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队伤亡之惨烈，前所未有。曾经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炉一般，填进去就融化了。”

自“八一三”淞沪战役以来，苦苦坚守了三个月的上海，很快就被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了！这一天，是1937年11月12日。

上海沦陷后的第二天清晨，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便伸向了“江南福地”常熟。日本重藤支队，很快在常熟沿江的高浦口登陆。同日，日本第十六师团又在徐六泾口、野猫口先后登陆。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的中国军队，只能在混乱中纷纷撤退。

然而，在常熟的守军中，仍有一些爱国官兵与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英勇的抗击。就在日军重藤支队登陆的高浦口，驻地守军以一个营的兵力，顽强阻击日军四个多小时，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实在无法遏制侵略者入侵，最后只能挥泪退出火线。不只在高浦口日军遭遇到了爱国官兵的顽强阻击，在梅李万渡桥，仅有一百多人的守军，不顾敌机的疯狂轰炸，孤军奋战，直至大部分官兵光荣牺牲。在支塘，爱国官兵与日军经过数小时激战，最后仅剩几十人，退守支塘纱厂，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抵抗，日军久攻不下之后，用一把大火点燃了纱厂。纱厂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几十名中国军人就这样在火海中壮烈牺牲。在古里苏家尖，一个机枪连的中国军人，在与日军交火中，可谓是英勇顽强，击毙日军数十人，自身伤亡亦超过半数。

沿梅塘进犯常熟县城的日军，行至兴隆桥，同样遭遇了驻地守军顽强反击，迫使侵略者窜回梅李。至此，从高浦口、徐六泾口、野猫口登陆的日军，在占领了梅李和支塘镇之后，分别由支塘沿公路向苏州进犯，由梅塘向常熟县城进犯，均遇到了爱国官兵殊死抗争，英勇奋战。于是乎，日本侵略者于11月14日调转方向，改由梅李向西出发至福山，与在福山口登陆的日军会合之后，再改道由西乡迂回前行，攻袭常熟县城。令人遗憾的是，早在三天之前，国民党常熟县长陈复及其部属，就已弃城而逃。

越七日，日军侵占常熟县城，常熟沦陷。这一天，是1937年11月19日。从此，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常熟近八年的入侵，在这座江南名城，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常熟土地上，肆无忌惮地、丧心病狂地、惨绝人寰地展开了轰炸、烧杀、抢掠、蹂躏，日军的铁蹄所到之处，便是山河失色，草木含悲，满目疮痍，焦土一片，广大百姓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煎熬，在百般凌辱中悲屈度日。

请先看一段侵略者的日记吧——

这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写道：“11月24日。早晨7点30分向常熟进军。常熟为县府所在地，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宽敞的石板路，鳞次栉比的商店和旅馆。进入中支那以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墙上到处都写着抗日宣传文字，这在北支那很少看到。由此可见，这里抗日训练何等坚决，老百姓抗日热情何等高涨。大家议论说：中支那的抗日思想非常坚决，对他们不能手软，想杀就杀，想抢就抢！

“女孩子们见我们进了村子，一个个吓得都在发抖。士兵中有的一看到妇女就起淫念。这时我们急需的是大米。由于粮食供应不上，全靠就地征收。我走进一家农户一看，七个女人正畏缩在墙角里，男人被我们的人捆绑在一旁，束手待毙。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脸上抹了黑灰，显得特别脏，躲在母亲和祖母的背后。

“她们家的大米全被支那兵征收去了，一粒都没有，剩下的全是谷子。她们把稻谷放进石臼里用木棍直捣，简直是最笨的原始捣法。正当我吸烟等大米的时候，西原少尉闯进来。他翻着眼挨个打量了她们一番，发现姑娘把脸抹得漆黑，怒吼道：‘这个畜生为什么故意弄成这副脏相？叫她在我们日本兵面前要打扮得漂亮一些！’

“少尉在屋子里搜查了一番，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他抬腿正要出门的时候恶狠狠地说：‘这个村子的人和邻村的一样，统统杀掉！邻村三岁孩子都没有留下。这里的事完了以后，严防她们逃跑，明天早晨把她们全部收拾掉！’‘咔嚓’一声，军刀入鞘，少尉扬长而去。

“为什么非杀这些女人和孩子不可呢？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和心惊胆战怀抱着婴儿的妇女们杀掉，这又能得到什么呢？刚才，看到捆绑在树上的男人被刺刀捅得惨叫、鲜血淋淋的时候，七八岁的孩子像被火烧着一样，吓得拼命哭喊发抖。不用说，她们大概憎恨我们日本军队。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些柔弱的乡下妇女能做什么？……放她们一条生路，这对我军稳操胜券毫无影响。于是，我打算让她们逃走。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是由于我有回报她们为我捣米的心意，相见以诚，与我为善。我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你等12点逃’的字样，她们拿在手里轮流看了一下，但结果谁都没有看懂。无奈中，我只得拔出了腰刀，抓住一个妇女，对她说：‘明天，你的这样！’说着，把刀抵住她的胸口，她吓了一跳，以为我真的要杀她。这一下，她们总算明白明晨就没有命了，顿时惊恐万状。我把她们带到后门，在我手表上指着十二点，嘱咐她们：‘你的，这个！’于是她们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感激得眼泪夺眶而出，跪在地上三拜九叩地感谢我。

“太阳终于下山了。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事，拿着两升米回到了分队。宿舍前面的晒场上，三个刚被杀死的支那人倒在血泊里。说是几分钟之前才被杀的，鲜血像舔动着的蛇舌一样在地上流淌。我意识到在我们睡觉之前，那少年苦力是无法逃跑的，就把他带到一间黑洞洞的空屋子里捆绑起来，绳子绑得很松。这之后，顺便去瞅了一下白天的那帮女人是否已经逃走了，一看已是人走房空，她们是不到12点就逃脱的，一个都没留下。

“正当我心安理得走过第二分队宿舍门前的时候，屋子里传出了淫乱的喧嚣声。进屋一看，一个姑娘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六个士兵正围着火炉酗酒寻开心。她就是我放跑的姑娘们中的一个。竹间伍长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东君！你挺好！老酒、姑娘的，统统的有了！下面，性交性交！好了，好了！’说着干了一杯。所有人的淫荡的目光都聚到了姑娘的身上。‘在哪里抓到的？’我问。‘这些家伙刚才正向后面逃跑，被我们逮住了。就这样杀掉太可惜了，我们想尽量满足后再杀！’竹间回答说，又‘嘿嘿’笑起来。她还是被抓了。我想，她的命真不好。算了吧，我也就没再提放了她的事。‘你说尽量满足？是让谁满足？’我问。‘是想给这个姑娘满足啰！’‘姑娘同意了！哈！哈！哈……’‘喂！谁先干？奥山！你怎么样？’‘谢谢！喂！姑娘！来，来，来！’奥山拉着姑娘消失在黑夜之中，……接着，两三个士兵又去接替奥山，消失在黑暗中。”

再录一段日本当代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先生《活着的士兵》一书中的文字。这是先生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到华中战场采访，从上海出发，经过常熟、苏州等地，直达南京，随日军参加了进攻南京的全过程。回到日本后，用十二天时间创作完成了《活着的士兵》一书，由于书中揭露了日军残暴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以及日本士兵中的厌战情绪，他本人被判处禁闭四个月，缓刑三年。发表先生作品的《中央公论》杂志，也遭遇停刊之命运。

石川达三先生在《活着的士兵》一书中这样写道：

“不久，‘征用’竟然成为士兵们任意外出的借口，接着又被他们当作一种隐语。‘征用生肉’，意思就是到外面去找花姑娘。他们真想找个年轻女人，哪怕是看她一眼也好。不管是女人的脸还是后影，甚至照片、画片，只要是象征年轻美貌女人的东西，什么都行。至于女人用过的手帕、缎子绣花鞋，更是郑重其事地保存起来，带回来向大家炫耀。

“然而，扫荡过的村子里，轻易看不到年轻人。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青年男子都被拉去当兵或当夫；年轻的女人或随军队撤退，或者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因为沦为战场的村落，女人首先遭殃。因此，出去找花姑娘的士兵们很少有机会碰到女人。

“这天早晨，三四个士兵叼着香烟出去找花姑娘。在支塘镇烧成废墟的街上，到处都可见到三五成群的士兵。

“在镇子尽头的一户倒塌了的农民家里，眼尖的近藤一等兵发现了一个女人。‘你瞧，那不是吗？’他一面指着，一面对过来的士兵说。

“那女人在晦暗的屋子里瞪着他们。从远处望去，这个女人不过二十多岁。近藤等四人悄悄地跨过田垄，大胆地来到这农家的屋檐下。那女人伫立在木格窗子后面。透过窗户看，屋子很窄小，又非常暗。墙上挂着犁、锄等农具。屋里堆着破烂的家具，洗脸盆中浸泡着白菜和土豆。

“‘喂！姑娘！’一个士兵嬉皮笑脸地招呼她。她的脸上显得紧张而恐怖。她的轮廓很美，可是衣服脏得要命，头发脏得成了灰色。

“‘这女人倒不错，可惜太脏了。’刚才那个士兵遗憾地说。

“‘先进去瞧瞧！’说着，近藤一等兵去推板门。门锁着，他喊了一声口令，四个人一齐用肩膀去撞。门一下子被撞开了，门框和锁一起崩裂了。

“近藤慢腾腾地跨进门去。这时，那个女人后退了一步，她右手握着手枪，一扣扳机，咔嚓一下，枪没响。

“近藤弓着背，像一只皮球似的朝着女人的胸膛扑去。刹那间就把她扑倒在地。近藤夺过她的手枪，站起身来。‘混蛋！’他喘着粗气骂道：‘这个娘们不简单！’

“跟进来的三个士兵把女人团团围住。那女人倒卧在地上，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有她那鼓起来的胸部和腹部，随着她的喘气，一起一伏。这一切都映入了四个士兵的眼帘。

“突然，他们狂暴的情欲发作了。他们感到一种野性的冲动，非要治一治这个敢于反抗的女人不可。“‘剥她的皮！’近藤说。他怕自己这句话被解释为情欲的冲动，感到有点羞愧，于是小声地补充了一句：‘也许是个间谍，看她身上带着什么东西。’

“这个女人实在太脏了。她那露着的小腿没穿袜子，全是泥垢，乌黑乌黑的。士兵皱起眉头，抓住她的衣服，把它撕得粉碎，露出了脏得已经变成灰色的内衣。从她褂子的口袋里搜出一个钱包，发现里面装着几张好像是速记符号的纸片。

“‘瞧！准是间谍。’近藤摸了摸夺来的手枪说，‘看她还带着别的什么吗？’

“其他三个士兵撕裂了她的内衣。这时，那女人雪白的肌肤全部露了出来。他们的眼睛发了花，以致不敢去正视她。胸部两侧丰满的乳房绷得紧紧的，腰部的曲线也很美。在这晦暗的屋子里，只有她的身子是白的。近藤扣了一下扳机，枪依然没响。‘这畜生，我差一点被她结果了生命。’

“‘肯定是个间谍，老百姓是不会带手枪的。’那个剥她衣服的士兵说。

“近藤一等兵把手枪换到左手，拔出别在腰间的刺刀，慢条斯理地跨到赤身祼体的女人身上。那女人紧闭眼睛，他俯视了一会，一种狂暴的情感涌上心头，不知是愤激还是情欲，仿佛是从小腹深处涌出来的一阵子热乎乎的冲动。他什么话也不说，右手紧握刺刀，使劲地朝女人乳房底下刺去。雪白的肉体像弹起来似的蹦了一下。那女人双手抱住刺刀，痛苦地呻吟着，挣扎了一会儿，再也不动弹了。站在一旁观看的士兵的皮靴底下渗着黑乎乎的血。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皮靴声，士兵们透过木格子窗户向外窥看着。‘你们在干什么？’众人一看，原来是笠原伍长。

“近藤一等兵擦去刺刀上的血，简单地向笠原伍长汇报了情况，把那几张写着符号的纸摊开来给他看。‘肯定是个间谍，我把她杀了。’笠原伍长瞅了一下女人的祼体，吸了吸鼻涕奸笑道：‘唉，杀了多可惜啊！’说罢，他叼着香烟，越过田野，向公路方向走去。”

上述两段摘录，一段出自一个亲身参与了在常熟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者东史郞之《东史郎日记》，一段出自一位具有一定良知的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亲自采访创作而成的《活着的士兵》，从这样的摘录中，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兽性已经暴露无遗。然而，现实的情形，要比日本侵略者的“日记”，要比日本作家的创作，更凄惨，更血腥，更令人发指。

1937年8月17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常熟。至11月18日，仅三个月内，有史料记载的轰炸就有二十七次，也就是三天左右就轰炸一次，致使千年古城陷于熊熊战火之中，黎民百姓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常熟城区萧家廊下及学宫一带房屋被炸，一老妇四肢炸飞挂到了河对岸树枝上；万寿桥着一弹，邓阿坤家六个子女均被炸身亡，其中小女儿炸飞到河对岸华子南家内，归朱氏被炸成两段，半段炸飞到河对岸孙叙宝家中；居住在城南门缪家湾的王菊生一家三代十三口，被炸死六人，王菊生年仅二十九岁的母亲头颅炸裂，一块头皮炸飞出去，其发丝间还佩插着梳子。

县城频遭轰炸，乡村亦不能幸免。沿江村冯小弟一家五人虽已藏身地洞之内，仍逃不脱日军残暴的机枪。沿江村另有四户村民十三人，躲避在一处竹园内的地洞里，被日军发现后，先是用柴草在洞口熏烧，烧过之后，日军进洞检查，看到十三人都还活着，于是又将村民从洞里拖出来，一一刺死。当拖得剩下顾和姐母子二人和章彩金母女三人时，日军见顾和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淫欲顿生，当场实施强暴。此时，顾和姐三岁的幼子跟在母亲后面哭喊，被日本鬼子挥刀劈去半个脑袋，当场惨死。章彩金母女则趁机从洞中逃出，虽然已经游过了两条小河，还是没能逃脱日军的魔掌，被抓回后，又是枪托砸打，又是皮鞋狂踢，受尽了折磨，可谓是生不如死。所幸的是，因其时天色渐晚，日军急于归队，她们母女三人才幸免于难。

有一对逃难到董浜镇砚泾村的年轻夫妻，丈夫被日军开膛破肚，妻子在遭受奸淫之后还被割掉了乳头；徐市镇潘家巷一瞿姓孕妇，因胎儿临盆，不便行走，惨遭日军强暴，其下身被这帮暴徒用木棒捅烂，暴徒们走后，留下一杆血迹斑斑的木棒，一具衣衫撕裂的膨腹女尸；辛庄有一对母女，逃难途中被日军搜获，为保护女儿，母亲苦苦哀求，愿代女受辱，结果母女二人均遭轮奸之后，惨死在日军刽子手的刺刀之下。

吴市镇，地处长江之边，日军登陆，该镇首当其冲，最先遭受浩劫。全镇被杀有571人之多，其中被日军大肆屠杀的有汤桥村，被杀近200人，沿江村，被杀82人。1937年11月13日及以后的短短几天内，被日军残暴杀害的无辜百姓，浒浦镇252人，碧溪镇144人，淼泉镇320人，董浜镇4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占领常熟城的最初几天内，被杀害者就达1500多人。

日军暴徒，铁蹄所到之处，不仅奸淫成性，杀戒大开，而且肆意焚烧，大肆劫掠。白茆全乡被焚烧民宅2366间，其中汪家油坊大火整整烧了7天7夜，18头老牛葬身火海，整个作坊化为灰烬；九里镇中兴布厂80多间厂房被焚，烧毁大小机床300多台，布匹1万多米。

据《申报》记载：“虞城既陷，火患遂起，大东门外上塘等街，毁灭无遗。城内则寺前街自牌楼档起至赵弄止，一片焦土。南市心、北市心亦焚毁殆尽，南门外坛上则焚毁十之四五。”常熟东门大街被烧得只剩店铺、民宅20多家，瞿桥边的布店、寺前街的新旅社，还有历史悠久的“黄顺泰”“乾太恒”等老字号均被先抢后烧。

庙宇寺院，古迹名胜，名人宅第，画院书楼，也是厄运难逃。学前街，建于宋仁宗年间的孔庙，建筑宏伟，气象肃穆，言公祠、名宦祠、乡贤祠、巫咸祠、张旭祠、泮宫、明化堂、尊经阁、祭器库、崇圣祠等分立其中，是役，遭日军飞机投巨量炸弹轰炸，大成殿等众多祠阁毁破过半；始建于南宋建炎四年的崇教兴福寺塔，为常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常熟百姓俗称之为“方塔”，江南名胜之一，岂料，日军轰炸常熟城时，竟然将其定为轰炸的第一目标；位于常熟古里镇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是我国清代民间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自清乾嘉时起，瞿氏家族就为藏书、刻书、护书不遗余力，费尽心血，此番日寇入侵，狂轰滥炸，除藏书楼主体建筑外，悉遭焚毁，古籍文物无有幸存者，楼中善本图书一千多种三千多册，被日军抢夺殆尽。

坐落在常熟城西门外宝岩鹁鸽峰下的瓶庐，为两朝帝师翁同龢回乡归隐之所，也是近代常熟著名的园林之一。瓶庐东起九曲黄河，南临九万圩，西至严家弄，北抵香馆浜，总面积近23亩，其水面约占三分之一，园之东北隅为住宅，三组横向并列，自东而西分为楼七楹，平房五楹及三楹，互有腰门隔断，可分可合。主楼前辟有石板天井，东、西、南三面皆设有回廊，西廊南端开有一门，开门为水阁两间，分别为佛堂和祖堂。日军进宅后，先在各处抄掠，继而纵火焚烧，内宅房屋三组及水阁等大片建筑全成灰烬。尤其是翁氏家族历代积累下来的大量极有价值的书画、古玩、书籍、家具等亦悉遭浩劫，损失难以估量。

有“江东才子”之称的著名爱国诗人杨圻，于1938年亲笔写下了自己常熟的宅园“石花林”被日军洗劫烧毁的全过程——

石花林，余虞山园宅也。新筑于民己未之岁，背山临水，广庭高厦，花木甚盛，四时不绝。手植红梅成林，高出楼槛矣。书籍万数千卷，多明版、殿版，经、史、子略备，集部、诗词曲丛书尤多精本，贮于西楼。余父子5人，皆久客，惟老仆留守之。丁丑十一月，倭寇陷江南，大掠而东，吾邑陷。其军官某喜宅幽雅，入据之。初颇相安，居七八日，于书屋见余撰印之《打开天窗说亮话》文二百册，盖沈阳之变，余撰劝各党各军合力抗日者也。某乃大震怒，谓杨某抗日分子，当膺惩。余固世家也，多藏书籍、字画、玩好，而家具、帏帐、服御，亦颇精。于是命其军士扫数洗劫两日夜，运沪东行。既毕，以硫磺弹纵为焚烧，顷刻都烬，鼓掌欢笑而去。实则利余物之伙颐，以火掩劫掠之迹耳。于是石花林及余身而片楮无存，此后无屋可仰矣，于是屋舍财产及余身而荡焉无存。此丁丑十一月十八日，旧历十月十六日事也。

诗人的记述之中，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哪里有敌人，哪里就会有斗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常熟人民怎么可能一味忍受，再忍受？沉默，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