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莫里斯·谢赫的青年时代　1920—1945

埃里克·侯麦，原名莫里斯·亨利·约瑟夫·谢赫（Maurice Henri Joseph Schérer），1920年3月21日出生于图勒^［1］。其父亲家族来自阿尔萨斯，家族的主要分支过去居住在莫尔塞姆以西20公里处的斯蒂，位于孚日山脉脚下，上莱茵省的丘陵地带。自19世纪中叶以来，当地男性多从事手工业，经营葡萄酒生意或从事兵工业。往前追溯，历史更悠久的传统行业是马蹄铁匠，例如莫里斯·谢赫的祖辈。家族的次要分支居住在洛林地区，分布在摩泽尔省的萨兰堡和拉夫里姆博尔之间。1870年法国战败，阿尔萨斯—洛林并入德意志帝国，谢赫家族中为数不少的爱国天主教徒移居法国境内。莫里斯的祖父劳伦·谢赫（Laurent Schérer）是一名兵工匠人，在位于苏亚克区的国家兵工厂找到工作，从此定居图勒。他的妻子安托瓦内特·维埃勒（Antoinette Vialle）是一名洗衣女工，出身于土生土长的图勒家庭。德西雷·安托万·路易（Désiré Antoine Louis）是劳伦·谢赫的独子，生于1877年，1914年复员后在市政府做办公室主任，一直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1919年母亲去世后，德西雷与让娜·玛丽·蒙扎（Jeanne Marie Monzat）相识并结婚。让娜比他小九岁，是科雷兹一户人家的小女儿，她有三个姐姐，祖父在圣默克桑有一座农场。让娜的父亲1850年生于图勒，在财政部担任公证员，他们与谢赫家住在同一条街。

图勒生活

婚后不久，两人买下一座老房子。房子地势很高，俯瞰科雷兹河岸，典型的17世纪末风格。两个儿子就在那里出生，莫里斯生于1920年，雷内则是1922年。这是个中产阶级家庭，相比于出身普通的父母一代（父亲来自手工业家庭，母亲来自农业家庭），谢赫夫妇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及至长子莫里斯出世，德西雷·谢赫已年近四十五，身体孱弱，性格多虑易躁。他在政府做普通文职，担任手工业及商业局负责人，因此妻子无需工作，可以全心抚养两个儿子。“我们家算不上富有的资产阶级”，雷内·谢赫（René Schérer）说：“不过我们有点家财，有栋房子，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最关键的是非常传统。这个家庭没有复杂历史，也未被卷入历史漩涡。”^［2］谢赫家的传统结合了天主教的行为规范和清教的道德影响。图勒的政治风气一贯温和偏左，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支持延续到1940年代。生活在此的谢赫一家倾向于保守主义，但从没有极端倾向。他们的观点有正统主义的印迹，尤其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在家庭文化方面，他们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然而有1870年遭受占领的耻辱记忆在先，理性层面上反对德意志帝国，这种抵制态度及至30年代恐怖政权上台后又转移到希特勒身上。尽管如此，父亲德西雷还是因为姓氏当中的辅音而受到流言攻击（译注：谢赫姓氏Schérer含有sch，该辅音常见于德语名）。人们控诉谢赫是“普鲁士”，甚至称他是潜入省政府的“内鬼”。这在昂热·拉瓦尔（Angèle Laval）的笔下曾有记载，她是图勒有名的告密者，1920年代写过一大批匿名信。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后来以此为原型拍摄了影片《乌鸦》。

谢赫夫妇十分关心两个孩子的未来，为他们的教育倾注了很大精力。蒙扎家的三位姨妈（让娜的姐姐们）个性很强，她们都是私立学校的教师，大姐和二姐在圣玛丽—贞德小学教授法语，三姐在赛维涅小学任教。“马蒂尔德姨妈”年纪最长，她是地区协会负责人，又负责《回声报》的专栏，在当地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年纪最小的姨妈有三个女儿，雷吉娜、热纳维耶芙和伊利亚纳。三姐妹和谢赫兄弟关系十分亲密，既是表亲，又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玩伴。

这个小家族的成员都住在巴里埃尔街95号。这条坡度很陡的小巷位于教堂前面，他们的房子背靠山丘，共有六层，门面较窄，外墙刷成白色，两侧各有一座风格与之相同的房子。两位单身的姨妈住最上面两层。底层的门面是一间鞋铺，从店面往上数，底边两层住的是谢赫一家四口。中间那层，也就是四楼，打开门就是屋后的小花园。园子分为三个不同高度的圆形平台，覆满绿植。院墙之外，一条小径往市镇高处延伸，再走一会儿便到莫里斯和雷内就读的埃德蒙·佩里耶中学。莫里斯于1940年代初写下一段文字，描述这条上学的路“不经由埃斯基罗尔桥也能越过科雷兹河，爬上对面同样陡峭的坡地……^［3］”大房子里面逐渐堆满两个男孩的玩具和物件。他们共用一间卧室，把屋顶阁楼变成玩耍场地。无人照料的花园杂草丛生，也是兄弟俩共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重要场所，很早便激发了他们对自然的兴趣。往房屋前面望去，脚下是科雷兹河，对面山岭上树木茂密，森林一直延伸向远方。埃里克·侯麦后来回忆道：“小时候，我家紧挨着河，岸边有个码头，旁边有块地，过去是耶稣会社区［……］，我们称为‘废墟’。住在周边的小孩经常去这片‘废墟’玩耍，尤其是‘混小子们’。因为在这座市镇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别：虽然他们的房屋挨在一起，但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能分辨出来。我知道资产阶级家里地板是打蜡的，用餐在餐厅；工人阶级家里地板不打蜡，而且就在厨房吃饭（因为没有餐厅）^［4］……”

莫里斯和雷内首先是图勒人，兄弟俩对这座“七丘之城”感情很深。图勒是科雷兹的省会，“一战”后居民数量为四万人，并无特别魅力，也算不上非常美丽。这是个宁静的小城，以工业和手工业为主，生产花边、军械、Maugein品牌手风琴，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它威严的省级行政功能，以及驻守在此的第100步兵军团。这样一个地方，在旅游折页里至多三四行就能概括。“图勒老城建在山岭边，沿着狭窄蜿蜒的科雷兹河谷延绵三公里，老城中心冒出圣母院漂亮的石质钟楼。^［5］”图勒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橄榄球队，过去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被称为“蓝白衫”。后来不敌邻城布里夫拉盖亚尔德的“黑白杉”球队，地位也因此被后者取代。

莫里斯·谢赫对图勒人的身份很有认同感，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他加入当地篮球俱乐部，即图勒—科雷兹体育协会。迈入晚年以后，埃里克·侯麦的研究兴趣涉及科学杂志，9世纪末期教堂文献、考古文献，以及地方志等，并且成为科雷兹文学科学艺术协会的成员。这是因为他要写两篇知识量很大的文章，一篇关于图勒名称的词源，另一篇关于图勒地区复杂的水文地貌（图勒素有“水源女神”的美称）。透过这些文章，我们能感受到侯麦对自己城市的喜爱与了解，而且他的了解是用双脚丈量出来的，而非停留在纸上，因为他经常在周边区域散步。“图勒地区位于怡人的高原地带，属于准平原地貌，行路较为轻松。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牧草丰盛。若干河谷像是在大地上打开槽口，分别是科雷兹、蒙塔纳、塞罗纳和索兰—圣伯纳。这些河谷中杳无人烟，唯有图勒例外。地质断层沿途的市镇，例如科雷兹、巴勒迪克、奥巴齐内等，一律建在高处，不愿往河谷底下去。图勒是其所处海拔水平的唯一居民点。”^［6］侯麦对图勒的感情出于他“丈量大地的脚步”，他很早就培养出一项爱好，且常年保持，那就是沿着相同路线一次次去散步，穿过山路陡峭的茂密树林，走到蒙塔纳河上的吉梅尔瀑布，再到修道士运河，这条美丽的引水道毗邻奥巴齐内镇，从12世纪的罗马修道院旁边流过。侯麦提出过图勒地名的另一种词源解释：Tulle源自利穆赞方言中的tuel一词，其意义相当于英文的hole，即河底、凹陷。图勒地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Tulle这个地名来自tutelle（监督、保护）。但侯麦提出另一种假想，图勒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座小城位于河谷凹槽底部，是通往河道的必经之路。侯麦能够对过往历史以及既成的词源说法进行重新思考，这得归功于他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的经历。

早年热爱的戏剧舞台

谢赫兄弟俩在赛维涅学校就读学前班和小学。那是一所女子学校，但他们的姨妈在那里任教，因此得以推荐入学。两人均成绩优异，顺利升学到埃德蒙—佩里耶中学。该校有一千名学生，位于城市高处，建筑从14世纪末保留下来，还有一个花园。莫里斯是尖子生，样样功课都好，他对语言很有天赋，醉心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把法文翻译成这两种古代语言是他的强项。他不仅喜爱文学，数学也同样优秀。1937年7月，17岁的莫里斯以平均分17的优异成绩通过高中毕业会考，获得哲学和数学双学位。雷内更加厉害，他比莫里斯少用一年时间完成高中阶段学习，于1938年通过毕业会考，成绩还高出他一分。谢赫夫妇十分看重教育，他们的朋友当中就有不少教师，因此谢赫家向来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

兄弟俩不但学业出色，还远比同龄的孩子受到更多的文化熏陶。家里阅读氛围良好，客厅和父亲书房都设书柜，书在他们的生活中触手可及。父亲偏爱左拉、莫泊桑、多热莱斯，也爱读《费加罗报》，经常将文学专栏仔细剪下来收藏。两个孩子爱读儒勒·凡尔纳和塞居尔伯爵夫人的作品，许多段落熟记于心。家里餐厅有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柜，里面摆满了内尔逊丛书的作品，统一是白封面、绿书脊，包括克洛岱尔、于勒·桑多、维尼、雨果、皮埃尔·洛蒂、吉普林、艾克曼—夏特良等。在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看来，还有什么能比“与心爱的女人一起读书”^［7］更让人“幸福不已”的事？多年后，侯麦和自己电影的女演员交谈时，也曾表达过这一想法。

音乐也是侯麦一生的爱好。当时家里四楼有一架钢琴，有位姨妈是出色的钢琴家，正好成为莫里斯的音乐启蒙老师。虽然小时候学了钢琴，但侯麦回忆童年时澄清说：“我只学会一点皮毛，而且非常费力，连入门教程都没学完。我直到20岁还不会两手同时弹！［……］另外我听力也不是很好。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音乐，想了解音乐的创作。”^［8］

还有一点，莫里斯和雷内对于素描与绘画同样天赋异禀。“他画人物肖像很拿手”，雷内说，“那时候他的水彩、油画技艺都比我高”。^［9］图勒的房子里现如今还有很多画作，大部分是雷内假期在花园所画。侯麦表示，自己“最早接触绘画是在学校课本里，纸页上印有一些名作的黑白版本。［……］我很欣赏拉斐尔和伦勃朗，喜欢用水彩临摹他们的画作。我会用方格法在比较大的纸上画，这样画出来的效果更接近原作。”^［10］

不过，莫里斯最大的兴趣毫无疑问是戏剧。一方面，市立剧院接待芭蕾舞团巡演时，他和雷内经常前去观看。图勒剧院独具特色，木雕的大门、鲜艳的颜色、摩尔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外省居民也可以欣赏到来自巴黎的剧目。另一方面，莫里斯很早便开始尝试戏剧表演。在埃德蒙—佩里耶中学拉丁文老师马尔高（Margaux）先生的帮助下，他翻译、改编、导演了维吉尔的《牧歌》第一篇，并与几名同学一起出演。莫里斯饰演的是梅里贝，他身着图尼克长袍，已经具有“牧人神态”^［11］。之后他又推出乔治·贝尔纳·肖（George Bernard Shaw）的《卖花女》，并在戏中与弟弟一起叼烟斗，雷内的第一句台词是：“我们需要两个房间……”接下来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他在德语老师协助下翻译并改编出剧本。莫里斯每到期末时推出这些戏剧，演出往往收获热烈反响。他在舞台上高声朗诵出拉辛、莫里哀、高乃依的整段对白时，所有人都感到佩服，这些文段他全部倒背如流。他还曾和几位表姐妹共同完成《巴特兰闹剧》，原作以中世纪语言写就，遵循八音节诗行的规范。莫里斯亲自翻译成现代法语，并对内容进行改编。他当时14岁，设计出几套戏服和一些布景，事实证明他的“导演水平很高”^［12］（雷内语），关键在于他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感知。这份感知对谢赫兄弟极其自然，因为家里楼梯道旁的挂毯就描绘了中世纪骑士故事。莫里斯在自家阁楼里演出过的所有戏剧当中，最精彩的一出当属1935年完成的《克拉克男爵的侄子》，改编自皮埃尔·亨利·卡米（Pierre Henri Cami）的同名小说，该书1927年收入阿歇特出版社推出的“白色小书柜”系列丛书。莫里斯准备这些戏剧时相当严肃认真，每部戏都孜孜不倦地反复排练，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态度坚定地给出指导意见。那时的莫里斯就是一位有个性的导演，他很喜欢自己创造出的小小戏剧世界。

如果说哪一门艺术对当时这位少年基本没有产生过影响，那就是电影。他的父母对电影并无好感，城里屈指可数的几家放映厅生意也不好。侯麦后来回忆童年看过的电影，只能想起来三部。“我很晚才接触电影。小时候父母从来不带我去影院，回想人生中头一回看电影的经历，还是在图勒广场遇到有人在播无声短片，用的还是手摇放映机！虚构类影片也有，在我十岁那年，默片的辉煌时代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全家一块儿去看了拉蒙·诺瓦罗（Ramón Novarro）主演的《宾虚》，我感觉拍得还行。不久后我们观看了有声电影《雏鹰》，因为我父母很喜欢埃德蒙·罗斯丹。我还和父亲一起看过《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但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记得读高二时曾有这样一道作文题：你更喜欢戏剧还是电影？我的回答当然是戏剧”^［13］。

战争年代的青年学生

1937年9月开学时，莫里斯·谢赫作为外省尖子生被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录取，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他寄宿在学校，父母不太放心，一心希望校方能严格管理。这个外省学生相当勤奋，生活几乎完全围绕课堂和复习展开。他在拉丁文和希腊语上付出了超出别人的努力，德语科目也很用功。班上学生都是文科生中的佼佼者，老师们要求很高，莫里斯在班里算不得上游，勉强处于中游水平。尽管学习任务紧张，他仍抽空了解巴黎这座城市以及这里的拉丁区。侯麦自己描述过这段发现之旅，从那之后他一直都是巴黎五区的忠实拥趸。他写道：“拉丁区的居民们，对你们来说，我是一个普通的邻居，不知名姓的路人，不知疲倦地穿过一条条老街，愈加挖掘出它们的韵味，因为我爱的是古老的巴黎，而这些老街满足了我这份深沉的爱。我对城市地图很敏感，因为在那上面不仅看到建筑本身，更有城市的灵魂和过去，我似乎嗅得到山间的香气。五区的路径依然弯弯绕绕，在巴黎城中我唯独依恋此地。我喜欢在城市里步行，而且从不认为人们每天回家都应该走同一条路线。我对这片街区的喜爱从未改变，尽管换过几次住处，但始终留在这一带。虽然有旅游业的掺和，但这里一直存留着大学生活的气息，保持着和谐的氛围。［……］当年我来这儿求学，在亨利四世中学高手如云的高师预备班念书，直到今天我对它仍然很有感情。我还在这里拍过一部电影，《狮子星座》的故事发生地就在圣母院附近，以及穆浮达街。”^［14］侯麦的确对这个大学生活动聚集地区有很深感情，他一生都是亨利四世校友会成员。1990年10月20日，向来不愿出现在公众视野的侯麦，特意前来出席了该校校友活动，那一年他70岁。

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侯麦还有另一项收获：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高师预备班的学生在寝室里有互相传阅书籍的习惯。“在亨利四世中学时，我开始阅读那些称得上‘伟大’的作品。”他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当时我是个毛头新生，有个比我大的学生给我一本《追忆似水年华》卷一，我被普鲁斯特的文字深深吸引了。他后来又给我一本《帕尔马修道院》，我觉得有些艰涩。后来我又读了《红与黑》，感觉还简单点。关于巴尔扎克，我在那之前只读过一些选段，但没有读过完整小说。于是我去学校图书馆找到他的作品，按顺序一部部、一册册都读了。我还记得读过不少歌德的原著。”^［15］侯麦在巴黎还对音乐欣赏有了初步的了解，虽说在图勒时他就已经跟姨妈学过一点钢琴。“我对音乐的发现大约从19岁开始，那时我在亨利四世，同学当中有一些比较精通音乐。”^［16］学生之间会互相借音乐光盘，也会传阅乐谱，以及关于莫扎特、巴赫、贝多芬的书籍。

不过，预备班的重头戏是哲学课。谢赫对原本不太感兴趣的哲学一下子着了迷，他读了哲学家、教育家阿兰（Alain）的文章，对他评价甚高。“我念预备班那时候，正是存在主义兴起的初期。海德格尔的书刚刚被翻译成法文，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存在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路易·拉维尔（Louis Lavelle），他的《自我意识》我一直保存。除他之外，当然还有阿兰，他的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因为我的老师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 Alexandre）是他的学生。阿兰有一本书我觉得棒极了，即《我的思想史》（Histoire de mes pensées）。还有《观念》（Idées）这本书，我读了不知多少遍：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奥古斯特·孔德……我自认为一直是受阿兰影响的笛卡尔主义者。即便在将来也没有多大改变。”^［17］

在电影爱好这方面，莫里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他会去“乌尔苏拉工作室”看电影，这个著名的放映厅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我在那里见识到了后来人们所说的‘作者电影’，例如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e）的作品。帕布斯特的《三分钱歌剧》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8］拉丁区还有另外几家放映厅，除了克鲁尼和慈恩谷，还有1938年4月刚开的香坡电影院。莫里斯在这些地方观看了雷诺阿（Renoir）的影片，也很喜欢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的《雾港》；他还看过一些美国片，大多提不起兴趣，不过他说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纽约—迈阿密》是他“喜欢的第一部好莱坞喜剧片”^［19］。

对莫里斯·谢赫来说，预备班这两年经历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学业方面，还是对巴黎、对艺术的深入了解。然而预备班念完之后，他却两度落榜：谢赫通过了1939年巴黎高师入学考试，同年7月口试未能通过；次年受战争影响，他参加了春季选拔考试，但11月29日才收到通知——他再次落选。

1940年5月初，刚参加完笔试的谢赫立即被征召入伍，此时法国军队抱着坚定的决心等待敌军已有一年。没想到德国发动闪电战，年轻士兵谢赫还没来得及参战，法国已经迅速战败。谢赫立即复员，焦虑不安的父母终于长舒一口气。当时他人在瓦伦斯兵营，1940年6月9日，他刚到这里加入炮兵营。6月10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在等。但不知道在等什么。接下来估计会有很多空闲时间，但是空间太小。我周围有几个伙伴报考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但还没能参加入学口试。”^［20］1940年6月到1941年1月之间，谢赫和父母频繁通信，留下将近50封长短不一的书信。战争发生在法国另一端，却迅速牵连到这个学生的命运。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追寻他在战争局势下身不由己的足迹。^［21］

6月11日，他写道：“跟你们讲些小事吧。话说回来，这边尽是琐碎，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反正不像我预料的那样。由于终日无所事事，我刚开始还担心会烦闷。不过幸好我带了些书，够我读一阵子的。前段时间我并没有学习（复习备考），但现在看来，这边比我想象的轻松。周围嘈杂声很大也很乱，反而不构成打扰。我们必须找点事干，因为听说两个礼拜之内都不许出军营。总之我不太无聊。这边的伙伴都很和善。食物虽然不多，但是很好吃。有点像亨利四世中学的饭菜，不过量少些，选择余地也小些。每一餐都在外面吃，这样露天吃东西很像史诗里面的场景，或者说很有田园牧歌的情调。我会尽量学点德文和历史，虽然课本非常少。”^［22］莫里斯·谢赫在信中没有关心风雨飘摇的法国，因为他并不知道，政府6月10日已退至波尔多，巴黎迅速被德军占领，数百万法国人踏上流亡之路，参议院的投票结果即将把权力都交给贝当元帅。谢赫在瓦伦斯的军营里更挂念他的高师入学考试，他必须利用有限条件尽力准备口试，尽管他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参加口试的资格，甚至不知道口试能不能顺利举行。6月22日，休战协议在雷通德签署，法国战败，谢赫复员，但他此时还在部队，和他相同情况的人形成了“青年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部队和其他一些裁员部队都在挨个军营审查复员士兵，通过之后才能让他们正式复员。这个审查过程由法国警方进行，同时也受德方监管。

就这样，23日到27日之间，莫里斯·谢赫和瓦伦斯军营的同伴们被送上火车，转移到佩皮尼昂往北20公里的勒巴尔卡雷军营。这里在西班牙共和国时期是个集中营。他们在那儿待了三个星期，这段时间里最让莫里斯翘首以盼的是家里寄来的东西，包括书籍（他想读蒙田、克洛岱尔、里尔克、查尔斯·摩根等人的书），以及用来买巧克力、蛋糕和水果的钱。手里有一册高中毕业班历史课本，作者是马雷和艾萨克，他用这本书学得很用功。此外他还经常运动：踢足球，沙滩体操，每天在海里游泳。三个星期结束后，他和其他人一起徒步大约20公里来到博姆帕斯。一帮年轻人7月15日在山坡上的农庄安顿下来，周围都是葡萄园。那里的生活宁静舒适，夏日阳光下，一片加泰罗尼亚自然风光。他在7月18日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过得随心所欲，可以整日在乡村散步，吃着农民送给我们的桃子。”^［23］和一帮刚复员的年轻人待在一块儿，又没有足够的书籍和课本，在这种情形下确实很难准备入学口试。

谢赫就地取材，找些工具开始作画，还将几幅风景素描寄给父母看。再去佩皮尼昂闲逛时，他很开心地买到几本关于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册。对谢赫来说，这次对现代绘画的初探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接触现代绘画之初，其实是通过复制画。那是在法国北方的某个城市，巴黎人为了躲避德国军队纷纷逃到这里。［……］人们或许觉得，在这种时候，除了时局，不会有人关心别的东西！但我恰好经过一家书店，那里陈列着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的一幅画，我觉得挺有意思。［……］此外我还看到一本画册，是一个我知道的画家。［……］此人便是梵高，我高兴得不得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另一个外省城市逛书店，发现了毕加索的画册，由让·卡苏作序。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毕加索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表现手法。我后来为希区柯克写书时也使用了这个表述。［……］我还看到马蒂斯一些最新作品的复制品，同样感觉不同凡响。”^［24］

1940年8月中旬，复员士兵们再次启程，来到蒙路易军营，这里海拔更高，今后他们要习惯走这里的路。“现在的日子是：半天抡铁镐，半天做锻炼，还有军事训练（不持武器）。好像怕我们闲得慌似的，一定要给我们找事做。身在这个组，倒越来越像是苦力营。”^［25］谢赫在9月13日的信中如此抱怨。他现在既没空读书，也没空作画。月底，谢赫所在的小组穿过朗格多克，来到洛代沃附近的埃罗，乡村寸草不生，遍地石块。他在那里待的时间最久，足有四个月，土方作业任务挤占了读书和复习的时间。他11月11日写道：“不用给我寄厚厚的拉辛作品集，那本大部头又占地方，内容也并不完整。最好把‘小拉鲁斯’系列的《费德罗》和《贝蕾妮丝》寄给我。不过话说回来，在这种地方我是没法集中精神好好学习的。白天的劳动耗费了我太多精力。我偶尔抽空学点拉丁文，但很显然没有效果，毕竟我还没有生疏到那样的地步。我的拉丁文要想进一步提高，仅靠碎片化的时间是不行的！”^［26］

11月29日，当他得知自己在高师考试中落选（这已是第二次失利），谢赫思考：“我在想，要不要考第三次。”^［27］他这时要考虑去哪里继续学习：回到德占巴黎？去克莱蒙费朗投奔父母（1939年父亲退休后，父母搬去了那里）？和雷内一起去里昂帕克中学念高师预备班（这是雷内第一年念预备班，但如果莫里斯继续，他就是第三年了）？1941年1月31日，埃罗下雪，莫里斯·谢赫结束兵役，和亨利·库莱（Henri Coulet）一起离开24号青年组。他们俩在亨利四世中学曾是同窗，库莱即将就读巴黎高师，日后成为高校学者，是旧制度时期小说的专家。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曲折行程，第二天到达克莱蒙费朗，谢赫的父母和弟弟来到火车站迎接他们。

德西雷和安托瓦内特夫妇俩住在一间阴暗的公寓，地址是德尔宗将军街20号，位于老城区。他们的长子后来喜欢上这座城市：庄重严峻的氛围，黑色调，火山岩，以及周围的山岭，这一切对他很有吸引力。三十年后，侯麦回到中央高原的这座省城，拍摄了《慕德家一夜》，足见他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和感情。兄弟俩选择住在焦德广场旁边，在拉谟街的一座小房子里继续他们的学业。雷内在市立高中就读高师预备班，莫里斯在大学古典文学专业修读学士学位，他在大学结识了几位来自斯特拉斯堡的老师。其中就有年纪轻轻的哲学家皮埃尔·布唐（Pierre Boutang），他信奉保皇主义，当时狂热支持贝当元帅。此人才华横溢，文艺品位不俗，笔锋犀利，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深深影响了莫里斯。这段时间，音乐在莫里斯的生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侯麦后来讲述道：“我在克莱蒙费朗租了间公寓，里面有一台收音机，我用它来收听音乐课程。每天早晨我都会收听让·维托尔德主持的《音乐大师》。［……］此外还有乐评人埃米尔·维耶尔莫或是作曲家罗朗—曼纽尔主持的音乐节目。”^［28］这段时间里，莫里斯·谢赫的音乐修养逐渐深厚。

新学年到来之际，兄弟俩搬到里昂附近的维勒班，他们在那里合租了一间保姆房。弟弟在帕克中学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哥哥报考了高中古典文学教师招聘会考，同时在安培中学出任学监。这份工作不仅带来一点收入，也为他提供住宿，还是带暖气的房间。谢赫兄弟这段时间生活得清贫又艰难，但促进了他们的学习思考，因为周围的知识分子圈子对他们影响很大。这些人大多是哲学家阿兰的学生：古希腊语言文化专家莫里斯·拉克鲁瓦（Maurice Lacroix），卢梭专家让·托马（Jean Thomas），拉丁文与拉丁文化专家马塞尔·比佐（Marcel Bizos），哲学家米歇尔·亚历山大及其妻子玛德琳，还有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其中亚历山大和盖埃诺都是在亨利四世中学教过莫里斯的老师。当时，里昂可谓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谢赫兄弟还与一个倾向抵抗运动的政见少数派圈子往来。当中就包括《汇流》（Confluence）期刊团体，哲学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历史学家玛德莲·勒贝留（Madeleine Rebérioux，她日后成为饶勒斯专家），素描画家让·帕尔达奇（Jean Paldacci）等等。1943年春天，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之后，雷内考入高师，莫里斯通过高中古典文学教师招聘会考的笔试环节，但又一次止步于口试环节：他与人交流时胆怯内向，因而口试总成为他的拦路虎。不过，他获得了中学古典文学教师任职资格。

1943年开学季，谢赫兄弟来到巴黎。21岁的雷内住在高师的学生公寓楼，位于乌尔姆街。23岁的莫里斯则找到一家旅店，位于维克多—库赞街4号的吕泰斯旅店（译注：吕泰斯即Lutèce，是巴黎的古称），此后的15年间他都住在这里，按月缴纳房租。女房东科尔迪耶小姐很有个性，对莫里斯颇为欣赏。他的房间窄小朴素，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和一个大衣柜。虽然条件简单，但他总算住回了心心念念的拉丁区。莫里斯经常去高师找雷内，兄弟俩在那里结交到（也可以说重逢了）一群让他们钦佩不已的高知分子：皮埃尔·布唐离开克莱蒙费朗，转而到高师任教；莫里斯·科拉维尔（Maurice Clavel），让—弗朗索瓦·何维勒，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让—杜桑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等人是和雷内同一届的高师新生，而且在亨利四世时就已认识莫里斯；他们还通过何维勒结识了马克·佐洛（Marc Zuorro），他是昂松—德—萨意高中的文学老师，某段时间里很受谢赫兄弟关注，何维勒向他俩介绍他时称其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才情不凡的动乱分子，也是一名同性恋”^［29］。

从物质方面来看，莫里斯的巴黎生活并不容易，每天都是省吃俭用，独自面对生活琐碎，忙忙碌碌。他没有什么娱乐，只看了几部法国电影，其中比较喜欢的是让·德拉努瓦（Jean Delannoy）的《永恒的回忆》，以及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的《装饰》。此外就是和弟弟交换阅读，他们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也会传阅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普鲁斯特、马尔罗、萨特、阿兰等。他还收听古典音乐或其他音乐电台。体育也是莫里斯长期坚持的活动，他定期跑步，练习跳高，尤其爱打篮球，这期间加入索邦大学文学院的篮球俱乐部，在蒙帕纳斯球场打球。至于餐厅、聚会、咖啡馆、剧院、音乐会，这些对他来说实在太贵，一律消费不起。这段时间住在保姆房的生活，没有一点轰轰烈烈、放浪不羁的成分，日子倒是由于紧巴而过得波澜不惊。这很像侯麦后来在几部电影里描绘的生活模式：《蒙梭的女面包师》《苏珊娜的故事》《当代女大学生》，以及《人约巴黎》和《双姝奇缘》里面的某些场景。这是一种勤奋刻苦的状态，介于穷困的学生生活和神秘的艺术家生活之间。他后来坦言：“年轻的我怀着质朴的心态开始了一段苦行，很像那些立体派画家，也像当时使用十二音体系的维也纳流派音乐家。在那之前我见过一些立体派作品的黑白复制品，不过对十二音体系完全没有耳闻。”^［30］

“我和女学生交往很少，和男学生也是。”他坦言：“我见的人不多。当时我的生活平淡乏味，可以说是离群索居，仅以学业为重。”^［31］不过这段时间，他确实有一位名叫奥黛特·塞纳多（Odette Sennedot）的女性朋友，雷内形容她“高挑美丽”^［32］。从1943年到1950年代初期，她经常前往莫里斯住处与他交谈，或者一起喝个下午茶（莫里斯那时候已经养成了每天17点喝茶的习惯）。她在昂松—德—萨意高中学习期间曾是马克·佐洛的学生，莫里斯是在佐洛家吃饭时认识她的。战争刚结束，她成为法国航空公司的空姐，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职业。我们在一张1948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她：当时果尔达·梅厄即将访问纽约，以便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募集资金，照片上的塞纳多身着制服，正在协助梅厄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她身材高挑，仪态优雅，发色棕黄，外形堪称完美，代表了法国女性特有的气质。年轻的莫里斯对她爱慕不已，但完全停留在精神层面上。从1943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莫里斯给奥黛特·塞纳多写过许多长信，其中最流露出热切情感的，应该就是两人阅读并交流《伊丽莎白》的经历。这部小说当时正在创作过程中，它的灵感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这份无法实现的感情。^［33］

奇怪的是，埃里克·侯麦回忆过往时，几乎没有提到战争和占领时期，而在他的作品里也没有这方面的印记。我们只好认为他虽然经历了战争年代，但对这段历史其实不愿过问，更不想被卷入其中。在里昂生活期间，莫里斯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走得比较近，来到巴黎之后，他又结识到一些倾向合作派的人士。但这些都没有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他似乎继承了父亲的保守路线：德西雷·谢赫是公务员，忠于政府机构，信奉天主教和保守主义；他来自阿尔萨斯地区，尽管受过德国文化的熏陶，但持有坚定的反德立场，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人士。谢赫家对贝当派嗤之以鼻，然而也从未旗帜鲜明地支持戴高乐派。既不宣传抵抗运动，也不支持合作派。

然而，战争时期还是有几件事情给莫里斯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更坚定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是极端的表现，是纷争的产物，且毫无理性可言。从此，莫里斯更加不愿过问这个话题。1944年6月8日夜里，海茵茨·兰姆丁（Heinz Lammerding）将军率领党卫军帝国师折回北面，回到前一天刚被解放的图勒市。8日夜里到9日白天这段时间，德军凶残镇压市民：99人被绞首，141人被带走，其中有101人再也没能活着回来。莫里斯的父母此前不久刚住回图勒家中，目睹这出惨剧，在信中向莫里斯描述了这一切。几星期后，科雷兹市也发生了类似的“肃清”行动。这两起事件深深震动了莫里斯^［34］，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身体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所有这些暴力，以及它们产生的源头，对他来说都是过于沉重的话题。莫里斯之后也一直坚决反对暴力。

1944年，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莫里斯两度见证历史的野蛮一面，一次在巴黎市里，另一次在巴黎周边。相对于之前的事件，这两次经历没那么残酷，也没那么令人发指，但由于真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依然在莫里斯·谢赫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6月中旬，他和雷内听信了特朗杜克·塔的消息（Tranh-Duc Taa，此人是哲学家，也是雷内的同学），一同骑车去莱桑德利找鸡蛋。半路经过盖拉德城堡时，他们无意闯入军事禁区，遭到德国巡逻队开枪扫射。德国士兵抓住他们，带到旁边的埃夫勒市，丢在维希政府的保安队办公室关押了一夜。由于诺曼底登陆事件刚发生不久，德军此时神经高度紧张，怀疑谢赫兄弟是法方间谍。^［35］两个月之后，盟军到达巴黎，莫里斯不愿去想战争的事情，他只希望安安静静地完成手头的小说。“这本书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他回忆《伊丽莎白》写作过程时不无自嘲地说道，因为他完全没有把自己牵涉进战争时局，他的写作不涉及当下，哪怕这个“当下”是多么历史性的、令人振奋的时刻。“子弹从我窗外飞过。1944年8月巴黎解放，我那时住在拉丁区的一家旅店，我所在的街道紧邻苏夫洛街，那里发生了好几次枪战。那段时间我被困在房间里，也不敢朝窗外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伊丽莎白》。与此同时，我扪心自问：‘当下的事件可以写吗？’我的回答是：‘不行，做不到，必须有退一步审视的距离。’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36］

兄弟俩

莫里斯和雷内相差两岁，兄弟俩关系很亲。他们青年时代拍的合影有十几张保存至今^［37］。照片显示两人都身材瘦长，仪表出众，外貌偏女性化，挂着微笑的脸上透出一丝骄傲的神气。雷内个子一直矮些，身材显得相对小巧。相比之下莫里斯却越长越高，细长的双腿总是穿着帆布裤子，上身则是一件翻领运动衫或短袖衬衫，露出纤弱的胳膊。他的整体身型外貌属于优雅精致的风格，但由于保持锻炼习惯，身体潜藏着不为人知的耐力和体能。兄弟俩出身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但培养了上层资产阶级的气质，至少他们很向往贵族文化的生活方式。从这些照片能够清楚看出哥哥对弟弟关怀备至：哥哥的胳膊摆出保护的姿势，手搭在弟弟肩上或背上，把书本或者别的物件交给弟弟，或者教他东西，这些都表达出长兄殷切而温柔的关心照顾。两人经常是相同的穿着打扮，弟弟站在前面，处于正中的位置，哥哥站在后面看护他。莫里斯有一张素描作品，旁边的说明文字是“雷内·谢赫，1942年”^［38］，画中人物的脸庞如天使般纯净可爱，想必作画人心中对对方正是这种亲近的感觉，所以笔下自然美化了他的样子。弟弟雷内会不会胜过哥哥，成为谢赫兄弟当中更出色的孩子呢？有几张少年时期的照片透露出这种可能性，因为画面上兄弟俩的角色似乎互换了：雷内成为付出关心保护的一方，而知识交流的方向也倒了过来，弟弟在教哥哥，帮助哥哥学习不会的东西。

更出色的孩子？父母的确这样认为，尤其是保护欲极强的母亲，她经常焦虑不安，也容易使别人陷入焦虑。在家人看来，雷内显然在智力层面更胜一筹：他总爱动脑筋、出主意，事业有成，前途光明。他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教师，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家中衡量事业水平的标准。谢赫家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从教师、小公务员起步，做到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做到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校长——他就是莫里斯，发展得已经很不错。但雷内更胜一筹，圆了大学教师梦。家长对两个孩子的期待不同，从他们的学业成绩就看得出来：莫里斯·谢赫算得上优等生，然而雷内学习更加优异。弟弟21岁考入巴黎高师，哥哥却在19岁、20岁、22岁时三次落榜。雷内以出众的资质水平投身于哲学研究，而莫里斯1943年和1947年两次报考高中古典文学教师招聘会考都以失败告终，使他受了很大打击。在他19岁到27岁之间，莫里斯但凡遇到重要的口试，结果都很糟糕。他表现得缺乏领导力，过于怯场，说话磕磕巴巴、时快时慢，有时近乎结巴。莫里斯·谢赫的学习生涯归根结底并不算失败：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和中学教师任职资格，也两次通过高中古典文学教师招聘会考的笔试环节。但由于没有获得更高成果，只能在中学从事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教学工作，对此他感到十分受挫。

然而莫里斯从未抱怨。他没有妒忌弟弟，埋怨父母，或是责怪体制。这或许是他骄傲的体现：在别人的成功面前，没什么好自怨自艾的。对于弟弟的成功，莫里斯从来只有关爱和保护，甚至是自豪。雷内·谢赫认为：“他对学习和知识很有感恩之心，教育工作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出路。但是两次报考高中教师招聘会考的失败对他打击不小。我觉得如果他成功考取，就不会走上写作的道路，更别说涉足电影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就会让他满足。没能成为大学老师，他心里一直特别遗憾。他对艺术事业原本没有很大兴趣，也没想过成为专业的艺术家或是职业作家。但学业方面受挫之后，他将大部分希望转移到文学和电影领域。不管是写作还是拍电影，对他而言有点反击的意味。”^［39］实际上兄弟俩从来不会斗气，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牢不可破。雷内曾说：“我们也有观点不和的时候，有时会引起争论。我比较进步开放，思想偏左，具有冒险精神。他则倾向保守谨慎，更加传统。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但他连这个词都不愿说出口，因为觉得怪怪的。他要讲就讲‘唯美主义者’……按理说，既然我们有这些差异，应该从40年代开始就逐渐疏远了。但我记得我们每个月至少见上一面，直到我25岁。我们俩具备相同的敏锐度：包括审美趣味，面对艺术作品的感动，以及表达内心感受的方式。”^［40］

莫里斯和雷内的兄弟情谊建立在不断交流的基础之上：一起阅读、写作、讨论，交谈对艺术的看法，他们不仅拥有手足之情，还推动彼此的哲学思考，促进彼此成长。保存至今的通信里，有一些1940年至1941年间的往来信件，正是这种交流的见证。这是他们两人为数不多的分居两地的时光，弟弟正在克莱蒙费朗大学准备一篇关于《新爱洛依丝》的论文，哥哥被征入伍之后又复员，去到法国南部。1940年8月3日，莫里斯在信里评论雷内寄给他的几张素描：“挺有个性，风格独特。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应该坚持这个方向。”^［41］接着讲到他们刚开始关注的几位绘画大师，尤其是毕加索。信的最后，莫里斯说明了自己的近况：“我没怎么画，就瞎涂了几幅水彩。这里方圆三公里都看不到一个值得画的地方。但是我很希望听听你对每幅作品的看法。而我呢，我又有了新想法。”^［42］十天后，莫里斯收到弟弟的评价，他一边回复，一边对艺术展开了新的哲学讨论：“我认为艺术家若想传递自己的想法，必须通过实在的作品。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意图达到的抽象效果，因为无论在绘画还是其他方面，存在自然就会显现。艺术作品的价值在它自身，这就是毕加索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于是我们明白，绘画的本质就是绘画本身，而非描绘其他。这才是纯粹的艺术（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还是回到了古典主义。”^［43］关于现代艺术回归古典主义的想法，侯麦后来在关于电影的文章里反复提及。但除此之外，信中还流露出莫里斯对弟弟的温情关注，他对弟弟的想法和作品都很感兴趣。莫里斯在1940年11月的信中写道：“是你让我明白，我在去年的考卷上写的内容有多不完善，那些想法有多荒谬。我感觉，我们之间的交流使我逐渐进步，也让我在面对反对声音时不感到势单力薄。真的很感谢你。”^［44］

几星期过后，两人在克莱蒙费朗重逢，并决定住在一起，合作关系继而更加紧密。他们合写了几篇美学随笔和虚构故事，还基于两人关于文学和所读作品的讨论，撰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兄弟俩想出了一套属于他们的标注方法，两人先后读同一本小说的时候会在空白处做笔记，这样就形成“阅读接力”，雷内称之为“我们共同的书写”^［45］。于是，他们阅读过的作家以特殊的方式属于他们两人，并影响着莫里斯的文学创作。这其中主要有英国作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以及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威廉·福克纳。由此可以看出谢赫兄弟的亲密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创作。这一点不但是两人深厚情谊的核心因素，而且经得起时间和距离的考验：1950年代，雷内·谢赫前往阿尔及利亚执教，之后两人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弟弟雷内在巴黎第八大学执教，成为自由主义哲学的代表，提倡正视幼儿性欲，倡导尊重同性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也曾面临困境，比如，雷内·谢赫1982年曾因“向未成年人宣扬淫逸的生活作风”遭人起诉……但经历这一切风风雨雨，兄弟两人的感情从未间断过。

他们不但保持文字交流，也时常安排见面，始终支持对方的职业生涯，平常互相帮助，必要时互相支撑渡过难关。莫里斯和雷内一生都是好兄弟，同时也是好儿子。他们心里清楚父母比自己更加脆弱，因此非常关照他们。例如，1950年12月，身在阿尔及尔的雷内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亲爱的莫里斯，你能不能给我寄一个剃须刀、几件衬衫和几条领带过来？我在这里的生活很拮据。圣诞节你回图勒吗？拜托你，亲爱的哥哥，尽可能对爸妈好些。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让他们别担心。爱你的弟弟。”^［46］

早期作品

莫里斯·谢赫不到19岁时早已展现出一定的创作能力。从素描、油画、诗歌，到注解小说、写故事、中短篇，再到1944年7月完成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1946年4月，《伊丽莎白》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署名吉尔贝·科尔迪耶。

莫里斯早期最显著的才华体现在绘画方面。1940年至1942年间，他创作了许多草图、素描、小幅油画和小幅水彩。他一方面临摹大师作品，例如毕加索的《逗猫的女人》，马蒂斯的《女性狂欢节》，另一方面也模仿高更、塞尚、梵高等名家手法进行绘画尝试，这些练习加深了他对这些作者的了解。莫里斯在进行实战练习的同时，还学习绘画历史和绘画理论，自己也写过几篇评论文章。194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文章，投稿到《行动报》。同年11月29日，时任该刊文学主编的诗人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致信感谢莫里斯。信中表示“我们编辑部决定录用这篇文章”，但“还没有确定放在哪一期发表”^［47］……不过看样子，后来并没有发表。莫里斯的绘画研究就此告一段落。

莫里斯年轻时最偏爱的绘画门类是人物肖像，确切地说是女性肖像素描，用的画笔可以是铅笔、彩色粉笔、毡笔甚至圆珠笔。现存二十多幅1945年完成的素描^［48］，分别有脸部、腿部、胸部特写，名为《欲望》《诱惑》《纯洁》《渴望》《贪念》等。另有几幅肖像，画的是雷内，此外还有一些立体派手法的风景画，以及用紫墨水画的内容露骨的作品。所有这些画作展示出年轻艺术家对图形运用自如，可以信手拈来地在纸页上描画他的人物、他的想法、他的境况，而且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在莫里斯·谢赫青年时期的档案中，诗歌习作也不在少数。这些诗作大多以爱情为主题，用很多诗行来赞美爱慕对象的身体。莫里斯的诗基本上完成于1942年年底至1943年这段时间，当时他在里昂过着学生生活。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与其他年轻诗人赛诗的成果，因为偶尔也能看到属名让—弗朗索瓦·何维勒、雷内·谢赫的作品，他们在帕克中学时期是同窗。这些诗作合在一起似乎就成一部爱情宝典，其中有告诫（“必须学会缄默／才能懂得爱”^［49］），有略带轻视女性意味的评断（“说起女性必备的优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我索性不再赘言”^［50］），也有献给特定对象的话（“你是胜利的幸福热忱”^［51］）。年轻时期的诗作里偶尔也会出现性爱的元素，比如1943年完成的《向你走来》，还有这首《爱你的身体和热情》：“你独特的眼眸和艳丽的嘴唇／你的小腹、脸庞和双腿／光滑如平静的水面／好似从高涨的潮水中截取一块／升腾到冷酷的空气中／显出你毫无瑕疵的美丽。”^［52］莫里斯写诗的另一大主题是死亡，在这首《我腿上的血管显出阴影》中，作者满怀忧伤地审视自己的身体：“从我血中开出的花朵也苍白／此刻我存活，但明天将如何？／我的心脏满是暗沉的血，脉管却空空如也／五月的阳光紧紧缠绕我的手掌。”^［53］后来的埃里克·侯麦一直保留写诗的兴趣，但他作诗的心态变得以消遣为主，有的像中学生写的打油诗一样，还有的就是几行句子颠来倒去地重复。总之，年轻时莫里斯写诗比较传统，偏向浪漫主义，色彩忧郁，带有性的幻想；而后来侯麦写诗时没有这些特征。

1939年初，18岁的莫里斯·谢赫就展示出对写作的兴趣，甚至是成为小说家的意向。这段时间他初步写出提纲和构想，留下一些描述人物设定及环境设定的手稿等。1939年2月13日，在一份拉丁文翻译练习的背面，莫里斯写下一则故事梗概，并用几行字勾勒出三位主人公的形象：西蒙娜、慕德和麦克斯^［54］。这篇故事题为《自负者》，副标题是“三个月的假期”。还有另一则故事梗概，虽未标明时间，但估计是几个月过后，这次情节反常，氛围更加阴沉，甚至有些堕落，光是看到《德行的不幸》这个标题，读者已经能猜出一二。我们的主人公是旺达、弗兰茨和葛楚，几人原本并不相识。故事发生的这晚，他们因缘巧合聚到一起。弗兰茨享受孤独和权力。旺达爱弗兰茨，耐心地等待时机。葛楚深知他的美丽，不对命运有任何要求，甚至陶醉于对方的冷漠。但屈辱却使她越来越渴望一夜激情，两人之间感情的纯洁对她而言就是最残忍的冒犯。^［55］欲望经历过峰回路转之后，故事以这样几句戛然收尾，虽有些突然，但也不无温情：“‘抱紧我’，葛楚对弗兰茨说。两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幸福怔住了，一动不动地凝视对方。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吻。”^［56］

此后不久，莫里斯完成了三篇短篇小说，手稿上字迹密密麻麻，长度分别是8页、19页和25页，日期是1943年7月或12月。第一篇题为《方砖》，吉姆在泳池边上遇到一位金发女子，故事很大篇幅都是他的独白——他在向罗兰德坦白自己对那位女子的爱慕之情。关于这位爱慕对象，文中仅仅描写了她入水时的画面：她的体态、动作和气质，她白色泳衣的肩带和褶皱^［57］。第二篇短篇《傍晚》^［58］也与水有关，写到了朋友或恋人戏水的情节。故事发生在东比利牛斯省，佩皮尼昂往南一些的地方。这里有条小河，盛夏风景十分秀丽。主要人物是一群“小年轻”，他们大部分来自图卢兹或者纳博讷。在附近的山里有一处漂亮的别墅，一对年轻的恋人就住在那里。这群人打算去拜访他们两人。随着故事的展开，发生了许多小情节：眉目传情，打情骂俏，矫情的暧昧游戏，下河戏水，散步，跳舞，怯怯的爱抚，张狂的骄傲，爆发的怒火，猛烈的情感，直至出现粗鲁且不当的行为。最突出的是作者的细节描写：态度，外表，动作（吃李子、吐果核、在水边的露台上抽烟、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吉尔贝·科尔迪耶的文学世界，几个月后这个笔名将出现在他生平第一部小说的封面上，小说大量运用上述这则短篇的内容，但将地点转到了离巴黎不远的马恩河畔。第三篇短篇题为《一天》^［59］，篇幅更长，故事发展得更为深入，主人公是一对很有独立精神的夫妇，即杰拉尔和安妮。他们俩的遭遇和对话后来被借用到《飞行员的妻子》当中。

接下来出现了署名为“莫里斯·谢赫”的最早期作品。首先是两则短篇：《求婚》于1945年初发表在克莱蒙费朗的《Espale》杂志上；《香皂》简要讲述了一段男女调情的故事，于1948年9月发表在《La Nef》杂志上。《求婚》的人物阶层比较平民化，有农民、女帽商人和咖啡馆侍应等。马蒂亚斯是个极度腼腆的男人，他虽然和年轻女子雅妮往来甚密，但不敢向对方表露心声。他悄悄观察她，跟踪窥视她，趁她出门看电影时偷偷潜入其住处，总之完全为她着了魔。直到有一天，出乎意料地，姑娘干脆撇开平淡的对话，突然提议两人结婚^［60］。这篇三十来页的故事由对话构成，它也是多年后《飞行员的妻子》的故事原型。

最后还有1944年8月完成的《蒙日街》^［61］，起初写在一份42页的手稿上，日后由作者亲自改编成电影。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位年轻男子，1943年夏天，他正在巴黎城中独自转悠，在蒙日街偶遇一位女子。自那时起他就认定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于是殷勤备至地不懈追求，多次约对方见面。这段时间里，他在慕德家度过了一夜：慕德是位充满魅力的女人，气质非凡，富有修养，思想自由开放。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追求那位偶遇的女子，并最终娶她为妻。这就是影片《慕德家一夜》的故事原型，25年后侯麦将故事发生地从巴黎的拉丁区搬到克莱蒙费朗……

1944年7月，24岁的莫里斯·谢赫完成了一部三百页的书稿：《伊丽莎白》。这部作品早在五年前——战争尚未爆发时——就开始酝酿。1939年3月15日，莫里斯在稿纸上写下两个备选题目：《决裂之初》^［62］和《夏雨》^［63］，并在草稿纸上将整个故事概括为七点^［64］。他同时给出几位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伊丽莎白、米歇尔、克莱尔、伊莱娜），几段场景说明，以及一些零散的人物对白。莫里斯花了五年时间，精心酝酿他的第一部小说，或许是因为他视其为反击命运的机会，想借此证明自己。作者后来在一次访谈里也承认了这一点。^［65］莫里斯未能考上巴黎高师，却眼看着朋友们和弟弟去那里就读，他自然感到沮丧、没有颜面，而成为作家则是他克服挫折、治愈伤口的方式，也是唯一的途径。尽管这个抱负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就连弟弟雷内都表示，从没听到哥哥明确表达过从事文学的想法。^［66］莫里斯为证明自己，选择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创作，而非电影。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斯在这一时期没有写过任何电影方案、剧本草稿或是导演笔记。那时他还算不上电影迷，25岁之前只看过几十部电影，其中他比较喜欢且记得住的片子，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和后来新浪潮的其他导演（特吕弗、里维特、夏布洛尔、戈达尔）相比，莫里斯的青年时期没有受到电影影响。这些人在莫里斯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代中期，分别都在电影俱乐部看过几千部片子，写过几十篇影评了……

《伊丽莎白》是一部“行为小说”^［67］，没有太多情节可言：罗比医生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一处漂亮房产的看守人，夫妇俩一块住在那里，地点位于莫附近的佩尔西。1939年夏天（具体日期不详），他们在里昂学医的儿子贝尔纳利用暑假前来探望。同时住在这儿的还有贝尔纳的姐姐玛丽特，表姐克莱尔，还有两个同龄人，于盖特和雅克琳（雅克琳比较轻浮，喜欢跳舞、游泳、和别人调情）。此外米歇尔也在这里，他是伊丽莎白一家的好友，即将娶年龄略长的寡妇伊莱娜为妻。小说分为三部分，作者的笔触在不同人物身上流转，避免使用传统的承接手法，以一幕幕短小的对话或场景描述来推进故事的发展。作者有意写得平淡简单，以人物的所见所感形成关于这个夏天发生的事情的一篇记录。波澜不惊的情节两度突现转折，令人不安：先是某个人物狂躁得差点强暴了一位姑娘，后是米歇尔对女友伊莱娜产生强烈的鄙夷和憎恨，在心里反复默念：“我恨她。”关于这个假期也好，关于周围的环境也好，包括对伊丽莎白看管的这座大宅子，每个人物似乎都有自己的视角，内心各自产生不一样的图景。而这部作品就像一面破碎的大镜子，映照出不同人物眼中的景象。

光影、时间、天气、思绪——莫里斯能捕捉到它们的细微变化，这种敏感度加深了作品的印象派属性，笔触风格与点彩派画家如出一辙。这一点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比如几个章节标题（《傍晚》《雨中》《晨思》），某些描写（“三天前我们在草地上的时候，原本她那件泳衣容易显臀肥，但她穿在身上照样那么苗条，像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某些诙谐打趣的话（“你如果是想来调情的话，我劝你别浪费时间啦！”），以及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一个女人做出小姑娘的样子，这并不使她显得年轻”）。

莫里斯·谢赫花了很长时间安排人物的打情骂俏和情感波动，为了将平淡的事情写得深沉，他改了一遍又一遍。不过，这部作品还是有造作的痕迹，明显能看出作者本人读过的作品的影子，但这也让我们对作者了解得更多。莫里斯从塞居尔伯爵夫人那里得到启发，让一帮未成年人的言谈举止往成年人靠近；从柯莱特那里学会描写自然景致、夏天环境、水边花园，以及色彩明丽、气味怡人、香甜可口的水果；还借鉴了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弃用传统的客观描述和线性叙述，反而将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叠加。但必须要强调，对莫里斯这部处女作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新小说。莫里斯尤其借鉴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和《赚大钱》的某些文段，以及威廉·福克纳《圣殿》开头部分。传统的上帝视角让作者从客观角度描述人物的行为动作，人物有时变得像物品一样；但莫里斯向美国新小说学习，不采用上帝视角，让故事透明化。侯麦后来也承认：“当时我接触了几位美国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对我的影响最为直接，尤其是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让—保罗·萨特写过一篇关于多斯·帕索斯的文章，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上，我读后非常赞同。这些美国作家之所以让我感兴趣，原因不在于他们作品的内核，而在于其形式，在于他们描写事物的行为主义方式。”^［68］

从这个角度看来，《伊丽莎白》属于当代小说的范畴。这有些矛盾，毕竟这部作品形成于战争年代，即便未涉及战争的内容。在那个局势动荡的时期，小说刻意回避了战争主题。《伊丽莎白》的写作背景具有其现代性，这更多体现在写作风格层面。战争刚刚结束时，文学领域诞生了许多小说，它们敢于探索全新的写作方式，摒弃传统的以描述性为主的写作路径。当时正是新小说运动前夕，侯麦后来也表达了对这一时期的认同感：“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伊丽莎白》属于紧挨在新小说之前的那一轮文学运动，但这部作品从许多方面来看又和新小说相去甚远……”^［69］在1945年到1946年之间出现了一批“新小说”，例如让—保罗·萨特的《不惑之年》，罗杰·瓦亚尔（Roger Vaillard）的《奇特游戏》，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远离吕埃尔》，于连·格拉克（Julien Gracq）的《忧郁的美男子》，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的《作弊者》，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的《德寇铁蹄下的故乡》等等。这些作品与《伊丽莎白》的写作时间比较接近，但和它最为相像的却是杜拉斯的《平静的生活》^［70］。

《伊丽莎白》第131页有这样一句话：“克莱尔的膝盖在裙沿外面形成一个深色的、闪亮的小三角形。”尽管这部小说不是侯麦的关键作品，也没有受到很多关注，但它却留下了这个重要的侯麦符号，可以说是《克莱尔的膝盖》的缘起。作者在全书最后这样作结：“克莱尔今天穿着一件裙摆宽大的蓝色百褶裙，长度正好及膝。她松开交叉的双腿，伸手使劲去掸裙子，指尖在布料上摩挲、时而捏一下。接着她将手收回，把书放在肚子上，身子前倾，撩起裙子露出大腿，一边看书一边用指甲挠大腿。过会儿她放下裙沿，重又交叉好双腿，继续看书。”^［71］莫里斯·谢赫在三个练习本^［72］上完成了这部手稿，然后用毡笔在第一本的封面上画了个《新法兰西评论》的标识。他的作家梦终于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