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在繁花满树的春天

《译心与译艺》在台北出版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来年仲夏的蝉鸣中，离开住了将近二十年的香港，飘过了海峡，回到了台湾——我的出生地，在东海大学的浓荫绿树中驻足了。台中没有之藩先生的踪迹，我从寻觅他的音声与身影的梦中醒来时，不至于因惜春、送春而太过伤春。花残、花凋、花落时，面对斜阳流景的怅惘也可以是在有无之间了。

这一转眼，就又两年了。花事正浓的季节接到书林转来的外研社的电邮，原来这本书的内地版，已经在二校了，真有说不出的惊喜。外研社的编辑甚是仔细，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大多是有关音译的不同拼法。一些早期的翻译，很多出自英国的译者，远在汉语拼音颁布之前，自然用的是威氏拼音。有些我以为是人尽皆知的引文，尤其是引自《论语》的段落，都不再加小注，但既然编辑问了，加回去罢，可以更周严些。还有我提到的许多人名，比较现代的、当代的都没有附上生卒年，为了形式上的统一，也一并注上了。

在本书最后的《翻译余话》里，我举了一个例子是韦理（1889–1966）翻译的《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Look at that little bay of the Ch'i,

Its kitesfoot so delicately waving.

Delicately fashioned is my lord,

As thing cut, as thing filed,

As thing chiseled, as thing polished.

编辑问我，这“kitesfoot”作何解释？这个字在传统字典、网上字典都不怎么查得到。时日已久，我也怕有抄写的笔误或传讹的可能，想再查查韦理的诗经翻译The Book of Songs。书是1937年在伦敦出版的。当年写作此篇时用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图书馆的藏书，东海图书馆则有两本：一是1954年伦敦再版的，一是1960年纽约印行的美国版第六刷。原来韦理为“kitesfoot”做了一个小注，说是一种芦苇类的茅草。这是对绿竹的不同解释，开启了新的话题。也许来到了淇水的小湾，方可知道当地适合种的是竹子，还是芦苇。

这两个本子，不论是英国版，还是美国版，因为是后出的，其实都是第二版。摩挲旧卷，我想起第一次读到韦理的诗经译本是在七十年代初到美国时。当时着重在义理，没有留意其他。这第二版有两篇序，韦理郑重其事列出第一篇与第二篇。二在前，一在后。原序甚短，还不到一页。他特别感谢了一个人，和一套书的几位编辑。这个人叫Gustav Haloun（1898–1951），这套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在1934年出版的《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Gustav Haloun是捷克汉学家，我没有找到他的汉名，不知道有没有。韦理感谢他在哥廷根的汉学书院做主任时成立了中文图书馆，而且从德国其他的图书馆为韦理借书，并指导他做研究。否则没有书，这研究很不容易做。我后来在Haloun的讣闻中知道他日后去了剑桥，隶属于国王学院。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以威妥玛（Thomas Wade, 1818–1895）之名在剑桥所建的中文图书馆也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成为世界知名。从欧陆到英国，在欧洲汉学的推广与传承上他功不可没。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是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丛刊》的一种。学社于1928年春在哈佛大学成立，但《引得》编纂处却设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图书馆。经费由哈佛统筹，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燕大负责。韦理说如果不是《毛诗引得》的出现，几乎不可能有严肃而独立的研究。也因为此书，我们对诗经的了解超过了公元前二世纪以来所有论诗的书卷所言。《引得》编纂主其事者是燕大的教授洪业（William Hung, 1893–1980）。不过韦理在序里只说编纂而未称其名。

第二篇序略长，但也只是一页多一些。韦理提起了一件事，又谈到一个人。这件事是因为燃烧弹的意外引起火灾，他的诗经译本因而绝版。他也就利用这段空档，修阙补遗。意外发生在1941年，我不禁浮想联翩。是在二次大战的炮火中，穷经究译；在文明销毁的过程中再逐步建构。短序没有详加说明，但多少呈现了俯瞰全景的格局。

韦理谈到的这个人，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1942至1946年间他在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分三次发表了他的诗经翻译与注解。

高氏这个文本的特色在逐字翻译，韦理在修订自己的译本时，因此套书的出版而及时参照了高本汉的研究。

在第二序的最后一段，韦理提到自己在第一版中铭感于心而今已然逝世的Gustav Haloun教授。这第二版还是要献给他。韦理说：“这书是我的，也是他的，在十三年的停顿之后，能够再版，他一定会很开心。”朴实的字句，没有什么修饰，却在简单中看到求知若渴的那种激情。想起八十年代早期我初到哈佛，洪业刚辞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徘徊流连时，彷佛还能感觉到他的声息与脚踪。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看见整套的《引得丛刊》。我读了他的名作《春秋经传引得序》，也译了他的《史记三讲》。在知识的积累与传递中，依稀看见辗转的流光。

从燕京到哈佛，哈燕社的设立是一个故事；从燕京到东海，大学的创建是一个故事；而我跨洋渡海，从哈佛经香港来到东海，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繁花满树的春天，走在校园的大道或小径上，每当微风拂过枝头，便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又一个种树的前人。

我也像韦理似的，仍以新版献给永在心头的陈之藩先生。相信新版的发行一定让天上的陈先生感到无以伦比的快乐。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于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