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官方 ⁽¹⁾

中国百年新文学的成绩，恐怕跟作家们自己动手办杂志有关。细细想来，许多文学风波，新人的高调登场，流派的异军突起，都离不开这块自己的园地。的确，周作人是有洞见的，《自己的园地》首先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发声的自由。香花毒草，怎么都行，后果自己负好了，大不了就是别人不睬你，自己出不了名。因而，有人播撒闲适，有人玩弄幽默，有人细说启蒙，有人呼啸革命，也有人沉迷于忧郁与私密……这种多声部的热闹，难免携带了浅薄的后遗症，而基于个体的丰富性，也是我们的好传统。

在八十年代的校园，自办杂志的情形可谓风起云涌。那时，“文革”刚结束，文化领域一片荒凉。大多数“老”作家，历经极左的折腾和“文字狱”的恫吓，都已失语或只会呓语。所谓伤痕文学，抱怨的是别人，修饰的是自己，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当然也满足不了当年大学里的“才子们”的要求。今天有头有脸的作家，大都出自那时的高校，大都是编学生刊物的能人。那时自办杂志，带有点“不屑”的味道，也就是，不屑看那些弱智无趣的东西。既然好的文字读不到，就只好自己写；既然发表要经过层层编辑们的鼠目寸光，就还不如自己编印。那时候是油印，甚至刻印，是躬腰费眼的手工活，很有劳动之美。伏案凝神的睫毛，迷梦的额头，理想的眼神，疾书着舞蹈着的手指，伴随着清香油墨袅袅的虚幻，写作的青春转瞬逝去，也给我们这代写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回想起来，那时候办杂志还要有点胆子，因为有一点风险。那时，改革刚刚起步，自由还很迟疑，加上汉语文从来有点官气，而官方又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学，所以，看到你们兴冲冲地自造文学，领导是很不高兴的。现在几乎不一样了，连领导都要看好文学，引用好句子，展示好品味，加上忙于拼经济，当然也就不介意你们私下办杂志、以文会友了。不过，你们要卖文，还是要申请官方书号的。

那个时候事情要峻急一些，我记得我自己就常常遇到麻烦，要不就是缠问你这句诗为何这么怪，那句诗到底是啥意思；要不就要没收杂志和手稿，还要找你长谈。那时候我是害怕的，不过，我的对应还算体面：常常是撒腿就跑。记得一个黄昏，我正在窗口抒情，抬头瞥见一个领导和另外两个领导模样的陌生人朝我宿舍走来，而我的一个同学（现在是一个优秀的日语学权威）跑来说，他们来找你谈话。我抓起一把牙刷就夺门跑了，到柏桦家躲了几天，再回来也就没事了。不过那时也有好领导，我的校长杨武能，今天你们读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最好版本，就是出自他的译笔。他喜欢诗，也喜欢我写的那类现代诗，自己也写一点，时常降身到我的斗室（那时研究生是两人一间），把盏谈诗。有醉意的时候，他爱咧嘴笑，爱用衣角擦眼镜片，也喜欢笑眯眯地盯着我，用四川话说：跑，在中国，你哪儿跑得掉嘛！不过，还真是，有的事最好就是撒腿就跑。一刹那，我有个幻觉，好领导就应该是个诗人呀！

好领导也好，坏领导也罢，其实都跟文学无关。文学其实是写自己的，是去发现自己的真实。好的写者漫无目的，不求闻达，只愿表达。生存美得难舍，虚无饱满而绵甜。好的写者当然会面对生存，去讨索一个完整的自己，或许，还有一本完整的自己的杂志。

2009年3月14日，北京可以居

⁽¹⁾本文是张枣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的文学刊物《水草》写的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