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李宫保论潮州洋务情形书^[1]

丁日昌

按语：潮州人反对英国人入城是与汕头开埠相关的一件大事，也是潮汕史的论述不能回避的一件大事。从1860年起的五年里，英国人一直坚持要进潮州城。但潮汕士绅民众坚持阻止英国人进城。朝廷觉得事情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于是委派丁日昌驰赴广东，协同两广总督瑞麟，按照条约妥办此事。丁日昌并不乐意接受这次派遣。他熟稔潮州的民情士风，也懂得外交的规矩，知道事情难办，但最终还是奉命回到广州处理好这起纠纷。他拟了一份条陈请李鸿章代奏。在条陈中，丁日昌分析了症结所在：潮州人不让洋人入城，一是“惜虚声”，二是“惧实祸”；英国人必欲入城，一是“恐他处效尤”，二是“苦他国嘲笑”。他对于潮汕人“好脸”的分析十分到位，对事件的把握也很准确，最终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僵局。

伏查潮州与洋人为难，非一朝一夕之故，贤者抱义愤而不共戴天，愚者负血忱而常存切齿。盖此二端固勿具论，此外不得已之隐衷不能显白于众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虚声。当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胆先怯，有徘徊却顾之势，潮人得窥虚实，大言恫喝，众志成城，以为举天下莫能拒之者，潮人独能拒之。今一旦准其入城，似从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堕此令名，骑虎难下，不能不勉强支撑，必使不食前言而后已。此所谓惜虚声者也。一曰惧实祸。洋人在潮属之汕头开设码头，屡被潮人掳掠，近岁入潮复屡被辱骂，一旦挟官威而进城，恐势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厄己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报复之惧，固结于中，于是不能入城之议持之益坚。此所谓惧实祸者也。

但潮城河道本窄，产物不丰，而洋人必汲汲于入城者，其故抑亦有二。一曰恐效尤。洋人议定通商之后，于内地耦俱无猜，独于潮州口岸不能执约从事，诚恐各岸如广州、厦门、台湾之民情稍悍者，相率效尤，群起而与为难，则有防不胜防之势。计尤悍者莫如潮州，择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处之萌伏未动者，皆将相视而噤不敢发，所谓奏刀族，而窾隙便可迎刃而解矣。一曰苦嘲笑。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后，凡他国及通事之不称意者，辄慢曰“若虽强，何不逞志于潮郡？”相訾謷，英人实厌苦之。其始本不甚注意于入潮，而终乃为不得不入之势。古称新法皆吾党激成者，此之谓也。

然则潮民之不愿洋人入城者，情也，亦势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势也。在潮民之硁硁争执、誓与偕亡，论士气则为公忠，论大局则多窒碍。况洋人屡次入城、屡次受辱，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谓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者，将于是乎？在从前粤省办理洋务，当事者徒博一时顺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终之利害，驯至败坏决裂，事不可为而后已。某追维往事，诚私心痛之。此次随同督臣办理交涉事件，自当抒一得之忱，借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某虽籍隶潮州，而住居乡僻，且游客多年，久未与潮人相习。去岁在上海道任内，复因粤中游勇、逃匪盘踞洋泾浜，以抢劫为生涯，几酿咸丰三年之变，禀请诛戮首恶百余人，资遣回籍者八九千人，虽沪渎气象一新，而故乡不无怨毒之积。兼之潮人重官轻宦，有指引开导洋人入城之举者，辄以汉奸目之。某既奉简书，何敢复计利害，即使不能显为倡率，亦当暗地转圜。默计行店、天主堂之举能免则免，不能免尚当从缓；入城之说，不难于目前无事，而难于长久相安。所可虑者，潮人习于斗狠，素称犷悍，不虑洋人之不能入城，而虑其入城之后，以利饵诱愚民，广收无赖之徒，联为指臂之助，变迟祸大，实足隐忧。此某当于抵粤时禀复当道，徐图善后者也。凡兹应办事宜，先行胪列三条，伏祈宫保据情咨奏，以备庙堂采择。是否有当，统乞卓裁。

一、立威宜留余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滨，枪炮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为群。制军亲临潮郡，固足胁之以威矣，但胁之以威而未喻之以义，倘亲临之后事有龃龉，剿除则百姓并非叛逆，劝慰则更无余地可以转圜。愚意制军似宜驻扎嘉应，以抚恤难民，或托阅边为名，一面摘传潮州得力绅士赴辕开导，并择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员，会同绅士亲往抚慰劝谕。彼潮民不因迫胁而准许洋人，便觉恩由己出，可以久安无事。且制军相距不远，明示以若再违抗，随当亲临查办，自当惴惴恐惧，不敢坚执意见。且使洋人知不能逞志于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勒，亦可杜其处处要胁之念。宋中叶遣官宣谕河北三镇，时相李伯纪颇以为非，此事固非其伦，然清议所在，固当处置得宜也。

一、劝谕宜曲通民志也。闻从前洋人入潮时，府县劝谕绅民，但责其不顾大局，且云若再滋事，定惟绅士是问。言语之间，征色发声，宣布闾阎，众论腾沸。陆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浅。言又不切，其将谁怀？”潮州官民太相隔绝，似宜选曾任潮属、素得民心如前任饶平令李福泰、潮阳令冒澄等，亲往开导，奖以敌忾同仇之义，谕以汉过不先之条，且密励以拔剑挺身之无益时局、卧薪尝胆之留为后图，万一洋人欺压吾民，官必为如约惩办。彼潮民者，既信李福泰等之素非厉己，又感大吏之谅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即图报复计，当不至再蹈前辙、哄聚阻挠。至该属厘捐之过于繁重者、历年捐输出力之未蒙请奖者、郡邑政令之不便于民者，一一为之施行裁革，则百姓欢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乐。所谓“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一、绅士中宜德才并用也。查潮州绅士中之守正不阿者，类多闭户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号召闾阎者，率皆才胜于德，似宜因势利导，随所欲而牵制之。跅弛不羁之才，拒之过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

以上三条，谨将管见所及，略献刍荛，至于和议之不可长恃、自强之必须早计，想庙谟远追近鉴，必已未雨绸缪。其余一切未尽事宜，俟至粤时再当禀商制军、抚军，随时应变，百闻不如一见，固不敢遥为悬揣也。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丰顺人。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1]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