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海上朝廷，日本乞师

杖锡山寨被焚，部属尽歼，又得不到监国的消息，黄宗羲只好回里，而“跡捕之檄累下”全家徙至化安山黄尊素的墓庄避难。十月十日获得陆符新死消息，他冒着名捕风险，至宁波，访万泰。其时万泰病疟，俩人“剪烛相对，凄婉欲绝”。

此时，黄宗羲虽然未能获得鲁王的明确行踪，但他继续进行抗清活动。顺治四年，他的昔日共同具名《南都防乱公揭》的友人徐孚远，在松江与夏允彝起兵抗清失败后，至福建，唐王授以福州推官、兵科给事中。唐王失败后，他浮海至浙东，在定海（今镇海）的柴楼山结寨抗清。黄宗羲曾暗地里到柴楼山与徐孚远会晤徐孚远，说明他虽居深山，仍与抗清活动有密切关系。

黄宗羲虽遭名捕，但也有友人冒风险到化安山看望他。如监国时期的战友王正中，到龙虎草堂向他学习《授时历》。文昌社盟主刘应期是黄宗会的岳父，在顺治三年和五年两次来访，第一次是四明山寨兵歼，至化安山“唁慰凭吊，悲啸震空谷”。可知俩人悲愤之深。第二次黄宗羲已回黄竹浦故居，刘应期“挟季子，使一平头奴，刺小航浮江而下，访予兄弟，中流失其楫，风雨际天，浊浪中载沉、载浮，三十里始达”信宿而别。而是年夏，刘即卒于慈溪。至于他的另一位知交万泰，当时逃难于奉化榆林，且连年病疟，又逢母丧，书物荡于兵乱之中，而顺治五年（1648），又发生甬上华夏等五君子死难的“翻城之役”，遭名捕百余人。万泰友人高斗枢、李棡，李棡子李文胤皆被系于杭州狱中。万泰患病，间道至杭营救，故无法脱身前来黄竹浦探望。但他很怀念黄氏三兄弟，有《梦游西园呈黄太冲、晦木、泽望》，诗中说：“生平论文有黄氏，岂曰友之惟吾师。每来坐卧西园下，左右图史兼尊彝。正气堂中拜遗直，枵然一室张四维。风冥雨晦天地闭，斯文未坠当在兹。……我交三子在性命，久不相见无相疑。自伤骨肉半零落，独留友道相支持。”西园指黄宗羲故居的小园。

顺治六年（1649）初，黄宗羲曾至宁波，访问万泰。在万泰家，认识了高斗魁（字旦中），高斗魁后来成了黄宗羲壮年时期的重要友人，在黄宗羲兄弟一家生活极度困难时，在经济上常常予以帮助。

浙江兵溃时，据守浙江台州石浦的游击富平将军张名振，放弃石浦，以水师扈鲁王出海，原拟投舟山的黄斌卿，黄斌卿不纳，漂泊海上，由福建郑芝龙部将郑彩迎至厦门。唐王政权覆灭后，清军主力转向江西、两广，鲁王部下在福建曾有所作为，先后复三府、一州、一十七县。于是清廷调江苏、广东、两浙军队来援，顺治五年，闽地尽陷。六年，鲁王在张名振护送下，北上驻于闽浙之间的沙埕，是年六月，张名振收复宁海三门的健跳所。七月，鲁王至健跳。

消息传来，黄宗羲很高兴，他立即奔赴在健跳的鲁王行在，当时从亡者仅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右副都御史张煌言等八九个人。鲁王看到黄宗羲，授以左佥都御史之职，后又晋为左副都御史。当时，一切实权掌于张名振之手，大臣们无所事事，相互诗歌唱和，以写其愁苦之情。黄宗羲回忆说：往（即宗羲）在海上，与诸臣无所事事，则相征逐而为诗。……诸臣宁惟是寄命舟楫波涛之愁苦乎？宗庙亡矣，亡日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诸臣默默无所用力，俯首而听武人之恣睢排奡，单字只句，刻琢风骚，若物外幽人之所为者，其愁苦不更甚乎！当时唱和者有吴钟峦、张肯堂、李向中、朱养时、林瑛、刘沂春、沈宸荃、黄宗羲，甚至鲁王有时也参与。

当然，君臣们的生活极艰苦，他们是“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黄宗羲说：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黄宗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过了一段从亡生活。不过他除了托诗歌以寄愁思外，还在穷岛汪涛中推步天象，布算簌簌，继续研究其历算之学。

是年七月，在浙清军围攻健跳，十分危急。黄宗羲“置靴刀以待命”，誓以死报国，与城共存亡。幸荡湖泊阮进率军来援，“楼船数百至，金鼓动天”，清军才解围退去。

清军围攻健跳前，四明山义军首领王翊发使前来问候并朝贡。其时，清军主力既已入闽，浙江兵力薄弱，四明山寨义民大起，其中以王翊和黄宗羲故友文昌社同社、《南都防乱公揭》的共同具名者冯京第最强。海上与山寨互为犄角才能立足。清军解围后，鲁王即向萧山、绍兴、台州、奉化、余姚、慈溪诸寨各首领授以将军之职，授冯京第为右佥都御史，王翊为河南道监察御史。黄宗羲上言：臣观诸营长，文则自称御史、侍郎，武则自称将军、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上嘉其慕义，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张大，使者颁书授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为要官，然其号令不可行之侍郎、都御史。诸营或不及王翊一小小部，故诸营于王翊，虔若小侯之事大国。自今以后，若诸营事翊如故时，则无贵王命；若因王命使翊之令不行于诸营，将山中自此多故。今方草昧，时多假借，慎重名器，不宜独薄王翊一人。黄宗羲审时度势，这一主张获得大学士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的赞同。可是，当时军政大权由张名振所掌，当初山寨诸营向鲁王呈表时，都通过张名振上达，唯独王翊不通过他。所以黄宗羲的奏议，为张名振所拒，他只说：待王翊来，我替他向鲁王说就是了。王翊听说，也很不快乐，说：“吾岂受定西侯钤键哉？”黄宗羲可能因此事与王翊结成友谊，因先聘其女为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婚。顺治八年王翊牺牲时，女年仅十三，为清将所得，她夺其佩剑自刎。

不久，清军主力调回浙江，下令凡不归顺清廷的明遗民，录其家中人口。黄宗羲考虑到家有老母稚子，不得已陈情监国：“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吾不能为姜伯约矣。”经鲁监国同意，他间道回里。离健跳时，吴钟峦亲自相送，“行三十里，先生复棹三板相送，其语绝痛”。

顺治六年十月，张名振联合阮进、王朝先军，攻克舟山。在舟山割地为王的黄斌卿兵败被杀，张名振等迎监国由健跳进驻舟山。由于是年三月，冯京第受黄斌卿派遣，出使日本乞师，现在敌人大军压境，监国君臣不得已再派阮进从子澄波将军阮美为使，以冯京第为副。后又增加黄宗羲，因此，立即召黄宗羲间道至舟山，在顺治六年冬至日本长崎乞师未成。这是黄宗羲唯一一次至日本。后来他在《避地赋》中回忆使日之事：当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鱼飞雾，海市当空。帆俄顷而千里兮，浪百仞而万重；纵一泻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长岐与萨师玛兮，乃□□天□□。方锁兵而忘战兮，粉饰乎隆平；招商人以书舶兮，《七录》于东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辨其真赝。华堂隔以绫幔兮，月夜而筝琶笙管之齐鸣。余既恶其侈忲兮，日者亦言帝杀夫青龙。返余旆而西行兮，胡为乎泥中？《避地赋》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三藩乱起，群盗满山，他奉太夫人避地余姚海滨第四门，即崇祯时昌古社所在地，寓于昌古社社友，画江之役中战友诸九徵家所作。《避地赋》中回忆自天启时的家难，崇祯初的颂冤，弘光时险遭党祸，鲁王健跳时期的寄命舟楫波涛之间，日本乞师，避地化安山之艰苦，在龙虎草堂推算天象，康熙初年的草堂与故居的火灾，乃至避地海滨第四门为止，其中对日本乞师的回忆如上。赋中指名日本的长岐（长崎）和萨师玛岛，讲到日本的国情，书舶以及奢华情况，很有价值。

黄宗羲的《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未谈及他自己日本乞师事。首先提到此事的是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其中说：“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即舟山），复召公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埼，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滃洲老民的《海东逸史》，也有记载：“是冬，命澄波将军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及宗羲监其军以行。至长崎岛，不得要领而还。”滃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八《黄宗羲》。阮美为荡湖伯阮进从子。而阮美出使日本事，黄宗羲在《日本乞师》中有详细的叙述：己丑（顺治六年）冬，有僧湛微自日本来，为荡湖伯阮进述请兵不允之故（按：指去年冯京第与黄斌卿弟黄孝卿使日乞兵未遂事），且言金帛不足以动之，诚得普陀山慈圣李太后所赐《藏经》为贽，则兵必发矣。进与定西侯张名振上疏监国，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上亲赐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岛山，与长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风，黑浪兼天，两红鱼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又明日，乃进长埼。凡商舶至国，例拨小船讥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箧乞师，其王闻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则大骇。初湛微之在日本也，……湛微之所能不若其师，而狡狯多变。……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恶札村谣，自署为“金狮子尊者”。流传至于东京。大将军见之，曰：“此必西洋人之为天主教者潜入吾国。”急捕之，以其为江西僧，第逐之过海。……湛微欲以此举自结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为其所卖也，遂载经而返。《全集》第二册《日本乞师记》。黄宗羲在后面评此次乞师未成，除湛微为导因外，认为：“然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异日价千金者，捆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武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即无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如果将黄宗羲《日本乞师记》最后一次的叙述与《避地赋》对比：《记》：“黑浪兼天，二红鱼乘空上下”，《赋》：“当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鱼飞雾，海市当空”；《记》：“承平久矣……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武备”，《赋》则为：“方销兵而忘战兮，粉饰乎隆平”；《记》：“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异日价千金者，捆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赋》则为“招商人以书舶兮，《七录》韡于东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辨其真赝”。此外《赋》中接着说：“华堂隔以绫幔兮，月夜而筝琶笙管之齐鸣。”此段虽然在《日本乞师记》中阮美使日一段未有，却见于前一段冯京第佐黄孝卿出使事，说：“长崎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以绫幔分为私室。每月夜，每室悬琉璃灯，诸妓各赛琵琶，中国之未有。”这一段与《赋》所述日本的奢侈风习基本一致，说明黄宗羲既听之于冯京第的第一次出师所述，而又亲见之于后一次。所以我们将《避地赋》与《日本乞师记》中最后一次比照，可说明黄宗羲确在顺治六年冬，应监国之召，与冯京第一起，佐阮美使日乞师。而《日本乞师记》所述历次乞师，唯独这一次记载最详尽，连何日出使，何日受到风阻，何日到长崎，日本有“班船”讥征到国的商舶，以及日本的社会风俗，记载很详细，超过前面几次，这些都是非身履其境可以写的。

然则为什么他从日本回来，潜归故里，还要避地于万山呢？原来他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抗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