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面临强敌压境，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常熟人民群情激愤，“实行全民抗战，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响遍常熟城乡每一寸土地。一些爱国人士、工人、学生和农民，纷纷行动起来，搜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在各地组织起抗日保家乡的自卫武装。在城区，旅外回乡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共青团员蒋宗鲁，担任了常熟抗敌后援会的常务理事，领导开展救亡工作；南京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季钟朴等一批旅外学生，在知识界和文艺界人士中组织起了抗日宣传队，以活报剧、评弹等形式，到常熟乡村、集镇巡回宣传；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组织了两艘轮船，穿梭于上海与常熟之间，护送伤员，救济难民；东言子巷一开明人士将一百多亩稻田所收粮食，全部“献纾国难”，支持抗战；常熟工商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纷纷参与到为抗战募捐的行列中来，他们为抗战部队捐钱捐物，一些饮食店、糕点店不分昼夜为前线将士送汤水，送馒头。

在乡村，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一些爱国进步青年，纷纷投身抗战洪流，这中间有浒浦的顾鉴修，梅李的李映华、陈刚、薛惠民，王庄的鲍志椿，徐市的程飞白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员李建模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出狱之后，随即回到梅李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发动吸收了近百名工人和进步青年参加抗敌后援会，为后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培养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

1938年春节刚过，从苏北避难返回塘桥的任天石，深感梅李镇周边帮派猖獗，盗匪横行，民不聊生，要救民众于水火，不再遭受日寇和盗匪的欺压蹂躏，惟有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奋起抗争，这就需要有一支自己的自卫武装。

2月中下旬，任天石回到家乡塘桥不久，就派吕元元通知朱英等人，到他家碰头磋商。他把在苏北看到的，到处都在发展抗日武装的利好形势向他们做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毛鹏华的自卫武装为基础，在塘桥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当时，朱英已经有离开塘桥去西乡的打算，任天石的介绍和设想给了他信心，于是朱英当场决定留下来，和大家一起组建抗日武装力量。

没过几天，任天石召集毛鹏华、徐衡伯、颜祖惠、朱英、吕元元等人，在勤新布厂秘密会商，就经费筹措、购买枪支、发展武装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正如朱英后来在《关于“民抗”初期的回忆》一文所写的，“天石一回来，我们塘桥武装马上有了生机和活力。”

然而，塘桥游击队组建初期，经费问题始终是困扰着游击队发展的一个难题。任天石带领着游击队的一班人，提出了“打东洋，保家乡，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的口号，首先在工商业者和小业主当中进行募捐。

这时，地方上一个陈姓小股武装，以修复被日军炸断的麦架桥为名，在兴隆设卡对往来船只收税，收入十分可观。朱英发现之后，立即向任天石汇报，询问游击队是否也可以修塘桥为由收税，以解决困扰游击队的经费问题。任天石听后笑笑说，“塘桥没有断，不需要修复。收了人家的税，人家会说我们塘桥游击队敲竹杠的。还是另想别法的好。”

后来，任天石还真的想出了一个“劝募”的好办法。你听——

……

同胞兄弟看娘面，

千朵桃花一树生；

……

远亲不如近邻好，

急难之中齐帮衬。

……

只见梅塘边，坐着一帮老太太，对着过往商船，手捧箩盆之类器具，唱着民间小调，劝导商船老板给游击队捐助。此法还真的是奏效，一些大的商船知道原委之后，纷纷主动捐助，给游击队带来可观收入。有了钱之后，武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批枪支，很快从嘉定、昆山秘密运到了游击队。

就这样，塘桥游击队不久就有了二三十人，十来支步枪和一挺机枪，也算是初具了规模。

压榨，必然激发反抗。残酷的压榨，必然激发强烈的反抗。梅李“抗租”事件，用铁的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是3月底的一个早晨，梅李镇“维持会”头目徐乾生、闻宝华之流，见镇上无人去他们的“租栈”缴租，于是就分派一帮汉奸和爪牙，下乡武装催租。其实，这个“维持会”趁着抗日大潮风起云涌之际，聚众拉旗，主要势力是日伪和反动地主。“维持会”在成立之初，就向梅李镇四乡八村的农民发出限期补缴上一年租赋的“限票”，强行勒索。遭受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农民们，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十分艰难，哪里还能承受“维持会”的横征暴敛？！

面对武装催租的“维持会”的汉奸和爪牙，饱受苦难和欺压的农民们，在黄小生、王小松、孟金生等人的带领下，呼喊着“大家不还租”的口号，手持棍棒、铁钗之类土器械，涌进了梅李镇南街的陈玉堂茶馆，与前来抓人的汉奸、爪牙们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民众们闻风而动，纷纷加入“抗租”行列。

在痛击了武装催租的汉奸和爪牙之后，黄小生、王小松、孟金生等人又带领着大家奔向设立在梅李镇上的“租栈”，“大家不还租！”“捣毁租栈！”的呼喊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沿途的群众越聚越多，到镇子上的时候，队伍已经多达数千人。

如此声势浩大的队伍，一下子就把“维持会”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徐乾生、闻宝华二头目，还在等候着武装催租的“好消息”呢，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帮泥腿子，竟然冲到“租栈”里来，而且黑压压的一片，势头不妙。等他们发现势头不妙，已经来不及了。棍棒雨点般地落在了两个“维持会”头目身上，“打！”“打！”“打死这些汉奸、恶霸！”遭受日寇和徐乾生这样地方恶势力欺榨的劳苦大众，终于有了出口气的机会，他们砸了“租栈”的招牌，烧掉了账册、租簿。

民众的抗租行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趁势奔向伪警察所，那里还关押着无辜的佃农。在一股抗争的豪情支配下，抗租的队伍龙卷风一般，袭卷了伪警察所，砸毁了锁在佃农身上的刑具，摧毁了伪警察所。怒火满膛的民众，愤怒地将伪警察所巡长张立本和一巡警抛进了梅塘。

斗争是残酷的。“维持会”这帮邪恶势力，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日伪军从常熟县城出动三百多人，逮走了黄小生、徐三三、陈小生等十个农民。第三天，黄小生便在常熟城内的半巢居被敌人杀害了。

押赴刑场时，黄小生被绑在一辆人力车上，面无惧色，沿途不停高喊，“老百姓要活命，只有跟鬼子拼！”悲壮的呼号，响彻云霄，激荡人心。梅李抗租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地方群众抗日保家乡的斗志。任天石便抓住这一契机，因势利导，说服动员那些布厂停工之后无活可干的工人加入塘桥游击队，争取一些开明的小业主给游击队捐钱捐物，一下子游击队就又增加了二三十人，也增添了一批枪支弹药，至此，塘桥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可喜的是，由于受任天石塘桥游击队的带动，梅塘两岸，上下小陆泾及周边乡村中，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几支小型农民自卫武装，他们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上百人的自卫队伍，他们打土匪，逐盐枭，保家乡，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然而，要想让一支地方武装不断强大起来，仅有一颗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是远远不够的。塘桥游击队，包括负责人任天石在内，都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斗力亟待提高。任天石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塘桥游击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难题。

于是，任天石想方设法和常熟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联系，于1938年4月，经陈刚介绍，与江苏省委派往常熟的负责人杨浩庐见了面。杨浩庐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原本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奉命来到常熟后，以客商身份隐蔽在梅李镇上，经常和顾鉴修、陈刚、薛惠民等一起交流抗战情况，分析当前形势，研究如何发动群众、筹措武器等工作任务。杨浩庐对任天石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表示了肯定和赞许，并决定由曾经担任过红军团长的赵伯华直接抓塘桥游击队等梅塘两岸几支抗日自卫武装的军事工作。

很快，塘桥游击队军事训练班在塘桥附近的杨西段、周家宅基秘密举办。塘桥游击队中的分队长、小队长等骨干分子，还有从驸马泾、小市、吴市、浒浦、横泾、陆巷等地而来的进步青年、店铺员工，以及从梅李乡下秘密武装组织中抽调出来的农民，共计三十多人，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训练。在训练班里，大伙儿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白天，由赵伯华负责进行军事方面的操练，上军事课。由杨浩庐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向队员们进行抗日救国持久战教育；晚上移动，和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武装结合在一起，辗转在梅李乡下，抓住有利时机展开武装斗争。由于日寇横行，伪匪猖獗，敌我力量悬殊，抗日武装只能采取游击战的方式，给敌人予以打击。办班，也只能是不停地转移、流动。在转移和流动中，队员们的军事水平和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这一期军训班，为其后不久常熟县委组建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8月1日，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一个梅李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一天，常熟县委直接组织和领导的常熟第一支抗日部队——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在周家宅基正式成立了。

一直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痛苦煎熬的常熟民众，终于从漫天的阴霾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抗日自卫队成立的当天，塘南、塘北的一些农民自卫武装和先前参加塘桥游击队军事训练班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成立大会，更有数百群众踊跃加盟，他们兴高采烈地见证了这一重要武装力量的诞生。

成立大会上，常熟县委同志的报告，不仅让老百姓明白了抗日自卫队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而且动员鼓舞了常熟军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活报剧的演出，生动诙谐，舞台上，被民众活捉的鬼子汉奸的狼狈样子，既滑稽可笑，又可恶可恨。

“打！打他个小日本鬼子！”

“狗汉奸，不要跑！”

民众们观剧时，完全被剧情所吸引，台下不时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从此，常熟大地上有了一个响亮的人民武装：“民抗”！

组建之后的“民抗”，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首任“民抗”大队长，常熟县委出人意料的，没有选任天石，而是选了徐少川。面对县委的决定，不少同志替任天石鸣不平，思想上有些想不通。大伙儿都知道，此时的任天石，不仅积极组织民众抗日，而且紧紧跟随常熟县委的步调。更为关键的是，县委决定成立的这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其主体力量正是来自任天石领导的塘桥游击队。换句话说，为了响应县委的号召，任天石将自己辛辛苦苦组建起来的队伍，全部用来支持县委组建“民抗”武装了。

那么，常熟县委为何不选任天石，而选了徐少川呢？这徐少川又是何许人也？

徐少川，乃浒浦帮会头目赵培芳之徒是也，在梅李镇、周行桥一带有其掌握的地方武装。常熟县委决定由徐少川出任“民抗”大队长，而其手下的武装并不列入“民抗”建制，这样可以巧妙地利用徐少川的影响与梅李周边的帮会势力及地方武装周旋，让“民抗”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同时，又能借助徐少川和赵培芳的关系，从浒浦税卡中得到分成，以补充“民抗”的经费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抗”领导班子才有了如下的配备——

大队长：徐少川

副大队长：任天石、毛鹏华

政治部主任：杨浩庐

参谋长：赵伯华

“民抗”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和壮大武装力量，扩大直接控制区，副大队长任天石会同中共地下党员薛惠民、陈刚等同志，分赴梅南、梅北等地区，加强与邻近武装的统战工作。

1938年10月前后的常熟，武装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日伪军事“扫荡”日益加紧，常熟城乡的地方武装之间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吞并与反吞并的争斗每天都在上演。一些势力弱小的武装纷纷“攀高枝”，“找靠山”，以期生存和发展。此时，国民党在敌后的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队、江苏保安司令部等部队，也在此时趁势在常熟西北乡、东乡徐市一带收编部队，扩充各自势力。

争取一切有可能转化为抗日积极力量的工作，刻不容缓。这时，任天石和陈刚分别去了梅北何村的吴家段、朱村和梅李大陆泾、小陆泾，经过工作，成功吸收了这些地方上的小股武装，为“民抗”增加了四十多人、三十多杆枪，大大充实了“民抗”主力分队的力量。与此同时，由薛惠民回到老家大娄、杏泾一带，组织起秘密武装，公开成立了梅南抗日自卫常备队。

对于一时不能收编又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力量，“民抗”采取主动递送“橄榄枝”的方式，先与在珍门一带活动的吴文信部共同成立联合指挥部，之后和在阳澄湖一带活动的胡肇汉部抗日义勇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吴文信本身就是个盐枭，匪气十足。然而，吴文信部队中茆春华、茆惠农、王志昌等人，与“民抗”成员有着秘密联系，受“民抗”成员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内心同情支持抗日，因而为“民抗”的一些行动提供了方便。在胡肇汉部队内部，从事政训工作的翁迪民是我党的同志，他化名宫岳，为“民抗”与胡肇汉部建立统战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样一个统战关系的建立，非常有效地扩大了“民抗”活动的中间地带，使得“民抗”展开武装斗争获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从而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打击顽匪恶霸的滋扰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为对敌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任天石由原来在塘北地区从事民运工作，调回“民抗”大队部加强领导。在这一期间，“民抗”在任天石的领导下，对外收编部队，扩充力量，广泛建立统战联盟，为对敌斗争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较好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他还着手对“民抗”部队内部进行了军纪整肃。

特别是副大队长毛鹏华控制的三个中队，在军纪整肃中出现了严重分化。一些人借着塘桥有布厂复工的机会，继续进厂务工。有的受不了军事管束，回家种地去了。当然，对少数作恶多端的坏分子，部队给予了严惩，有的直接予以镇压。这当中，毛源的队伍原本是毛鹏华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由于与大队长徐少川存在严重经济利益冲突，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毛源被徐少川的徒弟小陆兴所杀。这样一来，毛源的队伍群龙无首，一下子垮掉了。

此时的毛鹏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自知没有抓住“民抗”组建之初，党组织给予他真正走上光明大道的机会，而是一味纵容手下为虎作伥，坑害百姓，现在只能交出枪支，退出“民抗”。考虑到当初塘桥游击队成立时，毛鹏华曾经积极响应了任天石“保家乡”倡议，党并没有将其一棍子打死，也没有将其赶上绝路，而是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照顾，让他去了上海，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也算是给了他一条出路。此人，便可搁下不提矣。

“民抗”在经过了一番整肃之后，注重强化了军事训练。每晚都移动宿营地，锻炼部队黑夜行军的能力。在军事技术上，从单个制式教练，到班、排、连建制教练，因势利导，组织部队进行村落战斗、河流战斗的实地演练，官兵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突飞猛进，整个“民抗”队伍的变化，可谓是“脱胎换骨”。

任天石并没有就此满足于“民抗”军事上的变化，而是充分依靠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这位抗战前就已经入党的组织同志，在部队建立起政治指导员工作制度，在部队内公开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老百姓当中流行一时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民抗”向老百姓广泛宣传——“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民众们积极响应。塘桥地区普遍发展起了一批脱产和不脱产武装。梅南和梅北，都建立起了地方自卫队常备队，有人枪六七十之多。此时，上海党组织也不断向“民抗”输送青年工人、进步学生。

到1938年底1939年初，“民抗”已经从组建初期的七十多人，随大队部活动的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完成了“三三建制”，即，建立了三个分队，每个分队建有三个小队。第一分队由赵云鹤任队长，陈岳章任指导员，主要在塘北地区活动；第二分队由潘发棠任队长，周嘉善任指导员，主要在塘南地区活动；第三分队队长、指导员先由任天石直接兼任，后来由陈刚接替。此外，还设有警卫班，随大队部活动。

“民抗”已经直接控制着梅塘两岸，东近珍门，南达天主堂，西到大虹桥，北抵何村，方圆十多里的游击基点。

“一·七事变”，导致了徐少川的投敌，并且与“民抗”彻底分裂。

那是1939年1月7日上午，浒浦的赵培芳、赵培芝亲率所属部队，勾结了常熟城里的日伪军，气势汹汹向“民抗”部队所在的梅南、梅北发动进攻。身为赵培芳徒弟的徐少川一看投敌的时机已到，便纠集了王市的赵培德部等，约两千多人，扯着“膏药旗”，耀武扬威地分数路向“民抗”扑来。

因敌众我寡，“民抗”第二分队被迫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样，原本在“民抗”控制之下的何村，被赵培德匪部占领。“民抗”第一分队、第三分队则在任天石、赵伯华的指挥下，在塘桥大汾桥与赵培芝、赵培芳部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阻击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数名敌人被击毙，随后“民抗”部队便巧妙地转移到珍门泾一带，利用与“民抗”有统战关系的盐枭吴文信，进行掩护隐蔽。此时，虽然是敌强我弱，但敌人的战斗力不过尔尔，而我“民抗”部队在老百姓的保护下，神龙见首不见尾，敌人根本弄不清我军去向，也不敢轻举妄动。赵培芝、赵培芳部只是在附近的几个村庄中抢掠发泄一番，到下午4点多，便垂头丧气地撤离了“民抗”的控制区。其实，赵培芝、赵培芳之所以与“民抗”翻脸，勾结日伪大肆进攻“民抗”控制的梅南、梅北地区，根子通在“民抗”组织发起的“二五减租”运动，极大地损伤了赵培芝、赵培芳这帮所谓“游击队”的经济利益。

1938年秋收以后，常熟伪县政府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与赵培芝、赵培芳之类的所谓“抗日游击队”，勾结谋划，筹措开征田赋。因上一年战事发生，全年未能收租，所以日伪、地主及这些地方武装对这次收租，可谓是满怀希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每亩一石的租额，折价银大洋6元，并且由日伪、地主及这些地方武装对半平分。

在“民抗”控制区，赵培芝、赵培芳就通过徐少川的关系，强令“民抗”执行他们制定的所谓“政策”标准。针对赵培芝、赵培芳他们“六块大洋”的“政策”标准，“民抗”从团结抗日的大目标出发，针锋相对提出了“二五减租”办法，即，从当年歉收的实情出发，粮食减产一半，租金也相应减半，每亩上缴折为银洋3元7角5分，地主可得2元，其余交给当地抗日武装，用于真正的抗日救国。

“二五减租”办法一经提出，日伪、地主及赵培芝、赵培芳这些地方武装大为不满，虽然多次与“民抗”谈判，但“民抗”决不退让，因为这样的政策，得到了“民抗”控制区老百姓的坚决拥护。

“民抗”在控制区成立了减租评议委员会，提出了先交抗日粮赋的办法，于当年12月开征，每亩征收1元7角5分，群众热烈响应，不到半个月，全部征收完成，并给每家每户发给了交粮凭证。

“二五减租”，让“民抗”在老百姓当中声威大振，同时给日伪及赵培芝、赵培芳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恶势力武装在政治上、经济上以极为沉重的打击。试想，赵培芝、赵培芳之流怎能善罢甘休？于是，赵培芝、赵培芳他们一方面授意盘踞在周行桥镇上的王兴匪帮下乡抢粮，极力破坏“民抗”的“二五减租”运动，另一方面勾结日伪大举进攻“民抗”控制的梅南、梅北地区。

由于徐少川公开投敌，配合赵培芝、赵培芳部追击“民抗”部队，常熟县委迅即决定，开除并撤消徐少川大队长一职，由任天石担任“民抗”大队长。

任天石担任“民抗”大队长之后，对于“民抗”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至此，“民抗”才完完全全地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