆，全國騷然。迂腐小儒，不思根本之計，方且主戰、主和，聚訟盈廷（如《普天忠憤録》等書）。獨光緒翻然有改圖之志，康氏毅然有變法之書。處愚民政策積重難返之日，全國惛然不諳外情之時，此所以改革之功不能不推康氏也。至於文字上改革之力，則必推其弟子梁氏矣。

述梁啓超

當是時，康氏既得君甚專，日夜謀所以削太后之黨，建設新政日不暇給，遑論文字宣傳之力。而梁氏則與譚嗣同等，各抒其懷抱，著書立説，以相鼓吹。梁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年十七從康有爲遊。乙未七月，創强學會於北京，梁任書記。明年，黄公度開《時務報》館於上海，聘任公專任撰述之役。丁酉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戊戌九月去國。其未去國之前，所著文字尚未明瞭世界趨勢，且對於清室亦未嘗公然言其過失。去國十餘年，至日本，至美國，至夏威夷，至印度，至澳洲，所見異，所聞異，所撰述亦異矣。其言曰：“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殆百年矣。民氣既静，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爲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爲我中國作專制政體之結局。”又曰：“高宗以操縱羣臣、愚柔士民爲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又曰：“開四庫館以奬勵僞學，手批《綱鑑》以詆諆名節。”又曰：“中國未嘗識字而即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强之爲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學之道’，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爲也？‘明德’二字，漢儒據《爾雅》，宋賢襲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牀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又曰：“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今之爲教者，未授訓詁，未授文法，闖然使代聖賢立言。朝甫聽講，夕即操觚，又限其格式，詭其題目，連上犯下以鈐之，擒釣渡挽以鑿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書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又曰：“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意者古人語言與文字合，如《儀禮》、《左傳》所載，辭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傳》、《記》亦屢言將命、應對之事，蓋學言即學文也。後世兩事既分，而斯義不講。自魏文帝、劉彦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爲工文者説法，非爲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恒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沓弇俗不足觀者。”綜上所述，則知當時之任公，對於中國文學，凡有三點：一痛恨思想之束縛，而歸罪於乾隆之操縱臣下，愚柔士民；二痛恨教法之失宜，而歸罪於讀書之不當，制藝之誤人；三痛恨文言之分離，而歸罪於訓詁之不明，文法之不講究。其所言是否定論，雖任公本人恐亦有思想變遷之日。而所攻之短，所揭之病，則固當時深中肯綮之言也。夫恨束縛思想，則不獨乾隆當攻，漢宋之學亦可以攻矣。望文言合一，則不獨魏文帝、劉彦和之論爲不足取，即漢魏唐宋之文亦不足言矣。揭此論以告全國，庸詎有文習不變之理耶？而最要之文，則爲《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篇。蓋清代文學之士至梁氏，而思想變遷極矣。究其當時所著之文，又多爲政治、宗教、教育、西方先哲之遺言遺行，而文字則必充滿、暢達，使無遺義。此所以風行海内，遂爲光緒之季清代文學改革之功臣也。（所舉梁氏之言，皆見清代所著文内，入民國後所著之文不預。）

同時有文名者，則爲湖南瀏陽譚復生氏。復生，名嗣同，號壯飛。博綜群籍，而尤深於内典。其學術宗旨，大都見於《仁學》一書。其他所著，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遣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未刻之書，有《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録》一卷，其稿皆任公所藏。今任公已亡，不知譚氏遺稿如何矣。譚氏《仁學》，其原稿與通行本不同，通行本蓋當時附印於《清議報》中者，經任公選擇之文也。（《清議報》爲當時任公海外宣傳文字最力之報。）譚氏以戊戌八月十三日與康廣仁、林旭等五人，同斬於市，世所稱“六君子”者也，年三十三。

自戊戌政變之後，迄於清亡，在上者亦知科舉之不足恃，制藝之不足尚，於是政策論廢科舉，設學校。在下者亦知漢宋之學不可以應世變，漢魏唐宋之文更不足以致富强，於是翻然改圖講法政，講教育。而講教育之結果，則深憾於中國文法之難究，文字之難通，智識之不易普及，而梁氏文言合一之説遂深入於人心。文字之不能簡而易知、明而易曉也，於是乎簡字之説，註音字母之説，白話文之説，紛然起矣。簡字之説，清末甚盛。然民族之立於世界成一大國，所最重者莫如歷史，忘歷史將忘其民族之文化及精神。簡字行，則歷史皆將繙成簡字，然後可以使讀簡字者明中國之歷史，否則簡字專爲普通教育而設，又將使中國民族分爲兩級：讀簡字與不讀簡字之人。其文字上之溝通，其間非有譯人任之不可以互曉。此簡字之説所以不久即廢也。（註音字母、白話文，清末未盛，略而不述。）

清之亡也，有漢學一人，曰浙江海寧王静庵氏國維。静庵以强仕之年，當鼎革之際，匿身巖壑，專事學問。其爲學也，凡經學、小學、殷墟文字、金石，旁至詞曲、戲劇，無不精究。其爲文也，質樸古雅，言皆有據。其爲詩詞也，思深意遠，怨而不怒。其雜作，蔣氏孟蘋爲之印於上海，曰《觀堂集林》。其遺書，羅氏叔藴爲之印於天津。清之興也，有亭林顧氏，及其亡也，乃有王氏。予非以爲王氏之學可以匹亭林也，然其績學不倦，以之結有清一代漢學之局，可無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