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
一、学术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文学史研究的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是文学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者观念拓新和理论思维水平提高的表现。在近十余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者感到有展开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我们现在试图对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提出我们考虑的几点看法，以期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注意和讨论。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研究；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然是不能偏废的。因为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都是文学发展的实际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浩瀚深渺的历史长河。倘若我们忽略了其中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展示和描绘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更谈不上有效地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开拓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了。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一直主要注意对历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而相当忽视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我们虽然也曾有过诗经学、楚辞学、杜诗学、唐诗学、红学等研究的提出和展开，但显而易见的是，学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比文学史研究要落后得多。这种现象，从科学研究本身来说，显然未能全面反映古典文学历史演进的客观状况和整体面貌；从研究现状的要求来说，也严重地影响了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提高与深入。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历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极其丰富，相当广博，也是颇有深度的，它构成了一个庞杂而完整的体系，显示出一种与西方文学研究大异其趣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和文学创作史一样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遗产。
然而，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却往往对历代文学学术史的宝贵遗产或者弃置不顾，或者嗤之以鼻。研究者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向西看”的道路，热衷于以西方思想、西方观念、西方方法为准则，去归纳、评价和衡定中国古典文学。
于是，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包括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的研究论著，触目皆是西方文学研究的体系、思想、概念和方法。人们几乎无暇考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否已经或应该有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是什么？是否已经或应该有自身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什么？它们有着何种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人们所汲汲探求的，是怎样用西方文学研究的体系、思想、概念和方法，去理解、阐释、说明、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独树一帜而又丰富多彩的现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命题的提出和讨论，近十几年来一拥而起的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潮，等等，都可以说是“向西看”的产物。
我们并不否认，积极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对于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展古典文学研究的视角，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的确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切实的可行性。不这么做，我们就将作茧自缚，局限于闭关自守的可悲处境，而无法跨越国界，面向世界，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互相交流。对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来说，“夜郎自大”决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凝聚着200年文化停滞状态的沉痛事实。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就意味着落后，就要被文化发展的巨浪所淘汰，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全球化的基础，只能是高度的民族化；失去了民族化的文化，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就好比任何一个人只有保持和凸显自己的个性特征，才能在社会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倘若他一味地邯郸学步，就只能失掉自己，成为他人的影子。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应该并且不必要以“向西看”为基点的。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对自身文化深切的认识和热爱，二是对他国文化清醒的体察和理解。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而尤以前者为首要条件。因为，倘若对自身的文化只是一知半解或者弃若敝屣，你拿什么跟他国文化对话呢？
因此，要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创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当务之急并不是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而首先是探索和总结历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深入了解其特色。首先要认识自己，然后才谈得上学习他人。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认识不清，就盲目地模仿他人，这只能贻人以东施效颦的笑柄。
从另一方面看，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后者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的。对研究者来说，进行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知识的准备和积累要更充分、更丰厚。他不但要有一般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还要有文献学方面的修养，包括版本学、目录学等专门的学问。研究者对自己有更严格、更广泛的学识上的要求，他的知识准备更充分、更丰厚，这必然促进学科研究在整体上向高层次发展。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研究大家如王国维、胡适、鲁迅、顾颉刚、郑振铎、陈寅恪、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而且，一门学科对知识的要求越高，它就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也就越具有深厚的研究潜力。就古典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开展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克服近年来十分流行的主观臆断、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这对整个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是大有禆益的。因为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史料性，容不得半点虚伪和狡诈，只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无愧于当今时代的成绩。
二、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要特点
那么，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觉得，至少有这么几点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和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样，是中华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
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因此，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产生得早，独立得早，成熟得也早，而且一直未尝中断过，它所取得的成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比拟的。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发端于先秦。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三至六世纪，随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就基本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趋向于成熟了。而在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要到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成型。
正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古典文学学术史含蕴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成为这种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的重要表征。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当文人们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如司马迁所谓“鄙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
，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他们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中，就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追求。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一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因此古典文学学术史无疑也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古典文学学术史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它和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不但决定着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特出风貌，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构成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开展是由中国特殊的文学观念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它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开放型结构。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就运用科学分解的逻辑方法，精确地确定文学艺术在人类浩瀚的知识天地中不可移易的位置。而在中国古代，运用“文”“文章”或“文学”等概念的时候，都并非精确无误地指称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内涵既有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其外延也有着相当大的可伸缩性。一般地说，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广义的文学可以包括哲学、史学等所有书面著作，几乎相当于精神文化的代称；狭义的文学，也往往包括各种属辞运思、稍具文采的诗词文章。比起我们今天用“文学”一词指称具有形象性、抒情性或虚构性等特征的语言作品来说，古代所谓“文学”无疑要宽泛得多。
这种“大文学”“泛文学”的观念，也许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整体性、混合性的原始思维方式，伴随着中国原始社会宗法血缘关系的递传，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另写专文来谈的。本文要想说明的仅仅是，这种“大文学”“泛文学”的观念对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这首先在于它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开放型的结构，犹如陆机《文赋》所说的：“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葛洪《西京杂记》所说的：“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学既然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同时使天人相互沟通的精神文化现象，文学研究又怎能不包罗万象，涵泳古今，俯仰天地呢？
这种开放型结构，首先表现在古典文学研究几乎将古代一切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它的视野中，几乎没有什么纯文学和泛文学的严格区别，纯文学的基本特征如讲求抒情和辞采等，完全可以而且必然要渗透、贯穿到泛文学中去。于是，诗词骈赋、戏曲小说固然是文学，策论表奏、箴铭诔赞、碑碣志状、笺记书信等也无不可以是文学，——关键不在于它是什么文体、有什么功用，而在于它是否讲求抒情和辞采等文学特征。不是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排他性，而是强调文学的包容性、根本性，为文学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据，这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突出特色。
这种开放型结构，还表现在即便是对纯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时，人们也从不采取封闭式、内敛式的研究方法，而是偏好开放式、外向式的研究方法。在历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把作品文本和作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统统打成一片，融会贯通，作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因此，文学研究就必然地和其他各个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在“大文学”“泛文学”观念的制约下，古代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史学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在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内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且始终是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浅显的例子，如《诗经》首先是经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史记》首先是史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而注疏方法原本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后来才引入文学领域，文学文献研究一直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基本材料，必须也只能大量地从历代的经学研究、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中钩稽、发掘和整理。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不仅如此，在文学研究独立、成熟以后，经学、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便成为文学研究中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基本方法，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例如，经学研究强调“述而不作”，即注重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而不提倡另起炉灶，自创新说。影响所及，在文学研究中，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就格外发达，而自创新说却寥寥无几。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往往是在述旧中创新，在论古中标今的。
再如，“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一大特点，它更具有史学色彩，因为自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作家传记的研究方法以后，为历代文学家立传、作年谱，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文学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人际交往中，来考察他的思想、行为和创作，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传统。
又如，“疏不破注，注不破传”是文献学研究的一大准则，它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至今不衰。人们对文学著作的本文习惯于采取一种近乎神圣的看法，力求以注疏方式阐发其内在的含义。特别是对一些视为经典的著作，如《诗经》、《楚辞》、陶渊明诗、杜甫诗、唐宋八大家文、《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等，历代有无数学者耗费了巨大的心力加以整理、校注和评点，乐此不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最丰富的遗产。
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经学的、史学的和文献学的研究，远远比单纯文学的研究，成果要丰富得多，成就也要突出得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辉煌灿烂的学术史，实在应该归功于历代学术文化的滋养哺育。
第四，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学术始终依附于政治教化，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就往往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
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往往是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是政治教化的有力武器，甚至本身就是政治教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政治性的文化。政治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并在道德、宗教、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中肆意弥漫扩散。《史记》卷130引述司马谈的话，说得十分明白：“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先秦诸子无一不指归政治教化，这怎能不成为后世一切学术文化的楷模呢？特别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君临天下的学术思想，两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和熏陶，因此，儒家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念不能不强有力地制约着历代的古典文学研究，成为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导观念。
在西方中世纪，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神学的范畴，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是“宗教的仆人”，这同中国古代把一切学术都纳入政治教化的情况颇为相似。但是中西方的学术发展有一点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在西方，真正的学术研究总是以冲破神学的束缚，寻求自身独立自由的天地为起点和终点的；而在中国，学术研究却始终笼罩着政治教化的圣光，并以此为荣耀，以此为正道。
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在它的演进历程中，总是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政治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并且在社会政治教化舞台上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例如，汉朝以孝治天下，特别讲究政治道德教化，所以对《诗经》的评论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教色彩。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比较通达的见解，到《诗大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赤裸裸的标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萎缩，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道德教化的需要，反映了汉朝统治者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要求。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唐初对南朝新体诗的贬抑，宋初对晚唐五代萎靡文风的矫正，明初对文学载道明理功能的极端提倡，等等，都是为了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
古典文学学术史对政治的这种强烈的依附性，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在中国古代那种纯粹象牙塔里的学问是很少的，也是价值不高的；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超越性，限制了学术研究多向度、多层面的深入发展。但是不管怎样，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这种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总是它的一个不可抹杀的特色，使它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独具风貌。
第五，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在文学研究的表述方式、操作方法和成果形式上，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形态。
首先，在表述方式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注重领悟和感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这首先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人面对一个事物，不愿意对它进行掰开揉碎的分析，以为这么做就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不可能真正地把握事物；而只有对事物作整体的直观，才能与事物融为一体。换句话说，对一个事物的真正深入的研究，不在于对它的分析、归纳、演绎，而在于对它的静观、感受、领悟。因此，中国古代总是把文学现象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律动的有机整体，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把握对象的整体生命，而文学研究的表述方式当然也就是直观式的、领悟式的。其次，这也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侧重点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仅重视考证、材料、文字训诂乃至位体、修辞、宫商等内容，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谓“六观”，更重视“披文以入情”，“觇文辄见其心”，强调对作者的生命体验，因而要求对作者做出一种总体的直接感受性的领悟、概括。相比较而言，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因此整体的直观领悟方式就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这种整体的直观领悟的表述方式，表现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就是用审美的艺术思维方式去进行文学批评。古人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从来不作分肌擘理的解剖，而是或运用总体的感觉判断，或采用形象化的描述，或借助相类似的意境，或直接抒发自身的感想，来表达对作品的总体感受，从而引导读者步入文学作品的艺术堂奥。即使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笺注，古人也常常不作详细的解释，而是采用旁敲侧击、举一反三的方法，或者罗列典故出处，以说明字词的含义；或者引用其他作品的片段，来申发语句的意蕴。总之，在古代的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也是美感创造的参与者，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感觉、经验、想象参与文学作品美感的建构。所以，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艺术意味，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艺术。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其次，在操作方法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出外部形态多样化和内部形态单一化的奇妙组合。在外部形态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操作方法无疑是丰富多彩的：有的是一语破的的名言隽语，如“诗言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等等；有的是精雕细刻的考证笺释，如《诗经》注，《楚辞》注，《文选》注，杜诗注，等等；有的是因人、因文而发的品评赏鉴，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钟嗣成的《录鬼簿》，以及数以百计的诗话、词话、赋话、文话等；有的是有感而发、随文标注的评点文字，如各种各样的戏曲、小说作品；有的是文学作品的总集、选集、别集的辑录、遴选和编辑；有的是漫无统纪或稍加编排的随笔杂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操作方法的多样化，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是罕有其比的。但是，所有这些操作方法基本上都是被大致相似的文学观念所支配的，这种文学观念就是由“诗言志”“感物吟志”“思无邪”“兴观群怨”等几条主干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所以，这些操作方法在内部形态上大都是单一的，给人以千人一声、万众同响的感觉。
再次，在成果形式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较为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闲情偶寄·词曲部》这样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著作，在中国古代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著作是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章，散见于文学家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眉批、笺注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隐含于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或史学著作之中。像《文选》《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文章辨体》《唐诗品汇》《古诗归》《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等文学作品总集，虽然表面上自成系统，内在主要的研究形式却无非是注疏评点式的，在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这种只言片语、散金碎玉式的成果形式，实际上是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的产物。而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有机体系，就深藏于这种零散纷杂的成果形式中。
直到“五四”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现代时期，这种古典文学研究的形态特色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大量思辨性、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论著问世，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传统研究方法根深蒂固的势力，时至今日，直观性、随意性、零散性的古典文学研究还随处可见，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系统性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仍屈指可数。有人说迄今为止的古典文学研究仍然处在“前科学”阶段，恐怕是就此而言吧。
第六，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发展形态，与西方文学研究离心性、波浪型的发展形态不同，基本上是一种向心性、累积型的发展形态。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学研究的历史，是不同的研究者各自以其不同于前人的理论基点为依据，构成面貌各异的研究体系，“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则是不同的研究者拘守共同的理论基点，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领域展开对象一致或本质相同的研究，共同构筑完整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历史。
这种发展形态上的向心性、累积型的特点，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得到了细致入微、玲珑剔透的雕琢，如文学资料的考证，作家风格的品评，作品意蕴的涵泳，艺术创作的甘苦，文学本质的体认，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气度尚欠宏大，格局仍显狭窄，方法未免因袭，领域有待开拓，特别是观念需要更新。千军万马在一块狭窄的学术园地里“驰骋”的局面，怎能继续维持下去呢？
古典文学研究进入现代的历史，从某一方面说，正是观念更新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得以面目一新，是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引进西方近代民主科学观念，批判封建传统意识的进程同步的。5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荣兴盛，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普及和运用分不开的。近十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正在取得新的突破，这也是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人们力图从传统的一元化研究体系中挣脱出来，在文学本质、文学价值、文学倾向、文学功能、文学特征、文学方法等各个问题上，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他们的探索是否成功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开辟了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思路，却是功不可没的。
三、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历史演进
上述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先天具备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
自有文学之日起，就有了对文学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发端于先秦时期，虽然那时的文学研究还是混沌的、模糊的，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当人们吟诗言志或借诗议论的时候，当孔子“韦编三绝”编辑《诗三百》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需要，在阐释文学作品了。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它是一种直接以社会应用为主要目的的现实性活动，也是一种尚未形成自觉意识的群体性活动。但是，这一时期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诗言志”“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言不尽意”等，却沾被后世，遗泽非浅，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主要观念。
到了两汉时期，一方面，文学研究主要以经学或史学的面貌出现，成为由一部分学者和文献整理者所从事的学术阐述活动。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几乎完全成为政治教化的附庸，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教化中扮演着它的特殊角色，从而奠定了数千年来文学研究与政治教化的因缘关系。特别是像《诗大序》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完整地表述了儒家政教文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对后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项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范畴、独有的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并划分为若干方面和不同层次的全新学科。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由于直接涉及各种理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比起文学创作更为鲜明充分地体现出文学自觉的意识。同时，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那个时代结合得相当紧密，研究者们往往将文学研究（尤其是理论批评）本身视同文学创作，以尽可能优美的语言来撰写批评文章乃至理论著作，因而文学研究很少具有纯学术的意味。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已不再集中于几部经典或一两种文体，而是包括了前代和当代的各种体裁种类、各种风格形式的文学作品。人们力图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研究者在整理总结古典文献和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而且，这一时期文学研究还具有前所未有的思辨色彩和理论建树，产生了诸如《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理论著作。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所以唐代的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在诸多方面受到诗歌创作的制约和影响。初唐编修的数量众多、卷帙浩繁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就大多是作诗的工具书，同时体现了编者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唐人在文学观念上，也常常把研究对象的艺术风貌作为自己创作的表现对象，于是文学研究便成为可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灌注着主观感情的艺术方式。贺贻孙《诗筏》就说：“唐人作唐人诗序，亦多夸词，不尽与作者痛痒相关。”这种“夸词”，就是文学想象力在文学研究中的活泼表现。其实，不仅是诗序，即便是司空图的《诗品》，不也是对于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一种主观的形象描述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思辨的研究风貌，显然是大异其趣的。另外，强调政治教化的儒家文学思想，在唐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相对于唐人，宋人的文学研究意识更为自觉、强烈而清醒。同当时的经学、史学、金石考古等学问的繁荣相适应，宋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大大增强。宋人的文学批评，一般带有较强的理性色彩和较高的理论水平。此外，宋人为作家编纂年谱，为别集撰写笺注，以及其他的历史典章、语言文字、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考索辩证，都是开创性的，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也给后代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宋人还创造了诗话、语录这类独特的文学批评样式，把中国传统的直观性、经验性、感受性的文学研究表述方式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同时，宋人把禅学的思维方式引入文学研究中，发展了玄妙神秘的以禅喻诗的批评方式，特别是严羽的《沧浪诗话》运用禅学的观点阐述诗歌的艺术特征，在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之外另辟蹊径。
元明时期的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宋代风气的延续，但是在研究对象上扩展到小说和戏曲文学这种被前代学者所忽略的“小道”“末技”，词学研究也较宋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研究视角上，对历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历代文学特征的勾勒和比较，以及历代和当代文学流派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开拓；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继承了宋人诗文评注的方式，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如火如荼的评点之风，所以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当然，明代文学研究的风气和明代学风一样，是较为空疏的，《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总序就说：“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这也对文学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清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集大成时期，文学研究也体现了集大成的特点。举凡历代文学研究所涉及的对象，所采用的方法，所表述的观念，在清代的文学研究中，都不仅包罗无遗，而且还大多作了广度和深度的发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清人受学术气氛的影响，文学研究比较注重理论性和系统性，叶燮在反思前代文学研究时就指出：“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欤？”因此，像叶燮的《原诗》、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自成系统著作，上承《文心雕龙》，表现出在文学研究上的自觉创新意识。但是，由于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仍然占统治地位，并且脱离现实的纯学术倾向和愈趋繁琐的考证风气恶性发展，清代的文学研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突进。
这种根本性的突进，在近代由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拉开了序幕，而其正戏的热闹表演却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近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丰富遗产，另一方面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从而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这时期的文学研究家们，往往都有宏阔的气度，敏锐的眼光，大胆的魄力，渊博的学识和活泼的思维。例如，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就是从整个文化研究着眼，着力探讨唐诗与唐代社会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关系，探究唐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诗人创作的特点怎样与其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密切的联系，等等。总之，他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这种历史文化研究，这种对文学发展规律性的浓厚兴趣，这种对文学现象的哲理性思考，我们在胡适、鲁迅、顾颉刚、陈寅恪、郑振铎、茅盾、郭沫若等人身上，不也都能看到吗？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现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春风和雨露。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历来就有“知人论世”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真正科学的“知人论世”的指导思想，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唯物辩证法等基本观点，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提供了指南。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当然，怎样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仍然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努力探索。
四、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理论构成
总的说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自古迄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它旨在描绘和评述历代文学研究家对古典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所涉猎的领域，所进行的活动，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所体现的思想和观念。
一般地说，文学研究无非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考订和还原文学历史事实，二是对文学历史事实进行感受、理解、阐述和评价。因此，任何时代的文学研究大致都具有这样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人们运用建立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基础上的校勘、标点、辑录、考证、笺注等研究方法，编辑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选集、注本、译本，编纂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作品提要、文学语言辞典、文学典籍索引等工具书，撰写作家传记和年谱，考证作品系年和本事。
第二个层次是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作家集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如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古体诗、近体诗、辞赋、词、曲等，文学题材如政治、山水、爱情、隐逸、战争等的专题研究……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也可属于这一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可以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作深入的分析、阐释和批评；可以对断代的或通代的文学运动过程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可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如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哲学、道德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可以作文学自身的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民族文学比较，古今文学比较，文学母题比较，等等；也可以进行文学方法论的研究，包括文学的创作方法、鉴赏方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涵泳之中，提炼和升华出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
科学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无疑应当囊括上述三个结构层次。
相对于其他两个层次，迄今为止，中国古典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显然是一马当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前人在古典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上无疑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为我们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方面，不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创造了一整套自成体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发扬。
固然，学术史的研究不等于史料学，它要比史料学范围更广泛，也更具理论性。但是，史料的研究无可疑义地应当构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社会上短期行为、投机取巧等极端功利主义蔚然成风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呼吁和提倡坐冷板凳、搞真学问的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大力开展文学史料学的研究。
在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方面，历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涉及十分宽广的领域，它所表现出的开拓性和包容性是令人称道的。例如，《诗经》研究早在先秦就提出，在其后各个时代长盛不衰，形成一门十分热闹的“诗经学”。与之相似的还有“楚辞学”“文选学”，以及围绕一个作家的“杜诗学”和围绕一部作品的“红学”等。又如，钟嵘的《诗品》已经注意到由作家风格入手追溯其渊源或师承关系，并以同一渊源或师承关系者视为一“宗流”，即一种诗歌的风格流派。这种文学流派论尽管相当浅薄并存在很强的主观随意性，但毕竟开启了一种研究思路，促使人们注意对作家、作品风格和流派的辨析和审定。中国古代文学风格论、文学流派论的发达，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再如，对各种文体的类别、源流及其特征的探讨，在中国也由来已久，大而如文、笔之辨，诗、赋之辨，诗、词之辨，词、曲之辨，小而如四言、五绝、五律、七绝、七律诗体的产生和流变，都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就好像开垦荒地一样，前人在几乎每一种文学现象的荒地上大都刨过几镐，翻过几犁，虽然还有许多荒地远未培育成良田，但他们汲汲不懈的开创精神和探索精神却十分可嘉。今天我们完全有必要很好地继承这份遗产，并且发扬这种开创精神和探索精神，培育出更多更好的良田。
说到对古典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至少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中是个薄弱环节。当然，并不等于说这里只是一片荒芜，满目蒿榛，历代文学研究者们也曾对文学规律作过一些可贵的探索。例如，历代史书的《文苑传》对一定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勾勒，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著作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文学史观，宋元以降唐诗学的兴盛，等等，都标志着历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规律性的深入思考。而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道德的交叉、双边关系，更一直是历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不同时代文学的比较和评价，文学方法论的因袭和更新，文学观念的不断丰富，文学理论的花样翻新，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历代文学研究者对探索文学规律的热忱，他们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彩，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十分珍惜的宝贵财富。
但是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对古典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相对于西方的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相当细碎，相当薄弱的，和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学成就相比实在很不相称。这在古代，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抽象的、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探究缺乏浓厚的兴趣；在近现代，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人们对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还往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愚公移山的顽强精神。
在学术研究中，一般来说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理性的思辨的方式，一条是经验的实证的方式。这两条路径应当互相补充，不可偏废。但是，近几十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太习惯于“主题先行”的所谓理性思辨方式，即首先信手拈来或随意构置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然后把古典文学现象往这个框架里装。至于是否伤胳膊去腿甚至去脑袋，才能勉强装进去，那就置诸脑后了，只要装进去了就行。所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意识流、结构主义、恋母情结、信息处理系统、悖论意识等五花八门的概念、方法，争先恐后地涌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各擅风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很有必要大力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与其用中国古典文学现象去证明某些似乎无须证明的理论，不如扎扎实实地从纷繁复杂的中国古典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对古典文学学术的历史演进做出宏观的把握和透彻的分析。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这种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却更能站得住脚，因而也更有价值。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还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之所以彪炳史册，是因为他们套用了某一现成的理论框架，还是因为他们“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呢？古往今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上这样的例证还少吗？
1991年12月
附记：此文由我执笔撰写，经傅璇琮先生、谢思炜博士提出修改意见，全文定稿后，由我们三人联名刊载于《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3年第4期予以摘译。此文后来再经修改，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绪论》。此文收入本书时，文字稍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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