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发小杨狗和哑巴小

季羡林小时候是个贪玩的孩子，在官庄老家，杨狗和哑巴小是他形影不离的玩伴。杨狗大名杨继发，1910年生人，属狗，比季羡林大一岁，因属相而得此乳名。他人很本分，一辈子当农民，一辈子没有上过学，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官庄。哑巴小姓马，不知其大名或小名，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哑巴。

季家住在官庄村南，当时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算是村外。现在村子扩大，季羡林的故居已经在村子里了。当年季家东边是一片枣树林子，西边不远处是一株大杨树，下面是季羡林爷爷奶奶的坟墓。后来，他的父母也长眠在那里。房后是一个大水塘，水塘边长满了茂密的芦苇。水里有青蛙，有小鱼小虾。树上有鸟窝，鸟儿在树枝上鸣唱，夏天还有一天到晚尖叫不止的知了。

那时候，他还没有季羡林这个名字，父母和村里人都叫他喜子。喜子要找小朋友玩，只能进村去找两个和他要好的小伙伴。喜子不进村的时候，他俩必定到村外来找他。三个小伙伴天天在一起。在一起玩什么呢？没有玩具，村子附近的枣树林里、苇子坑边、庄稼地里都有无限的乐趣。春天，在路旁、田埂采野花、挖野菜，还可以到水塘边掰苇芽、挖芦根。苇芽嫩嫩的，味道像鲜竹笋，芦根有点儿甜味，可以嚼着吃，也能泡水喝。夏天上树摘杏子，采桑葚，捉蜻蜓，逮知了。树林里知了很多，他们就找来一把麦粒，放进嘴里嚼出面筋来。这东西很粘，粘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双手举着，对准树上的知了，一粘就是一只。晚上，逮知了就更容易了，只需在树下点一堆篝火，使劲摇动树干，那知了就噼里啪啦掉下来了。这种把戏，他们往往要玩到深夜。

村子周围有好几个大水坑。他们在苇坑里摸小鱼小虾，捉蝌蚪，钓青蛙。如果早晨起得早，还可以在芦苇丛里捡到又大又白的野鸭蛋。最让他们高兴的是玩水，他们每天在水塘里嬉戏、洗澡、打水仗，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秋天苇塘芦花一片银白。他们在苇丛中捉迷藏，在枣树林子里打枣子，在地里偷地瓜、毛豆烤着吃，还可以在豆子地里捉到肥胖的蝈蝈和蚂蚱。冬天，他们打雪仗、堆雪人，在结了冰的水面上抽陀螺。在没有雪的时候，他们会到树林里拣拾被大风吹落的枯树枝，拿回家当柴烧。身手敏捷的哑巴小还爬上高高的大树去掏鸟窝。那年月，虽然日子过得苦，但是孩子们有自己的快乐。三个小朋友长大以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他们的心始终是亲近的。

季羡林六岁去济南读书，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只回过官庄四次，其中三次是奔丧。一次是为疼爱他的大奶奶，一次是为父亲，最后一次是为母亲。每次都来去匆匆，心情很坏，儿时的朋友也没有机会相聚。“文革”期间，季羡林因为反对北大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专案组为罗织罪名，两次派人去官庄调查，企图把季羡林打成地主分子。杨狗和乡亲们仗义执言，说：“如果让全官庄的人诉苦，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家。他们家比贫农还穷，连贫农都够不上。”专案组的人只好悻悻而归。

1973年8月，季羡林带着老伴和儿子季承，孙子季弘、孙女季清回到官庄，对仗义执言保护过自己的乡亲们表示感谢。他与杨狗久别重逢，两人十分激动。让季羡林感到意外的是，哑巴小的父亲、83岁的马洪宝老人也来看望他。季羡林连忙站起来给老人让座敬茶。

1982年季羡林再次回到官庄，带着礼物去看望杨狗，杨狗已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当年的小兄弟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兄弟。世事沧桑，白云苍狗，令人唏嘘不已。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共同的朋友哑巴小。哑巴小在旧社会为生活所迫，成了一名绿林好汉。他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好功夫，蹿房越脊如履平地。用手指抓着椽子，把身体悬空，可以在大庙顶上“走”一圈。他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可是，“盗亦有道”，他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从来不在家乡作案。后来被官府捉住，打得皮开肉绽，十冬腊月，被扒掉衣服，泼上凉水，倒吊在外边，过了一夜，居然还活着。真是一条好汉！最终还是被砍了脑袋。说起老话来，他们都为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青梅竹马彭家姐妹

季羡林上小学的时候，家住在济南南关佛山街柴火市。季家和彭家分别住在外院和里院，两家的孩子天天在一起玩耍。彭家人口多，有五男四女九个孩子。二姑娘冠华，季羡林叫她小姐姐，比季羡林大五六岁，正值美妙年华，出落得楚楚动人。在刚刚进城没几年的季羡林眼里，小姐姐就是女神一般的人物。不但长得美，还十分善良。她家有位使女患麻风病，别人躲避犹恐不及，她却从不嫌弃。那时候季羡林胆子小，也很自卑。他肯定不敢当面赞美这位小姐姐。过了80年，已到垂暮之年的季羡林说起小姐姐来不吝赞美之词。他抄录了苏东坡的四段美词来形容当年这位小姐姐。其中一首《鹧鸪天》：

罗带双垂画不成，殢人娇态最轻盈。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

无限事，许多情。四弦丝竹苦丁宁。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叶落声。

他还说，宋人描绘的多是虚无缥缈的美人，而小姐姐是活灵活现、真实存在的。读者诸君千万不要以为，这位小姐姐就是季羡林初恋的梦中情人。非也。他的描写不过是一种有意的赞美。他真正的梦中情人另有其人。她不是别人，正是小姐姐的四妹，是后来成为季羡林夫人的彭德华的堂妹蓉华，季羡林叫她“荷姐”。

这位荷姐比季羡林大不了多少，当时还是个丑小鸭。虽然算不得花容月貌，但也是一个大好姑娘。她性情活泼，伶俐乖巧，情窦初开，最重要的是善解人意。她经常到季羡林住的前院北屋来找他闲聊，两人志趣相投，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在少年季羡林的内心深处，朦朦胧胧地觉得，她就应该是自己未来的媳妇。荷姐呢？虽然没有说破，她肯定认为季羡林是理想的夫君。要不，她干吗老往前院跑呢？可惜，这是20世纪20年代，婚姻大事必须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过了二十来年，当上了北京大学教授的季羡林衣锦还乡，又见到了小姐姐，也见到了荷姐。荷姐嬉皮笑脸地左一个“季大博士”、右一个“季大教授”，跟他开着玩笑。而季羡林分明听出了她内心的酸楚。有缘无分，如之奈何！没有什么办法，季羡林只能请彭家姐妹，当然还要加上一大堆别的女眷，在济南有名的饭庄聚丰德吃一顿上好的酒席。席间，季羡林满脸堆笑，眼泪却流在心里。他只能请心上人努力加餐，默默地祝福她了。

彭家姐妹，当年季羡林仰慕的是二姑娘，心仪的是四姑娘，娶的却是三姑娘。这对当事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件痛苦的事。其中的原委如何，我们来看看他的儿子季承是怎么说的：

那时我们家住在佛山街中段柴火市对面的地方，租用的是马家的房子。整个院子呈长方形，前院由季家居住，后院由彭家居住。彭家的来源我不甚了解，据说是发源于南方的大姓。当时彭家有四位兄弟，彭家的二大爷和二大娘除了生有我的大舅、三舅、四舅外，还生有三个女孩，就是我的大姨、二姨、四姨。四大爷，也就是我的亲外公，生有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女孩，就是我的母亲，排行第三。还和续弦的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五舅。所以总起来说，我有五个舅舅，三个姨。当时，我父亲和这四位姑娘同院居住，虽然是前后院，但交往仍然颇多。论美，父亲最为称赞的是叫作“小姐姐”的二姐，说她形象“不同凡俗（的）标致”，用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都嫌不恰当，甚至可笑。（中略）不过赞慕归赞慕，他可没有想娶她的想法。因为，父亲颇有自知之明，按当时他自己的说法，当时的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只不过是寄人篱下的一只丑小鸭”，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父亲尽管“仍然处于丑小鸭阶段”，可是和被称作“荷姐”的四姐关系非常好。四姐“虽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看上去也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些耐看的地方”。她经常到前院和父亲谈天说笑，恐怕心里也已经有意于父亲。在那个年代，男女即便已经互相爱慕，也只能心照不宣。在父亲的心里，四姐就是他心里想望的理想夫人。在四姐心里至少也是喜欢父亲，并愿意嫁给他的。但是，这种事情哪能够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荷姐的母亲二大娘看不上丑小鸭，因为那时叔祖父并未发达，父亲刚从农村来，土气未消，貌不出众，她哪能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这么个农村娃？而叔祖父也不知道侄子已经有了意中人，当然不会去指婚、撮合。于是两家议定，将四大爷的女儿三姐彭德华嫁给父亲。其中原因，虽然不能摆在桌面上，但是后来从四姐嫁给殷实富户的子弟刘少言家的情况来看，便可以推测，那是二大娘偏心眼的结果。后来，当父亲从德国留洋回来成了博士、教授，而刘家已渐行破落，那时便有人说，三姐命好，有福人不用忙，称赞母亲嫁得好。（季承《儿子眼中的父亲》，见卞毓方主编《华梵共尊—季羡林和他的家人弟子》，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

蝙蝠脸的老人

1917年春节刚过，季羡林跟着父亲骑上毛驴到济南去。一个六岁的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和妹妹，离开了亲切而又贫穷的故乡，走上了一条艰辛的漫漫求学之路。今日临清到济南的柏油马路宽阔而平坦，从官庄到省城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可是那时候，他和父亲在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足足跋涉了两整天。

季羡林和父亲在毛驴背上颠簸着，听着驴子单调的铃声，看着似乎没有尽头的黄土路，一路向东走来。季羡林在平原上生活了六年，从来没有见过山的模样。当天边的山影从无到有，越来越近，待到南山清晰可见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济南。父子二人进入市区，穿过迷宫似的大街小巷，来到济南南关佛山街柴火市对面一个有石头台阶的古旧大门前，进了大门，院子里长着一株高高的枸杞树，凌乱的枝条上生出了米粒儿般的小芽……这里就是季羡林的叔父季嗣诚的家。

说来也巧，季羡林刚来到叔父家，便看到了一位颇为怪异的老人。老人灰白稀疏的胡子，谈话时不停地上下抖动，头顶上同样是灰白而更加稀疏的头发，在胡子和头发中间夹着一张黧黑的脸，如同一只黑色的蝙蝠。这副模样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看来十分可怕，尤其晚上做梦时，他几次被吓醒。可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竟然很快与这个老人熟识起来，渐渐觉得那张蝙蝠形的脸可爱起来。究其原因，大概是来自乡下的孩子与这位同样来自乡下的泥瓦匠很投缘吧。

光阴似箭，季羡林一天天长大，老人的处境却一天不如一天。起初，老人尚可寄身于季家后院的一间黑洞似的草棚，后来被迫搬到一座古庙里去住，孤零零地一个人和那些泥塑的神像和鬼卒为伍。老人的身体虚弱得很，已经不能再做泥瓦匠了，只靠别人送饭给他吃。可是，他对生活并未丧失信心。当季羡林来到古庙看他的时候，他说自己还想壮壮实实地活几年。接着，他的脸上出现了美好的笑容，眼睛闪出期待的亮光，十分激动地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双手托着一个太阳。这是好兆头啊！托老天爷的福，我的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接着，“蝙蝠形的脸缩成一个奇异的微笑。从他的昏暗的眼里蓦地射出一道神秘的光，仿佛在前途还看到希望的幻影”。

见此情景，季羡林仿佛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奇迹，虽然当他走出庙门时，“好像从一个虚无缥缈的魔窟里走出来”一样。

季羡林中学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老人知道这个消息特意来看他，“没进屋门，老远就听到哼哼的声音。坐下以后，在断断续续的哼声中好歹努着力迸出几句话来，接着又是成排的连珠似的咳嗽”。可是，季羡林“又看到同样神秘的光芒从他的眼里射了出来，他仿佛又在前途看到希望的幻影”。

季羡林寒假时回到家里，原以为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墓上的衰草正在严冬下做着春的梦”，然而，到家后第五天，老人又来到他家，告诉他又被迫搬到靠近圩子墙的黑洞里。当季羡林又去看他时，只见此处附近纵横排列着一座座坟，心想，这样一个土洞不正同坟墓一样吗？但他同老人谈话时，看见“他仍然同平常一样地镇定；而且在镇定中还加入了点悠然的意味。神秘的充满了生之力的光不时从眼里射出来”。

大学四年，季羡林寒暑假回家总能与老人见上一面，每逢离开时总觉得他不久即将离开人世。然而直到他大学毕业回到济南高中教书，老人仍然顽强地活着。在这一年里，他多次见过这个老人，“看到他低垂着注视着地面的眼光，充满了神秘的生命力，这眼光告诉我们，他永远不回头看，他只向前看，而且在前面他真的又看到闪烁的希望”。此时，季羡林迷惑了，他写道：“对我，这蝙蝠脸是个谜，这从昏暗的眼里射出的神秘的光更是个谜。就在这两重谜里，这老人活在我的眼前，活在我的心里。谁知道这神秘的光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