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晴朗

国生

起初松山路中段的大排档里只有三个人，我猜这里有两个人是出租车司机，另外一个可能是隔壁松山路小学里逃课的高年级学生。我坐在帆布大棚内，冷风裹挟着水蒸气从入口吹来，变成我们哈在手上的湿气。没有人说话，直到挤进一帮浑身沾满石灰的工人。我朝里挪了挪，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坐过来，父亲坐到我身边，母亲和女儿坐对面。女孩儿穿着红色的马靴、厚裤子，干净的蕾丝裙子裹在身上，像个滚圆的娃娃。母亲大声地报出两个菜名后，看了看女儿，又要了个鸡腿。这时，我吃完最后一口饭，侧身从父亲背后离开，将桌子留给他们。

车子停在大排档对面路边，一辆墨绿色的夏利。皋城出租车行业刚起步时，当了二十年科员的父亲把我弄进出租车公司，交掉一笔钱后，我分到这辆车。十年过去，小夏利就像一条斑秃的老狗。车前灯换过三回，两个灯的亮度不同，其中一个忽明忽暗。这让我不敢晚上送人去城郊乡下。

我钻进车里，搓了搓手，然后用手捂了捂冰凉的耳朵。从车窗看出去，远处一片白杨林枝丫交错，将原本就灰蒙蒙的天空分割得愈发黯淡。早上广播里说今天是皋城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天。

我发动车子，打上暖气，但不打算立刻走。手套箱里响了两声，我拉开，拿出手机。是吕莹的短信：算了，你别回了。吃饭前，她就发过一条：你几点回来？我没回复。我不清楚“别回了”是指别回消息，还是别回家。我犹豫了一会儿，将手机扔回手套箱，打开皋城交通电台，电台主持米米正在念一篇散文。我以前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是一年前吕莹介绍我听米米的。她说，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像一块旧旧的丝绒布。

那会儿，我们过得不太开心，无话可说时，就听米米的广播。

松山路小学在我的斜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聚集在门口。大概十分钟后，门开了，学生们涌出来，打头的男生穿得单薄，红领巾松垮地系在脖子上，出大门后，一个女人迎上去，试图将棉袄套到他身上，他扭过身子走开，女人小跑着追上去。很快，他们来到我车边。女人敲敲窗户，指了一个方向。我对她摆摆手，说，等人。她看了看等在一边的儿子，又命令他穿上衣服。我能看到男孩儿瞪大的小眼睛和他的薄嘴唇。

其实，我只是想坐着发一会儿呆。学校里的孩子走得差不多了，我踩下油门，学校在后视镜里倒退。我再次想起吕莹的短信，几乎能想象到她打下“别回了”时的样子：穿着白色印花绒睡衣，在家里来回踱步，假装问问大头有什么看法，然后做出这个决定。我甚至觉得，她会轻松起来，因为很多问题都在拒绝中得到解决。

喝了一大口热茶后，胃里暖和起来，我开着车在空荡荡的松山路上飞驰。经过白杨林时，我想到春天起风时，树叶朝一个方向倒过去的样子。风声夹杂着树叶抖动的声音，盖过其他街道传来的杂音。很快，我就开到城南的火车站，在站前广场停了一会儿。本应到站的一班火车严重晚点，我没有等下去，打了转驶向沿河路。路边是一条叫“淠河”的河，淮河的南岸支流，像条巨大的舌头般裹着皋城的森林公园。

很多年前，淠河边还没建起堤坝和公路，岸边长满齐人高的蒿草，汛期透明的河水淹进来，枯水期露出河床上的岩石。那是我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我减速，在一个豁口边停下，然后下车，走下堤坝，找到一个稍平的位置坐下。河中央有一个人工岛，名字叫“月亮岛”。吕莹喜欢这个名字，曾说等岛建好，我们搬过去。有一阵子，她总拉着我站在阳台上往月亮岛方向眺望，淠河呈弧状包裹着城市，琥珀色的月亮低悬在河流上空，静静地在云层中穿行。我答应她，好的，搬过去。那时填河工程刚刚开始。

这会儿，对岸正在建一批公寓，吊车的机械臂高高举起，插入一片黄昏中渐渐暗淡的羽毛状的白云中，它摆动起来像个巨大的钢铁怪物，移过来时，颤抖的样子像随时会砸下来。我躺下，仿佛这样身体能均匀地受力，不至于太疼，但它很快摆去另一个方向。我忽然想给吕莹打个电话，赶在她没说话前，告诉她，我们都会死的，有人八岁死，有人八十岁死。仅此。我没想好该用什么语气。我只知道，我会回去的，立刻，或者几小时后。

我大概待了半小时，冷风从河上吹来，裸露在外的皮肤交替感受着寒冷与几乎发热的麻木。往堤坝上爬时，沿河路上的街灯渐次亮起，有如一长串多米诺骨牌在我面前倒下。我抬头看看天，星星在城市灯光的辉映下微弱地闪烁着，天空还算晴朗。我钻进车子，打开手套箱看手机，没有新的短信进来。

我发动车子，往回家方向慢慢开着，经过森林公园时，差点儿撞到一个伸手拦车的女人。我距离她一米时猛踩刹车，她后退几步，摔倒了。我第一反应是从旁边绕过去，但我没那么做，而是熄火停车。她好像在看我，脸藏在头发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没有站起来。我下车，对她说：“你还好吗？”

她缓慢地爬起来，动作吃力，但不像受伤。她摇摇头，裹紧衣服。她穿得很少，领口敞开着，打底衫外面套着一件不算厚的灰色羽绒服。她看了看车子，问：“走吗？”我考虑了一下，点点头。她拉开副驾驶的门，走路时不像有什么问题。

“去哪儿？”我问。

“随便转转吧。”她又裹了裹衣服，“能开一下空调吗？”

“具体去哪儿呢？”我打开空调，靠近她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洗发水味儿。我注意到她的头发还没全干。

“星期一吧。”她说。

“哪里？”我发动车子，往前开。

“百合路和梅山路的路口。”她说，“一个酒吧，你没去过吗？”

“没。”我想起那是什么地方，皋城唯一一个酒吧，我常在深夜接送一些年轻人。如果她说“酒吧”，我会立刻知道她指哪里。

“你一般几点到几点开车？”她问。

“七点到晚上十二点。”事实上，这个冬天，我已经厌倦了开出租车，把闹钟调到八点，早高峰后出门。如果不是周末，往往要到下午四五点生意才会好起来。我拧开广播，交通台正在放一个房产广告，字正腔圆的男声。我问：“怎么了？”

她没有立刻接话，顿了一下说：“做这行累吗？”

“还行吧。”我说，“你做什么的？”

她没说话。

这时，我们转进百合路，开进了市中心。正是高峰期，我们被堵在一大排车子的中间，前方是一个红灯，得等下个红灯过后才能穿过这个路口。

“我还以为你受伤了。”我说。

“是吗？”她从反光镜中看着我，目光随后移开，看向窗外。“今天很冷。”

我没接话。路口红灯跳成绿灯，车子缓缓往前移，排在我前面的一辆车很久都没动，它的后车窗贴着“新手上路”的字样。我按了几声喇叭，引得排在后面的车子也连着按喇叭。直到绿灯再次变成红灯，那辆新手车才慢吞吞地朝前挪。我又按了几声喇叭。

“不着急。”她说。

房产广告已经结束。米米的声音再次出现，介绍皋城名胜。这是一档很久前就录制好的节目，我听过很多次。

“这节目好多年了。”她说，“你们司机总听一档节目会疯吗？”

“习惯了就不会。”我说。赶在绿灯的最后五秒钟，我开过路口，又被红灯拦在下一个路口，窗外是市中心的绿色，被一个叫“镜湖”的人工湖围绕。

“那只能说明习惯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她说。

我在心里计算着还要穿过几个路口才能到酒吧。我会在路边放下她，看着她的背影穿过车流，消失在对面的小门中。酒吧在二楼，我会在她出现在窗口前离开。在四条路上拐五次弯，沿着一条两边种满樟树的小路开进去，进门右手边第三栋楼，那里是我的家。

“你知道镜湖有多深吗？”她突然问。

“三米，顶多四米。”我说。

“我有个朋友，和他女朋友闹别扭，想不开，要跳镜湖。他在湖边的电话亭呼了另一个朋友的BP机，说自己要跳湖了。”绿灯亮了，我们穿过十字路口时她停了一会儿。等下一个红灯时，她继续说：“他在镜湖边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直到这消息透过好几个BP机，传到他女朋友的耳朵里。最终他得到的消息是：跳吧。”她看着我，“你猜后面怎么着？”

“他没跳。”我说。

“跳了，但是镜湖以前很浅，脏得发臭。他跳下去，脚踝陷在淤泥里，下不去也上不来。当时是一个7月的正午，他在太阳下，流着汗，大哭了一场。”

“十六七岁的小孩吧？”

“是啊，那时十七岁。”

这时，我们已经穿过到酒吧前的最后一个红灯。再往前开五十米，就是酒吧所在的路口。我问她：“现金还是交通卡？”

“我只有信用卡。”她说。她甚至都没有检查一下她的小包。“要不我请你喝一杯吧。”

我停下车，对面酒吧的窗口发出暖黄色的灯光。“算了。”我说。其实我什么也不想说。她拉开车门下车，发梢扬起来。外面风一定很大。她俯下腰，冲我摆摆手，走到一边等着过马路。我看见她使劲地裹了裹衣服，整个人缩在一起，看上去冷极了，这让我打了一个寒战。手套箱里传来一串尖利的铃声。吕莹一直说这铃声得换掉，她很心疼被吓得手足无措的大头。

大头是一只杂种犬，据说它的祖母是一只纯种柯基。一年前吕莹花了两百块抱回了它，狗贩子说它是没落的贵族。它和吕莹亲，每天早上摇着尾巴钻进吕莹的怀里，湿漉漉的舌头像把油漆刷，讨好地舔着她的手指。吕莹喜欢沿着脊背抚摸它，表情堪称慈爱。我曾试图亲近它，买狗粮，帮它洗澡，亲昵地叫它大头，始终没有成功。它看我时，永远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按了一下喇叭，她朝我看过来，我挥挥手，她走到窗边。我摇下窗户，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她笑笑，钻进车里。

酒吧边停车场里空荡荡的，我将车开进了最靠里的位置。我们没有马上下车，待在车里感受空调的余温。她没有催我，坐在一旁看着哈出的水汽在车窗上结成水雾。远处忽然传来放烟火的声音，紧接着，红色的光芒映在挡风玻璃上。

我们开门下车，快步穿过停车场，拐进通往酒吧的小门。这的确是我第一次来这儿，以前去过的娱乐场所仅限KTV。我尾随她上楼，站在门外的侍应生冲她点点头。她带我去了一个卡座，侍应生拿着酒水单过来，放下后回到吧台。

酒吧里人不多，墙上、天花板上都用喷枪写上了字，多数是英文，只有一句中文。吧台上摆着一排空酒瓶，像客人喝光的，也像只为装饰。桌上燃着几根小蜡烛，整个酒吧里只有这一点点儿光源，我不怎么适应这里昏暗的光线。她告诉我，晚上十点以后人会多起来，几个在皋城教英语的外教几乎每晚都来。他们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尼，只有一个来自英国，似乎是参加一个联合国的支教项目。她说话时，带着一副主人般的放松表情，四肢舒展开后，我发现她并没有我之前看到的那样瘦小。她把酒水单递给我，推荐了“螺丝刀”和“玛格丽特”。

“开车，不能喝酒。”我说。

“喝一点儿吧？”

“我喝个矿泉水吧。”我摇摇头。

她轻笑了一声，拿过酒水单，叫来服务员，点了可乐和“玛格丽特”，又要了一份炸薯条。随后，她看向窗外。我随着她的目光看出去，城市的灯光从百合路上往外蔓延，被道路两旁的住房、商城的屋顶边沿阻隔，另一边投着天幕中的微弱的光芒。她扭回头，朝酒吧内部看去，带着微微寥落的神情。

“你什么时候生的？”她问。

“什么？”

“生日。”

“为什么问这个？”

“随便聊聊呗。”

“哦。”我看向她，她正饶有兴致地盯着我。“5月13日。”

“金牛座。土象星座。”她说。

“有什么说法吗？”

“不喜欢变动，缺乏安全感，重视尊严。”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掏出一支递给我，我摆摆手，她收回点上。我低头盯着木桌子上的一条裂缝。

“太含糊了。”我说。

“具体的出生时间呢？”

“晚上八点多，九点多。”我说，“反正是八点到十点之间。”

“上升星座是水瓶座。”服务员将我们的饮料端过来，她喝了一大口，然后长吁一口气。“你肯定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我打开可乐时有几滴液体溅到我手臂上。我对她笑笑，没说话。

“你孩子多大了？”她问。

“七岁。”我握着可乐，无法分辨它是常温的还是冰冻的。“今年八岁了。”

“叫什么？”

“强强。”我用指甲抠了抠那条裂缝，它比我看到的更深。“你问题真多。”

“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她问。

“不知道。”

“处女座。”她说。这时，门被推开，涌进一帮男人。她朝他们看了一眼，接着说：“你知道处女座是怎样的吗？”

“纯洁？”那帮人坐在离我们最远的角落，最矮的那个牵着一个女孩儿，两人看着都有些腼腆。个子最高的男人染了金发，正起哄让矮个子和女孩儿表演接吻。

“挑剔，斤斤计较，追求完美。”她喝完最后一口酒，招来侍应生，要了三支啤酒。“你看我。”她将头发拢到耳朵后面，将整张脸露出来，大眼睛里像镶着两颗漆黑的煤珠子。我注意到她脸上的雀斑，也注意到她的头发全干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她盯着我，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摇摇头，没说不知道，也没说不是。她继续说：“我的生日是8月23日，再早一天就是狮子座了。”说完，她靠在沙发上。

我想起每晚八点多，交通台会放一档叫“星座运程”的节目，主持人依然是米米。她常用她嘶哑的声音说，某某星座本月将解除之前的沉重和紧张，回归平顺的生活和运势。米米一定是个温柔的女人，她从不在节目中说某个星座本月凶险。

“都是糊弄人的。”我说。她没作声，喝起啤酒。很快，三瓶就剩一瓶。酒吧响起音乐，渐渐热起来，她脱掉外套，穿着黑色长袖T恤靠着墙，把脚缩在沙发上，头随着音乐缓缓晃动。

她突然举起了啤酒瓶，像在对谁示意。我扭过头，看到那桌上的金毛正对她举杯。她微笑，喝了一口后将啤酒放下。她扭过头，一副要说话的表情，但她只是又喝了一口啤酒。我几乎能听见她用喉咙喝酒时咕咚咕咚的声音。

金毛走过来，说：“小姐，坐会儿。”他没等她答应就坐下。她朝边上挪了挪。他看了看我，问：“你男朋友？”她摇摇头。于是他挥手招来侍应生，要了六支啤酒，两支推给她，说：“喝酒的女孩儿，好。”两支推给我，煞有介事地说：“初次见面。”他瞥了一眼我的可乐，转过去对她说：“请你喝酒。”说罢他仰起头，一口气将一瓶啤酒喝光。“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你。”他说。

“也许见过呢。”她端起酒，喝了一大口，咧开嘴笑了会儿。

“肯定没。”他说，又喝下去半瓶。“我肯定没见过你。”他的眼窝很深，在这种光线下，看上去像是两条狭长的黑缝儿。“你这样的女孩儿，我见过肯定能记住。”

“为什么？”她嘿嘿笑着。我握住啤酒瓶，冰得像针扎。我猜这酒是直接从冰凉的库房中取来的。

“请你喝酒了。”他没回答，往后靠在沙发上，两条手臂抻直了放在沙发背上，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像是搂住了她。他看着我说：“喝酒吧兄弟，来这儿喝什么可乐。”

“我们走吧？”我问她。

她没理我，转身嬉笑着打掉他的手。

“喝过酒就是朋友。兄弟，你说是不？”他再次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侍应生在吧台里低头做着什么，没朝这边看。另外一桌，他的同伴，正盯着这里。“留个号码呗？”

“如果你能把台面上的酒都喝完。”她说。

“那得亲一个。”他说。

“要求真多。”她笑着说，“看你喝得有多快了。”

他抄起我面前的啤酒灌了起来，接着又喝光了她面前的一瓶半。他喝酒时，高高地昂起头，喉结上下翻动，喝完后，他将瓶子在桌上码成整齐的一排。

她笑得更厉害了，喘着气说：“你真逗。”平复下来后，她抬起脸，闭上眼睛，稀薄的光线打在她脸上。她说：“来吧。”她抿着嘴唇，鼻翼微微翕动。他搂住她的肩膀，接着歪过头慢慢靠近，嘴唇在她的嘴唇上待了好一会儿。她昂着头的样子让我想起和吕莹在淠河边的第一个吻，夕阳洒在她的长发上，我用手指轻轻拂过她的脸，鬓角绒毛在阳光下呈一种淡淡的金色，接着我占领了她的嘴唇与舌头。最后，一个钓鱼的老头儿让我们别做“有伤风化”的事情，他还威胁要告诉吕莹的爸妈，他说他认识吕莹的爸爸。

那已是十二年前。

酒吧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儿掌声，是他的朋友们。矮个子叫道：“滚回来吧。”他放开她，站起来，端正地鞠了个躬，说：“打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脖子里伸出一截文身，看着像一条蛇，或者一条龙。那头凶猛的动物让他礼貌的样子看上去可笑极了。

他走后，她继续傻笑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停下来，抄起一个瓶子往嘴里倒，却一滴酒也没倒出来。她说：“真没意思，走吧。”

我们离开了酒吧，再次回到车上。我要开空调，她制止了我，裹紧衣服打开窗子。她大口喘息着，好像很累。过了一会儿，她摇起窗子，问我：“去哪儿？”

我摇摇头。停车场里的光线更暗，我知道她正看着窗外，时不时扭动一下身子。我有些累，我想问她住在哪里，然后送她回去。

某一个瞬间，我觉得旁边坐的是吕莹，正因为某件事闷闷不乐，不愿说出来，也完全不想大吵大闹，就那么坐着，不看我，也不说话。一两年前，我们也是这样，冷战了一两个星期。十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早上，我终于忍不住，在她起床前做了一份简单的早餐，然后对她说，你想去哪里旅游吗？

那时是夏天，皋城阳光猛烈，出发的那天却下起了雷雨，我们打车去火车站，上车下车时弄湿了全身。强强拎着一个旅行包，我问了几次，累吗？他摇摇头，严肃地回望我。我们坐火车到南京，在车站边的麦当劳等待转车。

我们在车上待了两天，逼仄的空间让人难受，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从未一起旅行。强强不停呕吐，火车从兰州拐进青藏高原后，他终于好起来，趴在窗子上看远处白皑皑的雪山和草原上闪过的藏原羚。那天早上醒来，窗外正飘着大雪，我看看吕莹，她正看着强强，我们像是三个心不在焉的人，穿行在空无一人的白色山谷中。强强指着窗外问，爸爸，你知道那座山多少岁了吗？我说，一千岁，也许一万岁，然后捧起他胖乎乎的小脸，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你去过西藏吗？”我在黑暗中问她。

“没。”她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你去过？”

“去过，火车硬座去的，两天两夜才到。”我说，“那儿的云朵像悬在头顶的大棉花糖，你能想象吗？”

“嗯。”

“强强很喜欢吃棉花糖。”我看了看天空，云彩稀薄，星星掩映其中。我问：“那你看过银河吗？”

“小时候看过。”

“想看吗？”

“嗯。”

我发动车子，开上百合路。这会儿车子少了些，出市区前，还是被几个红灯拦住了。快到火车站时，我左转上省道，后视镜中的皋城渐渐变成昏黄的一片，接着缩小成一个难以确认的点。我们经过几家开在省道边的小饭店，门口有霓虹灯勾出的“停车吃饭”。几辆装满砂石的卡车停在一边。

“去哪儿？”她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我说，“我来过几次。”我们经过收费站，出了皋城的地界。我记得再开过一家小旅店就到了。

她点上一支烟，眼睛朝外瞟。路边的白杨光秃秃地立在黑暗中，月亮挂在枝丫之间。

“能给支烟吗？”我问。她递过来一支点燃的烟。“有一回，也是这儿，有个人说要去县里，急事儿。我说不去，他说加两百，我就同意了。”我摇下车窗，朝外抖了抖烟灰。冷风窜进来。“大概也是开到这儿吧，他让我停车。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撒尿。停车后，一个尖尖的东西抵着我的腰，很疼。”

我习惯性地打了方向灯，拐进一条水泥小路。灌木从两边伸出来，我听到车子被刮的声音。

“他是个新手，肯定是，手一直抖着呢。其实我座位边上就有一把刀。他说，哥，我孩子正躺在医院里呢，才八岁，医生说，耗着也没用，何必呢。他问我，哥，你有孩子不？”我扔掉烟头，摇上车窗。我能听见她的喘息声。“我说我有。他又问我孩子多大。我还和他聊了会儿天。”

“然后呢？”她的声音低沉下来，像早晨没有开嗓时的沙哑。

“你怕吗？”我问。

“嗯？”她没有看我，抓着车门把手盯着前方。

“给钱。”我拐进土路，能看见不远处的河滩。“我把钱和手机都给了他。”

“你是个好人。”她说。

“他钻进树林，那天我第一次来了这里。”我开到土路尽头，前方是一个通往河滩的小坡。我停车，关掉车前灯。银河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一条无比厚重而狭窄的毯子，在宽大的天幕中散发着温和、迷离的光晕，车内的空气似乎因此变得稠密、难以呼吸，几乎不再透明，这让我们缓了好一会儿。

“你看那边。”她指向天空的某一点，“你看到那三颗星星了吗？那是猎户座。再往西北看。”她的手指也指向西北边，“那儿是金牛座，北半球冬季夜空最大的星座之一。你的星座。”

“不怎么像。”

“你得先把那些星星连成一条条线段。”

“你的星座呢？我记得你是……处女座？”

“在天空里，她叫室女座。”她说，“冬天看不到。”

我们把椅背放低，半躺着看星空。有一会儿，我仿佛变得无限轻盈，穿过车子的挡风镜，穿过树枝和空气，一点点儿向银河中心靠近，那种强烈的好奇心折磨着我，星空另一边到底是什么？即将抵达时，我猛地一抽，坐了起来。她的手指像即将融化的冰块，手心却暖暖的，此刻正覆在我的手背上。

她凑过来，隔着厚夹克把脸贴在我的胸膛上，抓起我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散出的洗发水和香烟混合的味道。她坐起来，脸往上探，像只小心翼翼的奶猫般亲了亲我的脖子、脸和嘴唇。我没动，也没拒绝她。她的动作倏地猛烈起来，翻了个身正对我，舌头撬开我的嘴唇、牙齿。我被抵在座位里，钢架硌得肩膀生疼。

我扳过她的身体，将她摁回座位，她干了的头发垂在我的手臂上，随着她的摆动而摩挲着臂腕。很痒，一种轻微的、却几乎不可忍耐的感觉。我撩开她的头发，轻轻咬住她的嘴唇，手顺着拉链边沿探进她的羽绒服，胸很小，有个核桃状的硬块。她轻哼一声，手伸到我的腰上，试着解开我的皮带。我把手从她的衣服里抽出来，停下，她也停下了动作。我就着疏淡的星光又仔细地看了看她，看见她那混合着好奇、迷惘、激荡的眼神，闻到她出汗前的热气与冰冷的空气混合的气味。我没有最终做出决定，但又吻了她一遍。直到她冰冷的手指解开我衬衫最下方的扣子、触着我的肚子往下探去，我才彻底放开她，坐回了座位。

我意识到她还侧对着我，等着我的行动。我盯着天空中的某一点，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了一会儿，她才坐正，躺在椅子上。我松了一口气，开始好奇星光是如何穿过深埋在大气层中的黑暗，接着抵达我们身处的空间、我们的眼睛，又如绳子一般绑住我的勇气。我僵在那里，再一次想起去日喀则的那几天，那一段没有争执与抱怨的时光，天空湛蓝，云朵低垂，我们半路下车，站在挂满经幡的山口俯瞰羊湖。现在，在这片广袤的寒夜中，时间终于深陷其中，变得模糊。

“走吧。”我说。我发动车子，缓缓地往后倒，两边的灌木丛又刮了一遍车子，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它轻微得像一阵频率不高的蜂鸣。我们再次开上水泥道，然后是国道。皋城从一个不确定的小点慢慢变成一小片昏黄的光斑，接着它显露出它确切的形状。

我在沿河路她上车的地方停下。

“我住那儿。”她指着一片住宅区。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还记得我那个跳镜湖的朋友吗？他们在一起十年，前阵子他们去澳大利亚玩，坐船出海，她突然很怕晕船，几乎是恐惧，说什么也不上去。他赌着气上船，站在甲板上故意不看她，背影陷在蓝色的大海与天空里，极其渺小。两小时后，传来船出事的消息。”她说这些时，声音嘶哑，感伤又冷酷。“他还是死在了水里。”

“你觉得死的人都去了哪里？”我看着她问，“你那位朋友。”

“也许生活在死去的地方。”她说。

我点点头，但并不同意。我时常怀疑，他们只是不喜欢活着的人，偷偷地逃走。我说：“我得回家了。”

“再见，谢谢你。”她推开车门，一丝冷风漏进来。她忽然扭头说：“对了，我叫米米，其实我不喜欢那些节目。”她对我笑了笑，然后走出了车子，接着，我看见她缩成一个小小的背影，沿着堤坝往前走，很快就消失在一个转角。

我想，如果她能再留一会儿，也许我会说说我的生活，那些我没对外人提起的过去，我也许会告诉她，我曾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弄丢了我的宝贝儿子。

我回了家，上楼前，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我昂起头数阳台，第十个亮着，它的暖黄来自一个六边形的吊灯。我猜吕莹正躺在沙发里，怀里抱着大头，他们的脸上焕发着如出一辙的气息：疲惫、厌倦又充满激情，如同她每次准备激烈地指责我，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我。然而我开门时，家里空无一人，我喊了吕莹的名字，几乎在房子里产生回音。大头从房间里跑出来，第一次没有冲我咆哮。我走到沙发边，模仿想象中吕莹的姿势躺下，大头跳上来，蜷在我身边，看着我，眼神清澈。我伸手摸了摸它，它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我忽然想起，那天我陪着吕莹从医院里出来，医生告诉我们，基本不可能再怀上。吕莹用手挡住眼睛，不让我看。我陪她在阳光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带我去了卖狗的地方。她蹲下，盯着笼子，接着从几只毛茸茸的小狗中抱出大头。

“回家吧。”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去看大头，说：“回家吧。”

《芙蓉》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