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沧桑夕照忆浮生）

我祖籍浙江省平阳县凤巢乡硐桥头村，世代务农，清贫相承。1893年，我父亲六岁时，祖父公出携挈家室，移居平阳县城南门，开了一间小小的旱烟店，起早摸黑，养家糊口，因子女多，吃口重，生活仍很贫困。大概是饱经风霜，过于劳苦的缘故，我的先辈，除我父亲外，在世的日子都很短暂，曾祖父只活了三十多岁，父亲的三个兄弟，都英年早逝，祖父活得较长，也只有五十多岁。对此，父亲生前，每对我谈起，都不禁唏嘘叹息，感慨系之。他在一首《八十书怀》诗中说：“吾家先世太清寒，夙夜躬耕一饭难，花甲未周均不禄，吾今八十感多端。”

我父亲名宣，字侠逊，生于1888年10月1日（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987年12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100岁。他幼承庭训，敏而好学，少时读过几年私塾，也在省立温州初级师范上过三个月学，因我祖父逝世，被迫辍学。但他刻苦努力，勤奋自学，买不起书，从亲友师长家借，买不起纸笔，在沙盘上练字，坚持一早起来朗读诗文，虽严寒酷暑，从不间歇。他日后之所以学养深厚，文史基础扎实，精通翰墨，能文善诗，主要得力于刻苦自学。在我幼少时，他常用自己这种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艰苦学习精神，教育策励我们。

我父亲是一位著名象棋家，长期在上海《时事新报》负责营业部工作，并兼任象棋专栏编辑，出过不少备受推崇的畅销象棋书，做过大使级官员，但我家的经济生活并不富裕，有时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有六姐妹三兄弟，一家十余口，负担很重。第二，我父亲侠义淳挚，掬诚待人，他对亲戚友人，特别是棋友，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乐善好施的。如瑞安象棋高手林奕仙，无固定职业，生计维艰，箪瓢屡空，每次前来求助时，我父亲终是慷慨解囊，倾情帮助。第三，我父亲高洁自持，淡泊荣利，不沉溺于权贵，不悬心于钱财。上个世纪在上海，他树帜棋坛，声誉鹊起之后，上海很多单位的象棋队，都力请他任指导，并要偿付较高酬金，他欣然承担，但拒不收取任何报酬。他目光高远，心中只有一个宗旨：发展象棋运动。抗战初期，他出任巡回大使下南洋，在广大爱国侨胞中宣传抗日救亡，劝募捐款，历时两年，备尝艰险，成绩远非同时派出的其他几位使者所可比拟，但他严于律己，轻车简从，不摆官架子，除领取3000元安家费外，不取国家分文。回国后，继续在大后方各地辗转奔波，义弈筹赈。他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也不屑官场逐鹿、宦海浮沉，而宁愿做一个恬淡的自由职业者，过着超脱清贫的布衣生活。因此，我九个兄弟姐妹中，大哥高中没有毕业，就出去工作了，我父亲只能供二哥和我读大学，以后小妹得能上大学，是因为我俩已大学毕业，有经济收入了。

我父母双亲对待子女，一向从严管教。我父亲慈祥和蔼，敦厚庄重，我们下辈做错了事，他坚持谆谆告诫，晓之以理，从不声色俱厉，更不打骂斥责。他的循循善诱、言传身教，给我留下铭刻难忘的记忆。我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精明干练，谙通事理，长期来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特别在抗战八年的困难日子里，竭尽智虑，含辛茹苦，非常艰辛地渡过了难关，使我远在大后方的父兄，无后顾之忧，确也难能可贵。

我1924年10月25日（农历9月27日）出生在平阳县城南门西坑，因“秉”字辈，以字行，取名秉朕。1930年秋我七岁，到龙湖小学发蒙读书，半年之后，因我父亲在上海四川路西宝兴路口开设“大成书店”，我随母亲去上海，进“善工”小学读书，第二年，发生了“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寇进犯上海，闸北首当其冲，我全家16口被围困在寓所，刀光剑影，风雨如晦，生命系于一线，小弟秉福受惊患病，遽尔夭折。五日之后，虎口余生，不久，我父亲转让了书店，和我大哥留在上海，其他都返回平阳老家，并在城西水塔村买下一座房子，长期定居。

我进坡南县小读书，1937年夏毕业。当时平阳还没有中学，因为家庭经济关系，我没有到温州投考，先到一所补习班性质的“平阳临时中学”读了半年书，以后两个学期，分别在王建之先生的“别古书院”和蔡孟平先生的“宣文书院”学习古典文学。王、蔡二师都是家乡的著明文人，家有渊源，造诣深湛。他们的课，旁征博引，精审独到，清晰流畅，通俗易懂，有时还昂首背诵，娓娓动听，使我非常钦羡。他们不但是我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导师，其谨严扎实的治学态度，也深深感染了我。我以后之所以酷爱我国古典文学，也喜欢硬背强记，主要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1938年底，我才去温州考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温中初中部和联合中学。温中是当时温州地区唯一的省立普通中学，考生达1256人，仅录取50名，平均25个考生录取一名，是温中历史上罕见的最难考的一次，我终于榜上有名，私心称幸。

在温中读了两个月，经常要“逃警报”（空袭），学校为摆脱敌机骚扰，搬到了青田水南，大概是水土不服关系，我经常患病，母亲很不放心，于是二年级时，转学到刚创办不久的平阳中学，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但我并没有从平中毕业，因为发生了受当时反动县长张韶舞迫害的“平中十学生事件”，且被列为榜首。我忧愤交集，深感危墙之下，不可久留，于是瞒过同学亲友，改名瑞淡，考进永康新群高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942年春，日寇窜犯浙东，学校解散，我被迫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回了老家。失学近半年之后，当时的省教育厅在现文成县龙川创办了省立第三临时中学，收容绍兴、金华、永康等地中学的失学学生。我前往就读，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因病休学。暑假后，我身体复原了，按理应回到“三临中”去完成学业，取得高中毕业证书，但我没有这样做，认为自己原来的同班同学都毕业了，现在再去复学，多没意思。况且考大学，并非一定要文凭。我的骄矜自负和刚愎自用，使我作出错误的抉择：不回“三临中”，而和一位原高中同窗挚友郑大恺，一起应邀去平阳河口乡中心小学任教。一个学期之后，回家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大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神州激奋，万民欢腾，我去温州以同等学力投考国立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都侥幸录取。9月，我们五个考取浙大的平阳同乡，结伴去杭州报到。家乡距杭州不过400公里，现在，两三个小时便可到达，但我们足足跑了12天，因为当时抗战结束未久，神州大地遍体鳞伤，疮痍满目，交通也受到严重破坏。平阳到杭州，既无火车，也无汽车，除了迂回曲折取道水路之外，就是依靠自己的双脚。我记忆犹新的是，从丽水到金华推着木板车（装行李）的三天徒步行程，还有从富春江梅城至严子陵钓台的“七里泷”，千里扬帆、蔚为壮观的胜景，惜随着富春江水电站的兴建，这一素有“天下独绝”之誉的奇观，已成为历史的憧憬，永不再见了。

浙大创建于1897年，是我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高校之一。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任校长13年，倡导与弘扬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使浙大不畏艰难困苦，坚持开拓奋进、崛起，成为建制完备、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在浙大，我头一年读文学院外语系，二年级后转法学院法律系，直到毕业。浙大十分注重基础课教学，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求本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为了给学生培养基本功，拓宽知识领域，打好扎实基础，我在一、二年级时，除了继续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很多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通论等。浙大校园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活泼生动，我听过不少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校作报告或专题讲座。在学生自治会的倡导和支持下，许多科教、文艺、体育方面的社团（或队、组）活动，积极开展，我参加过外语、京剧方面的课余活动。

当时的浙大，是我省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1947年10月至11月，震惊中外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就发端于浙大。我负笈浙大的四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我政治上认识不多，更谈不上信仰问题，我是在参加工作之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自己专业工作的实践，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不过那个时候，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情系祖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和号召下，义无反顾，恪尽一个爱国学生的责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25日，我叩别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浙江干校学习，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是永诀！

在干校学习三个月，结业分配工作，从此走向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历程。

我原来是留校做学习干事的，后应我的请求，调回温州，在平阳县府文教科、温州专署民政科和温州师范工作。1951年3月，调华东革大浙江分校政教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学习干事，工作了一期。1951年9月，调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任政治助教，翌年2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到浙江师范学院（杭大前身）。浙江师范学院校址在钱塘江滨、月轮山麓原之江大学旧址，左傍六和塔，右邻九溪，背倚青山，面对绿水，华树芳径，浓郁清新，是得天独厚的绝佳读书胜地。从此，悠悠四十多年，我弘文励教，培桃育李，成为我国高教战线上的普通一兵。

在老浙大，我专攻法律，在浙师院，却改行教经济学。我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工作需要，知难而进，边干边学。我饮水思源，不胜高山仰止和池塘春草之情，追怀师门，感恩母校，因为老浙大四年给我奠定的较为厚实的社会科学基础，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它使我满怀信心，立足较高起点，孜孜以求，奋发进取。

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开设过“政治经济学”、“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资本论”、“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等课程。1978年以后，在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致力于培养“政治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和数学系教师合作）两个专业研究生20余名。

课堂讲授是学校教学的中心环节，对学生的学习至关重要。作为人师，职责所在，我对讲课不能不认真对待，唯恐不及，我注意实践的发展变化，坚持从实际出发，务实求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能够从报刊看到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的真实报导，1984年，我去了美国，深感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的重大变化，从而在自己专业理论认识上，与时俱进，有了很大的飞跃。

从教四十多年中，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在校内以及许多兄弟院校、机关、企事业单位讲过课。在我省各个地区几乎都留下我的踪影。为支持家乡建设，1980—1992年，我兼任温师院教席长达13年。1981年，杭州大学教务处进行期中教学检查，充分肯定了我的课堂讲授效果，派专人进行总结，写了一篇《桃李芬芳勤酿蜜》，载杭大校刊，加以表扬推荐。1987年，温师院在其校刊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浓墨重彩地赞许了我的教学和对他们的支援。

我的学术研究大多围绕教学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和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现阶段我国经济，共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编和合编过《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选读辅导材料·社会主义部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南方本）》、《〈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等书。

人生在世，风雨沧桑数十年，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有时难免遭遇事变，处于逆境。我的一生，也不例外。1958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大浩劫中，我曾两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曜灵急节，岁月易逝，现在回忆起来，我虽然蒙受屈辱，经霜历雪，却没有怨天尤人，仍能爱岗敬业，热爱党和社会主义，80年代初，有三个民主党派，其中有两个还是省委的主要领导，派人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好意却使我在人生政治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打了第一个申请报告，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

我1956年提为讲师，1978年评为副教授，1987年晋升教授。曾任省高校教授职称政史学科评审组副组长，杭州大学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科教授职称评审组长，兼任过省旅游局、电子工学院和省高等法院业余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学科职称评审组长。

我兴趣广泛，喜欢文体活动，曾负责过杭大教工的围棋队和排球队，做过杭大京剧协会的理事长，现在仍是西溪校区教工象棋协会的名誉会长和桥牌协会的顾问。

我1989年底办理离休，原单位返聘了两年，其后，因系温师院兼任教授，我两次前往授课，也在温大做专题讲座。我最后一个学期的教学生涯，是1994年给浙工大研究生班授课。时我年届古稀，桑榆已晚，窃念人寿难期，时不我待，我上有二兄，皆先后作古，我作为先父唯一健在的儿子，义不容辞，应抓紧时间，去完成事关我父亲的一些工作，以恪尽人子之责。

长期来，在我父亲的生前身后，中外传媒及专著，对我父亲的介绍，连篇累牍，不可胜数。但其中鲁鱼亥豕，燕石不辨处，亦屡见不鲜。对此，我也早有见闻，只是因为岗位职责关系，身不由己，无法腾出手来。

为此，我当机立断，集中精力，清理先父遗留材料；搜集报刊有关记述，找出依据，核对校正，研究分析，去伪存真，在海内外报章书刊上陆续发表了近60篇，从各个不同侧面记述我父亲的文章，其中有十余篇刊载在《纵横》、《名人传记》、《体育文化导刊》、《体育文史》、《文汇报》、《中国体育报》等一级报刊上。

2000年9月，我编注出版《棋王谢侠逊诗文选》。我父亲才思俊逸，善诗文，精联对，一生笔耕甚力，著述丰硕。除了平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不计其数的棋局和诗文楹联外，共编著棋书29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生活长河中，他的诗作，报刊上发表的，专著中附载的，加上平时的感怀酬唱，至少不下千首，惜尘世沧桑，迭遭变迁，很多已经亡佚。我在整理搜寻中，只找到400多首，本书以诗和楹联为主，收录的文章很少，虽远非我父亲全部遗墨，但窥一斑可知全豹，作者的胸中锦绣，眼底云烟，庶几可见。

2001年3月，我编写出版《棋王谢侠逊南洋象棋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我父亲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两下南洋，回国后，前后撰写了两种象棋书：《南洋象棋谱》三册（193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海内外象棋新谱》（1943年12月重庆天地出版社出版）。因为两次下南洋，是我父亲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篇章，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惜皆已绝版60多年，所以我不揣驽钝，展尺寸之效，以它们为主要依据，参考利用了其他有关材料，经过取舍磨合，另立新的顺序结构，编辑一书，以飨读者。

2003年7月，我将在报刊中发表的50多篇记述我父亲的文章中筛选出30多篇，经过取舍修改合并重组得29篇，加上新写的生平传略、年谱和附录，编辑一册《百岁棋王谢侠逊》，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书出版。我早就蓄志，想撰写一本能比较全面、准确反映我父亲生平的书，经过了近十年时间的准备，我终于在自己八秩之年，在我父亲逝世15年之后一偿夙愿。

2007年4月，我应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请求，将我父亲一生舞象生涯的实践总结，他望百高龄的封笔之作《象棋指要》，校核订正，充实内容，增加了“风雨春秋一百年”、题词、照片、年谱等，重版发行，半年之内，印刷三次，购者踊跃，一时洛阳纸贵。

我父亲一生，萍踪浪迹，长为他乡游子，但他情系故园，永怀乡恩。我遵循父亲生前遗愿，对平阳昆阳的“中国谢侠逊棋苑”，腾蛟的“中国棋王碑林”和风巢的“中国棋王故居”，竭诚尽心，倾注全力。我将父亲过去收到尚保存下来的题词，全部奉献给腾蛟碑林。除了资助一些资金，我还捐赠了近300平方米的祖屋。

离休后十余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有二：其一是如上所述，关系我父亲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从自己的爱好出发，信手涂鸦，撰写了不少杂文、散文、记叙文、游记、忆旧缅怀文章和古诗楹联。

我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幼年受父亲的熏陶，高小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三字经”和一些唐诗五言绝句。小学毕业后，进“书院”读了一年，专门学习古典文学，中学阶段的语文，几乎全是古文古诗。我自学过“史记”、“战国策”。对“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情有独钟，经常浏览朗读，爱不释手，对其中的名篇警句，印象很深，现在尚能信口背诵。我考取暨南大学中文系，但以后鬼使神差，读浙江大学外语系和法律系，毕业后又改行执教政治经济学。我在职时，对中国古典文学，依然旧情脉脉，怀有浓厚兴趣，但因专业工作冗忙，鱼和熊掌不能兼而有之。离休后，我息影山林，怡神养性，安度有生之年。为丰富生活内容，增添晚年乐趣，我兴之所至，笔亦随之，写了许多诗文和楹联，决非敝帚自珍，附庸风雅，实为闲云野鹤，返璞归真，志趣所在不可夺也。现将拙作编辑成书，临涂草蹙，局限于水平，辞意未周，不当之处必多，我诚挚地恭请大家指正。

成书过程中，多承史晋川、张仁寿、罗卫东、郑勇军四位教授惠赐“感言”，内妹许来仪挥毫题签，孙谢晨设计封面，安排照片，老同事曹孔六对文章的分类标题推敲润色。完稿之后，又得到浙江大学出版社袁亚春编审竭诚协助，鼎力玉成，在此，我一并谨致由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