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支持毛泽东
1927年4月的上海仍然寒凝大地,没有一丝春意。
随着北伐的胜利,蒋介石逐步形成了个人专制独裁,并把共产党当作他的主要敌人,从限制共产党进而发展到要清除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政治阴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变本加厉为投靠中外反动势力,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4月1日,汪精卫从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就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一是分共。他又在上海召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密谋反共。
对蒋介石在宁、沪的所作所为,在武汉的瞿秋白、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已有察觉。他们找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紧急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异动,最后决定调北伐主力开往南京,与第二军、第六军会合,加强革命力量,以监视蒋介石的行动。但当时的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不赞成同蒋破裂。总书记陈独秀也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又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把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说成是谣传,并加以辩护,蒙蔽了革命群众。致使北伐的主力不再东下,驻守南京的第二、第六军也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被调往长江以北。
瞿秋白对蒋介石的反动和党内的右倾,非常忧虑。他对在武汉主编《民国日报》的茅盾说:“此人(指蒋介石)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握了军权,又有了宁、汉、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
黎明前的夜显得那样长,又是那样的黑暗……
瞿秋白是在1927年3月筹划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告别了爱人杨之华,来到武汉的。当时陈独秀、彭述之仍留在上海,在武汉的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瞿秋白还兼管宣传部的工作。
1927年4月11日夜晚,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的一栋二层小楼上,微弱的灯光下,身穿白布短衣的瞿秋白正伏案工作,桌上摊开着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面刊有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正在为这篇文章赶写序言。
1927年的冬天,毛泽东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决定到乡间去作调查研究。从1月4日开始,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肩上背着一个小包袱,考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考察中,农村发生的一些奇人奇事,使他思绪万千。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催促农民运动要采取新的路线,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道和歌颂了湖南农民的革命运动。但这篇文章只在《向导》第191期上发表了一部分,就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彭述之拒绝了。瞿秋白在中共“三大”时,虽然和毛泽东见过几次面,但从没有深谈过。到武汉后,读了毛泽东的文章,非常赞赏,认为毛泽东比书生们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应该广泛宣传,这将对中国革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秋白找到彭述之,要求继续刊登,但又遭到拒绝。他非常气愤,决定要为毛泽东的文章出单行本,并亲自撰写序言。
他写道: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在序言里还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从此,毛泽东这位高大的湖南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两人同受“左”倾路线的排挤,逆境中成了好朋友。
当瞿秋白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已是午夜两点。他并没有睡意,走到窗前,遥望着那黑沉沉的夜空。
就在瞿秋白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赶写序言的同时,蒋介石指使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去杀害了。
在武汉,瞿秋白忙于筹备中共“五大”。当他从杨之华的信中得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在给爱人杨之华的回信中说:“上海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地拿起武器来争取解放,是有利于发展并完成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领导权的新方式。”“革命前途光明,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正如瞿秋白所预料的那样,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4月8日,蒋介石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上海的秘密帮会的头目们。他们又分别与几个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们会谈。结果,一卡车一卡车的枪支弹药和金钱,从外国租界运到青红帮的手里。
12日,蒋介石下达了屠杀令。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好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戴“工”字袖标冒充工人,分头出动,他们袭击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总工会被捣毁,又在闸北、沪西等地屠杀工人。工人们奋起反抗。二十六军马上介入,借口“调解工人内讧”缴去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致使工人们惨遭杀害,牺牲120人,伤180人。
13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海员举行大罢工,要求释放被反动军队关押的工友,交还枪支,严惩凶手。下午一时,工人群众再次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一百多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当时天下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夜里,杨之华接到党的指示,要她马上转移到武汉工作。13日上午,她在参加完工人群众的抗议示威大会和游行后,乘轮船离开上海,来到武汉。
按照通知杨之华找到瞿秋白的住处,这里既是中宣部的办公楼,也是一些领导人的秘密住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家感到震惊和愤怒。在楼下,杨之华碰到了李立三和蔡畅。秋白出去开会,杨之华就到房间里等他。中午,杨之华又听到她熟悉的脚步声,门开了,身穿西装的秋白走了进来,见杨之华默默地坐在床边注视着他,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了之华的双手,两人心情都很激动,虽然分别只有一个多月,却好像过了一年似的。是呀,这是多么不平静的一个月啊!秋白让之华坐下,他从包里拿出三份文件对她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之华一一展开,原来是秋白出版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湖南农民革命(一)》和秋白自己写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杨之华愉快地收下了这意味深长的礼物。
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养病,住在城中心马路旁一幢楼房的三层楼上。不久,他也收到了一份礼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为此他对瞿秋白十分感激。他感到自己并不孤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会有人支持他的。想到此,毛泽东的病好像好了一半。
瞿秋白为什么如此下力气的支持毛泽东,因为在农民革命问题上他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早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就在会议发言时强调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也将农运问题写进党纲草案,他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后来,秋白在党内外作的许多报告中,都特别强调土地革命和武装农民,主张坚决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在这一问题上同陈独秀、彭述之进行了多次斗争,但都为陈独秀所拒绝。陈独秀拒绝瞿秋白和毛泽东的建议,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自己也招来灭顶之灾。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秋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领导农民土地革命成了挽救时局并继续推动革命发展的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