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叔叔——义薄云天的真人

1989年4月19日，一个细雨霏霏、乍暖还寒的日子，料峭的寒风中，哀乐低回，是谁离开了这个世界？怎么也没有想到竟是您——敬爱的耀邦叔叔……“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您不该离去，实在不该离去啊！我差不多十年没有去看过您，原因是您身负重任，非常之忙，而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也在忙。1987年初，当您突然从重要领导岗位退下来时，我曾多么想去看看您，但又想，我去做什么呢？安慰吗？不，您不需要这些！我坚信您的坚毅的人格，早在十年浩劫时期，在您人生之旅的更早时期，您就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您将个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融于一体，无论身进身退，您都有一颗为民众操不完的心，您都会揽来为民众干不完的事，您哪有工夫顾及自己？哪有闲情为个人叹息？后来我从德平处得知，您仍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工作，且有不少人去看您，我更放下了心。我和父母兄弟相约，等抽出时间一起去看望您……没想到今日的噩耗，如闷雷击心，令我和我的亲人们承受不起，我从悲痛中挣扎起来，骑车进城，来到您的灵堂前，面对您亲切的面容，抛洒我痛楚的泪水，耀邦叔叔，您实在不该离去！

我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大学教师，没有可能去参加您的追悼会，我无法冲破这森严的等级之网，像悼念一位尊敬的师长和朋友那样，去参加您的葬礼，这更使我悲上加悲！所幸的是，自您起过重大作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开明，氛围宽松，给知识分子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我尚可用我这支笔，用一颗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写一点纪念您的文字。

胡耀邦

我不想把您当做一尊神来膜拜。因为您，从来就不是神；还因为，在我结识您并与您交往的那段岁月里，用您自己的话说，您也是“一个普通百姓”。我心目中的您，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您充满活力和热情，精力永远充沛，您自信、自尊而绝不自负；您待人平等、宽容、友善，没有官气而富有人情味。最令人钦佩的是您的真诚和正直，您对知识的渴望、尊重、孜孜以求，您视野开阔，胸怀宽广，与那种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心肠根本不沾边……想起您，就让我想起《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正是您的形象——一个义薄云天、捍卫真理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

回忆往事，我多么不幸，在十年浩劫时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而我又多么有幸，在不幸的境遇中结识了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老百姓”——耀邦叔叔。当年我这样称呼您，今日还这样称呼您！

“文革”之初，我从北大毕业，到部队农场劳动，又被分回北京教书，在这三个地方均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炮打谢富治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五·一六阴谋分子”而受私设公堂的酷刑拷打，受批判，受审查，过了一关又一关。加之我的父亲和公公都被列入“中央专案”隔离审查，我更被视为株连不赦的罪人——“黑帮子女”，受尽歧视和屈辱，无形的压力像沉重的磨盘一样碾压着我，同时也砥砺着我，我用一个肩膀挑起劳动、工作和生活的重担，用另一个肩膀去承受个人和两个家庭遭遇的政治磨难，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我看到了许多恶人，他们的虚假、邪恶和丑陋，令我作呕而唾弃；也遇到更多善良的心，慰藉着我的心，许多温暖的手，扶助我前行，而耀邦叔叔是这些善者和智者之中最让我敬佩和感激的一位。他那峻洁的人格光辉，伴随我渡过劫难的深渊，也伴随我度过漫长的人生之旅。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这就是铭刻于我心间的耀邦精神。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在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府右街人行道上，看守“牛棚”的老王——王宝璇同志遇到了我，他不安地看看四周，没有熟人，便小声对我说：“你爸爸最近犯过两次心脏病，快想办法救他，不然就怕活不出去了！”说完便匆匆走开。爸爸被“隔离审查”已四年，一不准探视，二不准通信，三不准送钱物，爸爸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听了老王的话，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好心的老王，我真谢谢您，可我又如何救助爸爸呢？面对中南海的红墙，我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离我是如此的近，又是那样的远，我曾经为下放干校的婆婆（陶桓馥）给总理送信，送到西门，西门不收。支我跑到陶然亭信访办，还是不收，万般无奈，只好将信投入邮筒，从此石沉大海了无消息。我爸爸关押之处，和中南海只隔一道红墙，然而这墙是如此之高，我仰望飞进中南海的鸟群，真想插翅飞进中南海，然而我只有望鸟兴叹……我和弟弟相对无计，我们曾去找驻中央统战部军代表，军代表说我爸爸属中央专案组管，他们无权过问；我们想到尚在工作的爸爸的战友（已寥寥无几），我们去找吧，会牵连别人，不找，又别无他法，想起爸爸的病情，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找上门去，试图乞求帮助，当我们试探着说出来意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耐心等待，中央一定会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无疑是普遍真理，无可挑剔！然而却救不了爸爸的命……我们的内心无比的屈辱、寒冷，退出那高楼深院，顶着那胡同里阴冷的卷着雪花的寒风，咀嚼着人性泯灭，世态炎凉，求告无门的滋味……

在我们走投无路之时，母亲的学生胡小炜回京探亲，她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后热情地说：“我带你们去找一个人——胡耀邦，他会帮助你们！”胡耀邦？我们共青团的书记，我们认识他，可他并不认识我们啊，而且他自己也处在被打倒的状态，我们怎么能连累他？他又如何能帮助我们呢？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虑，跟着小炜来到富强胡同2号——耀邦叔叔的家。小炜将我们径直带往耀邦叔叔的书房，那是夜晚，耀邦叔叔正在灯下看书，见我们进来，便热情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他身材矮小精干，十分精神。他招呼我们坐下，用和善而又自信的目光看着我和弟弟。“文革”五年以来，我看到过多少凶狠的眼神，歧视的脸色，冷漠的表情，至多也只能见到怜悯的一瞥，所以在第一次见到耀邦叔叔那友善而又自信的目光时，这目光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目光使我忐忑的心逐渐安定下来，这颗冷漠而孤寂的心，似乎找到了一个归宿。耀邦叔叔点燃一支香烟吸着，烟雾缭绕，更增添几分温馨。我不知耀邦叔叔是否认识我爸爸，便将爸爸的经历及被当做叛徒和“走资派”列入“中央专案”的情况，尽量客观地做了介绍，最后讲了爸爸生病的情况，我怕耽误耀邦叔叔的时间，又怕惹他不耐烦，想尽量讲得简要一些，而耀邦叔叔却听得十分专注，他的笑容消失了，表情显得严峻和忧虑，我的心好像更贴近了他，禁不住将积压心头四年的疑问向他倾诉：“中央专案组调查了四年，为什么还不做结论？我爸爸究竟有没有问题？问题到底有多大？”从小接受正统教育的我，把相信党和毛主席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达到迷信的程度，对自己的亲人反而产生疑问。加上四年来千万次“要划清界限！”的“再教育”，更叫我无所适从。今天面对耀邦叔叔，我似乎是来寻找答案，更似乎是在宣泄情绪。在那噤若寒蝉的岁月，即使是几十年的战友，也不敢随便讲一句公道话，而耀邦叔叔和我家素无来往，我对他自然不敢抱有什么奢望，他能同情我们也就很好了。然而，出乎我和弟弟意料之外，耀邦叔叔低头掐灭了香烟，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你爸爸有什么问题？他没有问题！他要是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好人了。你爸爸是抗大第二期十三队的支部书记，我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了解他。他长期在白区工作，最忠诚，最老实，处理问题非常谨慎。他胆子小，夸张一点讲，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他跟我们当兵出身的不一样。”他很激动，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停住说：“这样的人，也审查四五年，整他干什么？他是一个大好人，在延安交际处，做了很多工作。”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对爸爸的肯定评价，态度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实事求是，这需要怎样的信任、了解和勇气啊，只有将个人一切置之度外的人，才敢于跟有权有势的中央专案组分庭抗礼！耀邦叔叔一语值千金，那滚烫的话语，使我们姐弟多年的积虑顿消，我们那冰冻的心，因注入了暖流而热血沸腾，泯灭已久的自信心和尊严感开始复苏起来……

胡耀邦1937年在延安

耀邦叔叔重新坐了下来，他关切地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我真诚地说：“一想到毛主席那么忙，那么大年纪，就不忍心麻烦他，想给周总理写信，可没有地方收信……”我将为婆婆送信无门的事告诉了他，他询问了我婆婆的情况，更加忧心忡忡。他又点燃一支烟，边吸烟，边对我们说：“你爸爸的处境很不好，这不是你们自家的私事，这是关系到党的干部政策的大问题，审查了这么多年还不做结论，人都要整死了。你们有义务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这不是找麻烦，应该让中央了解有关情况，下决心尽早解决干部问题。”他想了一想又说：“你们还是给周总理写信吧。你爸爸从30年代起就做上层统战工作，周总理对他很了解。写信不要提过多要求，只写一个问题，写你爸爸身体有病，心脏病老发作，眼睛患白内障已失明，你们只提一个要求，要求住院治病。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国民党的监狱还可以保外就医嘛！这封信先不提做结论的要求，要求太多，反而不易解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身体，就可以熬到作结论。”我们听了他恳切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真如暑天饮冰，头脑立即清醒起来，我们姐弟如获至宝，就站起来告辞：“谢谢您，耀邦叔叔，我们现在就回去写信。”可耀邦叔叔伸手示意要我们坐下说：“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再一起研究研究，这封信怎么写？怎样才能让周总理亲自看到？这是最重要的。”我和弟弟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便同时向耀邦叔叔投去期待的目光，相信他一定会授予锦囊妙计，耀邦叔叔十分认真地说：“你写信一定要言简意赅，言辞恳切。只写一页信纸，三四百字就够了。因为周总理很忙，秘书一看见长信，就要做摘录，一摘录难免表达不准确，又要拖好几天时间。你们的信如果只有一页纸，简明扼要，就会被直接送到总理手中。你写字要一笔一画，要尽量规矩，字要写得大，让总理看起来省一点力气。”停了一下他又叮咛说：“信封上要写明落款，写明寄信人是统战部副部长金城之子。字也要写得大，写得规矩，这才能引起传递信件人的注意。他会尽快把信转递到总理手上。”耀邦叔叔为我们这封信，从内容到形式出了最周到细微的主意。他对老干部的爱护，对周总理的信赖和爱戴，对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的关怀体贴，令我们十分感动。初次结识，我们内心就在庆幸，我们结识了一位最热情、最真诚、最正直无私的良师益友。

第二天，我将写好的信稿送给耀邦叔叔看，他连连称赞说：“写得好，言辞恳切感人，不愧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我受到了称赞，既欣慰又辛酸，忍不住说：“可惜我大学毕业不能研究文学，尽给爸爸写申诉了。”耀邦叔叔笑笑说：“这是暂时的，将来你能有机会研究你的专业的，我们国家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些话今天看来已很平常，但在当时那种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代，是令人惊奇而新鲜的。耀邦叔叔看了信封上的署名是“金矛”，便问：“怎么只签一个名字？”我解释说：“我弟弟怕信落到造反派或专案组手里，怕连累我挨整，不让我署名。”弟弟金矛说：“我姐姐是党员，这几年挨了很多整；我是平头百姓、白丁一个，学的是舰艇设计，受牵连转业回来，现在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再整也把我整不到哪去了，所以由我来署名。”耀邦叔叔称赞弟弟的自我牺牲精神，也称赞我们家庭内部的团结。他说：“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们家还没有被攻破，你们经受了考验，你们要团结，还要和广大群众团结，群众不讲话，但心里很清楚，对人对事都有公论。”然后，他又兴奋地告诉我们：“我打听到了给周总理送信的门路，你们到中南海北门，北门对面有一排木板墙，墙内是正在施工的工地，板墙有一处缺口，你们走进缺口就会看见木板墙后面站着一位解放军同志，你们把信交给他，请他务必把信转交周总理。你们去试试看，我知道有人曾从这里给周总理送信，总理收到了。那位解放军战士会收下你们的信的。”迷津一经指点，我们惊喜交加，遵嘱将信送去，果然被收下。

后来经爸爸回忆，在我们送出信后不久的一天，有两位身穿军装的同志来看他，态度非常和气，主要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谈话后一直目送爸爸，看着他步履蹒跚地拄杖上楼，他们甚至还过来搀扶了他一把……不久，爸爸就被送进了北大医院。如果没有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点和帮助，没有周总理的关怀，爸爸可能逃不出“四人帮”的魔爪。如今爸爸尚在，而充满活力的耀邦叔叔却匆匆离去，怎不叫我们全家悲痛欲绝！

当我们的信被收下时，我们曾经惊奇，耀邦叔叔本人正处在受迫害、半幽禁的状态之中，何以能够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呢？从那以后，我们姐弟经常到耀邦叔叔家里去，这个迷也就逐渐解开了。我们不再望着中南海的红墙，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圣殿叹息，富强胡同2号成了我们这些“孤儿”们的归宿，也成了我们与中南海联系的桥梁。在那里，我遇到过郑律成叔叔、王昆阿姨、王定国阿姨……遇到过许多“黑帮子女”、民主人士子女和著名文化人的亲属。虽然我们知道，在您的院子的上方，有被“四人帮”控制的专政机关的眼睛，日日夜夜，虎视眈眈监视着您和来往人员的行动。但您毫不畏惧，像关心我们姐弟那样为所有求助于您的人主持正义，指点迷津，给所有来访者以信心、力量、斗争的勇气和策略。富强胡同2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难者，您的名声越来越大，找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当我们遇到一些受难而走投无路的人时，就告诉他：“去找耀邦叔叔，只有他会帮助你！只有他不怕受牵连，只有他刚直不阿，主持正义，敢讲真话……”我们给您找了许多麻烦，可您从不嫌烦，您总说：“我现在也是一个老百姓。”而我们却认为您是与人民同患难、共忧乐的“不管部部长”。您揽了许多事，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为党分忧，为民操劳。冬天，你那间正房就是接待室，中间有一面墙横隔开，里面是您的卧室，外间是书房兼客厅，无人来时您就读书，有人来时，您就接待，两边的厢房，是孩子们的卧室和饭厅，经常有人等候您的接待，遇到吃饭的时候，您和李昭阿姨就招呼来访者吃饭。夏天，那座小小的院落就成了接待室，您经常坐在一把椅子上，穿着圆领汗衫，摇着蒲扇和大家谈天，我们则坐在院子四周的石台阶上，和您平等地、无拘束地探讨各种问题，又十分倾心地聆听您的教诲……富强胡同2号，是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它将许许多多落难之人救助上船，同舟共济，破浪前行，船上的舵手是那样富于远见，富有胆识，又是那样坦诚、率直而富有同情心，在他身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融为一体，赢得了人们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胡耀邦1970年在干校插秧

1972年冬天，接二连三的灾难又向我袭来。由于过分劳累，我的第二个孩子早产一个月，产后我的妊娠高血压一直降不下来，更不幸的是，在孩子出生第七天，我那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公公，突然病故。第八天，我那在干校中风半身不遂的婆婆（她在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然病故后，承蒙总理关怀，于那年5月回京，和我同住）又因肺炎发高烧41℃，住进了医院，我丈夫既要对付公公的专案组的刁难，料理公公的后事，又要去照顾婆婆，无暇顾及我和儿子，由于没有奶吃，儿子严重营养不良，出生35天也得了肺炎、佝偻病，因高烧抽风住进了北大医院新生儿病房。我为公公的死而忧愤，又为婆婆和儿子担心，严重失眠头痛，导致血压更高，当我挣扎着到医院去探视生病的儿子时，街上来往的汽车都让我头晕目眩，举步维艰，每走过一根电线杆都要靠着歇息一下，才能继续前行，这个产假是真正的“惨假”！当我重回学校去上课时，人们惊讶地问：“你怎么过了一个产假，一下子老了十岁？！”我为了避开划不清界限的嫌疑，家里的一连串遭遇对谁都不敢提。我只能投入紧张的工作，投入学生中去，说不清是为了献身教育事业，还是为解脱心中的郁闷和精神上的痛苦，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到了夏天，我的精神才从崩溃的边缘逐渐恢复过来，应该说是我的学生和我的工作拯救了我。但我心中的抑郁始终不能消除。我丈夫从干校回京后，远在房山工作，我们怕婆婆受不了公公逝世噩耗的刺激，将公公去世的消息瞒了她近三年，从来不会说谎的我，也不得不天天编谎话来隐瞒真情，这就更让我忧上加忧，愁上添愁。心中的不平能向谁去诉说？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耀邦叔叔。

197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和丈夫廖玉一起来到富强胡同2号——那熟悉的小院，院子里围坐着不少人，耀邦叔叔坐在椅子上摇着扇子和大家闲谈。见我们进来，便招呼我们在石头台阶上坐下，询问了我爸爸和婆婆的情况，又问起我公公去世的情况，我们告诉他公公死后，造反派不准保留骨灰，经过力争，我们将骨灰存进了老山骨灰堂，但是专案组又不准用公公的真实姓名存放，我们就用公公带职下放当石家庄地委书记时的化名去存放……耀邦叔叔听了这些情况，沉默了一阵说：“我最后见到你公公是在‘文革’初期，我们都在北京医院住院，我没有烟抽，就到他那里去讨烟，他给了我一条中华烟，后来，他被关起来，我也挨批斗，就再也没有机会还给他香烟。唉，我还欠着他一条香烟呢！……”说到这里，他又陷入了沉思。这件小事，我已听耀邦叔叔讲过不止一次，每次讲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遗憾。这次讲到这里，他又久久不语。后来我们说：“公公被关在卫戍区五年多，一直到死也没做结论。我们想给中央写信，要求给公公做出明确的结论。”耀邦叔叔想了想说：“关于薄一波他们出狱的情况，在延安召开七大的时候，审查代表资格，有人提出过疑问，中央有过明确的结论，他们是经组织营救出狱。这次‘文化大革命’，又搞什么‘叛徒集团’！现在人已不在了，可以要求专案组做结论，但是写信要不卑不亢，不要用刺激性语言，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出气，讲气话无助于解决问题。”临走时他又叮咛我们把爸爸照顾好，把我婆婆照顾好，要让他们多活几年。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正如耀邦叔叔所料，干部政策的落实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两年，几经斗争和反复，爸爸、婆婆的结论都留有尾巴，公公的案子是属于刘少奇大案的组成部分，而刘少奇已被戴上三顶帽子开除党籍，公公的案子也就遥遥无期地拖下去。沉重的包袱实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抬不起头。但我们始终相信，历史是不容歪曲的，水落就会石出，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我们反复地帮助老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写申诉材料，和专案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懈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几个人的名誉，更是为了维护尊严、正义和真理。

胡耀邦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又来到耀邦叔叔家，问他关于“叛徒集团”的案子是否可能在全会上了结？耀邦叔叔说：“十年动乱留下很多冤案，‘天安门事件’、‘刘少奇事件’、‘叛徒集团’事件，都是大案、要案。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但是斗争很复杂，中央专案组还在，他们辛辛苦苦整了十来年，罗织种种罪名，要全部推翻，他们不甘心；‘四人帮’的残余还在起作用，有些要害部门，像中央组织部还被他们把持着，干部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我也寄希望于这次会议，寄希望于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我也会努力去讲话，但是斗争是艰巨的，我不能保证这次会议一定能解决‘叛徒集团’的问题，但我相信最终是要解决的，你们要有信心，要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你们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耀邦叔叔始终是如此，讲话坦诚、实在，从不空许愿，从不打包票，从不给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宁可讲七分话，干十二分事，而得到十分成绩，绝不像有的人那样，讲十二分话，干三分事，空口许诺，一事无成，哗众取宠。他总是言传身教，带领我们脚踏实地去与邪恶战斗。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能有一点实干精神的话，那是和耀邦叔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熏陶分不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比预料的好，好得多！”这是全会结束后，耀邦叔叔对去拜访他的人讲的第一句话。那天阳光明媚，虽是冬日，但院子里并无寒意，站了许多人，有几位扶杖老者被请到椅子上坐下，“小字辈”的人全都站着。耀邦叔叔像召开新闻发布会似的，容光焕发，精神振奋，从我结识他以来，从未见过他如此高兴。他说：“三中全会开得出乎意料的好，九大、十大不用讲，这次会开得比八大好。可以和七大相比，是真正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当人们称赞耀邦同志对这次会议所起的作用时，他谦逊地说：“主要是小平同志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接着他请李昭阿姨把他的亲戚从新疆带来的西瓜切给大家吃，冬日的阳光下，大家吃着脆甜的新疆瓜，真是甜到了心里。人多瓜少，每人吃了一块就没有了。耀邦叔叔让李昭阿姨再拿点出来，李昭阿姨说：“一共只有一个瓜，全切了拿出来了。”耀邦叔叔伸着两只手遗憾地小声说：“真是，还没有吃够呢，就没有了……”大家都笑了起来，他此时真是坦率，纯真得像一个儿童。襟怀坦白，毫不做作，更无矫饰，这正是耀邦叔叔人格的魅力之所在。小院，像它的主人一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而轻松……

（1989）

补记：上文一气写成后，才觉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竟存于箱底17年。如今翻出，又想起几件事补写于后。

大约是在1978年，听说耀邦叔叔调到中央党校担任领导，我便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党校去找耀邦叔叔，请求他把我调进党校任教。耀邦叔叔让我坐下，对我说：“我知道你专业不对口，很苦恼，我对你很同情。虽然你的专业在党校也有用，但不是我们目前最急需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搞马列主义的，这十年‘四人帮’把马列主义践踏得一塌糊涂，在理论上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急需的是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老师……”他点上一支烟，又叹了一口气说：“可是现在‘四人帮’的残余还把持着许多部门，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还卡着我们的脖子，我打报告问他要几十个名额的编制，想调一批专业人才，可他只给了我很有限的几个名额。按理说，党校也需要你的专业，但是我手中名额有限，我只能用这有限的名额调最急需的专业人才，所以目前不能调你来，你应当理解我。”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很同情你，但是不能帮助你，我知道你的愿望，我会想办法介绍你到需要你的专业的单位去的……”接着他说了几个单位，并表示他愿意推荐我去。

我知道耀邦叔叔所面对的百废待兴、举步维艰的境地……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觉得不能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了，便告辞出来。当我骑上车子回家时，我想，耀邦叔叔不但没有架子，而且还那么坦率真诚。他对一个年轻人的多次求助，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能办的事就热情帮助，办不到的事也如实相告，讲清道理，让我心服口服。

胡耀邦1979年1月25日在政协礼堂为廖鲁言等五人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悼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终于给“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平了反，公公廖鲁言的冤案得以昭雪，可惜他老人家没有活到这一天。想到他以59岁“病故”于冤狱之中，我们总是义愤难平。平反后，有关部门决定给他和另外三位难友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准备在政协礼堂举行，那是1979年1月，得此消息，我们跑去找耀邦叔叔，他那时已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我们提出希望他能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低头沉思了一会说：“好！……唉，我还欠廖鲁言一条中华烟啊！”几年来，只要谈起廖鲁言，他就会回忆起在医院向他借烟的往事……后来，追悼会由李先念同志主持，耀邦叔叔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致了悼词。这迟到了6年的追悼仪式，终于使我们这些生者的累累伤痕之心得到了些许抚慰。耀邦叔叔真是一个充满情意的人啊！

公公廖鲁言死得实在突然，而且疑点丛生。比如，公公的病历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公公住院后，曾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葡萄糖，而他在“文革”前就早已患有糖尿病。这种“注射”是否属于谋杀？公公是自己走进医院的，入院时还因肚子饿，向看守他的解放军战士借过二两粮票买了点心吃，怎么入院不到8小时就被切开了气管，就这样不治身亡了？对此我们怎能善罢甘休？如果是谋杀，一定要找出凶手，绳之以法，为公公报仇雪恨。于是，在追悼会开过之后，我和丈夫廖玉拿着公公的病历去向耀邦叔叔求助。请他指点我们如何才能查出凶手绳之以法？耀邦叔叔沉思了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杀父之仇，怎么能善罢甘休呢？……”顿了一下，他又说：“要说罪人，最大的罪人就是‘四人帮’，他们已经被抓起来了，还要进行审判；他们犯下的罪行是死有余辜的，对他们绳之以法，就是替你们，替刘少奇、陶铸、彭老总、贺老总……替千千万万死于非命的老干部和老百姓报了仇。”他吸完一支烟，又点上一支烟，说：“十年动乱，那是一段残酷的历史，问题很多，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擒贼先擒王嘛！至于下面的那些人，真正心甘情愿跟着‘四人帮’的铁杆分子也有，但那是少数，真正的坏人、投机分子，总是要暴露出来的，人民不会放过他们的！下面的那些人，包括专案组的人、医生、警卫……大多数都是执行者，其中多数人是认识问题，经过教育可以转变的；有些人，他们是被迫执行的，对这些人，要教育帮助，也要等待，你们对他们要宽容一点。如果也像‘四人帮’那样，打击面很大，斗来斗去，是不利于革命大局的，你们在‘文革’中表现得很好，很坚强，但是还要学会宽容。我们的国家现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向前看，把国家建设富强。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老是向后看。你们都有专业技术知识，现在可以大显身手了。所以，我劝你们就不要再去追究下面的那些人了，你们看怎么样？”我们听了，觉得有道理，一个国家要建设，要发展，不能总是斗来斗去，应当顾全大局，向前看；一个革命者，不能总是陷于私我的小圈子里，应当有开阔的胸襟……耀邦叔叔又问了我婆婆的健康情况，嘱咐我们要照顾好她老人家。

我们每次去看耀邦叔叔，都会从他那谆谆教诲中深受教益，他总是那么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才敢向他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说错话，也不会受到训斥，而是得到循循善诱的纠正和引导，他真是一位良师益友。

经耀邦叔叔的指点，我们给周总理写信求助，终于使我的爸爸金城得以住院治疗，保住了一条命。1976年，他查出恶性肿瘤时又再次得到了及时治疗。当爸爸终于亲眼看到了“四人帮”垮台，看到了三中全会的胜利时，爸爸精神大好，一天欣喜之际，他命我陪他去看望并感谢耀邦叔叔。当爸爸拄着拐杖在我的搀扶下跨入小院的门槛时，拐杖点地的笃笃声惊动了正在书房看书的耀邦叔叔，他开门出来，跑下台阶，把我爸爸搀扶进了书房，坐定之后，他问候了爸爸的健康情况，又讲了形势，他情绪盎然，对我爸爸治病的疗效也很乐观，说了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他对爸爸说：“你是一位老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这十年受了很多折磨，头发都白了。你身患沉疴，但是很顽强，很乐观……你今后的任务有两条，一是好好治病，休养生息，延年益寿；第二，就是写一本回忆录，把你在延安交际处的工作好好回忆一下，记录下来，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成熟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熟了，你帮助毛主席、周副主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应当总结一下，留给后人研究，那是党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宝贵财富。你那段工作非常重要，也很有成绩，应当把它写出来，出一本书。你的问题中央专案组还留有尾巴，但一定会彻底解决的，落实政策以后，你就不要再担任实职了，做做顾问就行了。主要是完成那两个任务，主要是延年益寿！”他又说：“这十年，‘四人帮’把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要拨乱反正，清理政治思想界的混乱，要恢复和振兴经济，我们党有很多事要做。现在急需要把年轻人提拔起来，叫他们挑重担，你要支持年轻人，帮助他们走上领导岗位，接好班……”爸爸原本就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听了这番话，频频点头。当我们跟耀邦叔叔告别时，他一直送到院子门口，并拱手对爸爸再三祝福说：“延年益寿，延年益寿！”

胡耀邦在延安读书

从此后，爸爸除了治病，就全力以赴写回忆录，他多次亲自到中央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还亲自登门拜访延安时期的老同事、老战友。1986年，爸爸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们给耀邦叔叔送了一本书去，耀邦叔叔非常高兴。

胡耀邦在延安窑洞前

在爸爸担任统战部顾问和政协常委期间，还抱病到上海等地，亲自搞调查研究，发现基层统战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党外同志冤案没有平反，要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处处遇到阻力，真是问题成堆，困难成堆。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爸爸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他总结归纳了统战工作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这份报告得到了耀邦叔叔的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中做了多处批示，最后又把这份报告批转给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请他们重视采纳爸爸的意见和建议，这使爸爸很受感动。

后来耀邦叔叔虽然很忙，但当他得知我爸爸身体欠安时，还曾派儿子德平来我家中看望……

记得有一次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爸爸，不知怎么回忆起延安生活，爸爸又告诉了我一件事，他说：“我跟你妈妈结婚时，在延安新市场摆了一桌酒，耀邦同志也来喝了喜酒，他还是我们的证婚人呢！”那时我父母都刚从抗大毕业不久，这也是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怪不得，耀邦叔叔对我爸那么了解，那么熟悉！原来，他们相识的年岁比我的岁数还大呢！

真诚、坦率、重情义，这就是耀邦叔叔……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