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李长之

季羡林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不少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其中最亲近的是与他一起组成“四剑客”的趣味相投的文学青年，他们是李长之、吴组缃和林庚。

李长之（1910—1978），本名李长植，是山东利津人，季羡林的小学同学，比季羡林年长一岁。他1929年上北大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起初读生物学，后改学哲学。他酷爱文学，长于文学评论，上学时出过诗集，写过《〈红楼梦〉批判》《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鲁迅批判》等。在后一本书中，他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这话很有见地，颇有剑客味道。请读者诸君注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李长之使用“批判”一词，是从日文借用的，其意思无非是“评论”。这个词在中文中的含义后来发生了较大变化。于是这成了李长之的“罪状”之一，这是后话。上清华时，李长之当过《清华周刊》文艺副刊的主编。

1934年5月17日的《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李长之的一篇《清华园的绿》，记述了他与季羡林1930年古城寻绿的往事：

我记得，那是我刚到北平不过一年，人既是已被灰色的古城窒息惯了的缘故了。我就没想到我生命上有着缺陷。却是在这时候，希逋（季羡林字希逋）来北平了，他因为住的日子还浅，而且究记他的诗人的锐感，似乎比我强太多了。一天同我说：为什么北平没有绿东西？在哪里可以看看绿东西吗？我才忽然惊醒了，原来在灰色的古城中，除了灰色，还是灰色，委实是没有绿东西呵。我提议到城外去，我们就没有目的的出了西门，却折而向南，进了阜成门，多少看见点绿东西，而欣然，而多少以为把生命滋润了一点，而回来了。

季羡林与李长之过往甚密，受他的影响和鼓励，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李长之对德国文学也很感兴趣，他建议成立德国文学研究会，请杨炳辰教授作指导。季羡林写作遇到困难，喜欢找李长之商量，有新作品脱稿，也往往找李长之看，征求他的意见。季羡林写文章主张惨淡经营，追求完美，有时候陷于不知如何是好，李长之鼓励他说：“不要管那么多，想好题目，捉笔就写，让灵感推着走，逢山爬山，遇水涉水，随弯转向，顺风扯篷，见好就收。”按照李长之的建议，季羡林一挥而就，写了散文《枸杞树》，李长之看了，直接寄给沈从文。沈从文很快就编发了这篇文章，还来信邀季羡林见面。季羡林受到极大鼓励，很快《黄昏》《回忆》《寂寞》《老妇人》等散文相继问世。

季羡林也并非事事都听李长之的。文稿《年》，季羡林自认为写得好，不料被《现代》杂志退稿，他颇有些不平，拿给李长之看，想让李长之说几句公道话。谁知李长之也不看好这篇文章，而对季羡林认为不理想的《兔子》大加赞扬。季羡林这次没听他的，就去找自己的英文教授叶公超。叶公超很欣赏季羡林的作品，还指点他“文章要坚持朴实，写扩大的意识”。经叶先生推荐，《年》发表在《学文》杂志上。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当我们还没有到达以前，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向前看，灰蒙蒙，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再要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遭到嘲讽，说是“发出了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其实季羡林只是一个穷学生，连伙食费都是靠家乡的县政府资助的，说他是教授可真是抬举他了。

1935年夏天，季羡林去德国留学，临行前林庚、李长之、王锦第、张露薇等在北海公园为他饯行，李长之还在《益世报》上发表长文为他送行。11年后，季羡林从欧洲回来，在南京住不起旅馆，就在李长之的办公室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李长之在编译馆工作，还介绍季羡林结识了梁实秋先生。李长之为季羡林详细介绍国内情况，特别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中饱私囊的情况。他还提醒季羡林，济南一中的某某同学是军统特务，同他说话要格外小心。季羡林说，一回国，李长之就当了自己的政治指导员。

李长之解放后曾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来虽然“摘帽”，李长之害怕连累老朋友，从不敢到北大来。“四人帮”垮台后李长之彻底平了反，他才到燕园看望三位老朋友。1978年12月李长之与世长辞，此时季羡林随友协代表团出国访问，没能见老朋友最后一面。

小说家吴组缃

吴组缃（1908—1994），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茂林人。早年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回茂林当小学教员。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

季羡林的经历与吴组缃有些相似。在济南上高中的时候，在胡也频、董秋芳等老师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由于经历了“济南事变”，亲身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他写了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接着陆续发表了《医学士》《观剧》。“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些文章爱憎鲜明、文笔流畅、紧贴现实，虽然稚嫩，但清新可爱。同时，季羡林开始发表译作，主要发表在山东《国民新闻》和《华北日报》副刊上。作品有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小诗》，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老妇》《世界的末日》《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还有美国戏剧家D．马奎斯的《守财奴自传序》等。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和吴组缃成了好朋友。

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本科毕业以后，吴组缃考入清华研究院，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吴组缃和季羡林性格相投，有许多共同语言。他看了季羡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兔子》后，大加赞赏，认为写得好极了。受到老大哥的赞许，季羡林很是感激。他们一起旁听朱自清、俞平伯教授的课，一起偷听冰心、郑振铎先生讲课，季羡林还曾造访吴组缃在西柳村的临时住所。吴组缃家境较富裕，夫人带着女儿小鸠子来京伴读，吴组缃搬出宿舍，一家人租房住在清华附近的西柳村。

“四剑客”经常在彼此的宿舍相会，更多的时候相聚在风景如画的荷塘边或者幽静的工字厅。那块有名的“水木清华”匾额就悬挂在工字厅后墙。如同毛泽东诗词所说，当时“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活跃于文坛，臧否人物，高谈阔论。他们侃大山，吹牛皮，“语不惊人死不休”。连胡适、鲁迅、茅盾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要月旦一番，意见一致的情况似乎不多，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却不伤和气，通常是谁也说不服谁。例如茅盾的《子夜》出版以后，季羡林与吴组缃就发生过激烈争论。季羡林认为，茅盾的文章机械、死板，没有鲁迅那种灵气；而吴组缃却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争论虽然没有什么结果，却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大有帮助，无论是吴组缃还是季羡林，大学时代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种争论让他们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紧紧连在了一起。

抗战胜利以后，吴组缃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季羡林与这位当年好友成了同事。吴组缃还担任全国文联和作协的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季羡林也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像学生时代那样，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了。但走在燕园的湖边，偶然相遇，相互问候一下，心里总是暖暖的。1993年下半年，季羡林去看望吴组缃，看到他的女儿从四川回来陪伴父亲，就叫了一声：“小鸠子！”吴组缃笑着说：“现在是老鸠子了。”

季羡林的这位老朋友，同他一样，虽为文人，但铁骨铮铮，敢讲真话。“文化大革命”中，吴组缃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整得死去活来，夫人也被整得精神失常。他们一度成了“棚友”。就这样，吴组缃仍敢于在军工宣队面前说：这场大革命令人“毛骨悚然”。有好心人怕他继续挨整，劝他承认说错了话。他却说：“这是我的原始感觉。”

诗人林庚

林庚，字静希，是当代著名诗人，原籍福建。他1910年出生，比季羡林年长一岁。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学习中文，1943年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2006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他曾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林庚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北大名教授袁行霈、钱理群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去燕南园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老一代知识分子们身上最珍贵、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据听过课的人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讲课那天，林庚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镇住了大家”。然后，他侃侃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家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他的心里消失了。

据季羡林回忆，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一日早晨，林庚从梦中醒来，看见风吹帐子动，灵感来了，他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边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得意极了，当天就拿给几个“剑客”朋友欣赏。林庚1933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夜》，请俞平伯作序，闻一多题签。林庚说，这就是他的毕业论文。

1952年院系调整。吴组缃和林庚从清华来到北大，和季羡林在燕园又聚首了。三位中年人经历了多少家事、校事、国事、天下事，早没有了当年那种少年豪气，但多年来的友谊一直珍藏在他们心里。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这种脾气秉性很对季羡林的心思，所以他们终生互为知己。他崇尚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林庚这位昂着头走路的诗人不懂政治，与世无争，可是政治却找到他的头上。有几件小事颇能说明林庚的为人：

1957年“反右”斗争，中文系的党团员几乎全军覆没。那些被划为“右派”的青年教师，一个个成了“不可接触者”。林庚不信这个邪，他在家里安装了一个乒乓球台，邀请这些“右派”陪自己打球。“文革”开始，林庚被打倒，被批斗之余，被分配到19号楼（许多年轻教职员居住在此）打扫厕所。林庚把厕所洁具擦拭得一尘不染。后来，他被“解放”，吸收到“梁效”写作组，可谓“一步登天”。据说江青派人送来一束花，说是“转交夫人”，这在当时可是难得的殊荣。只见林庚不卑不亢，悄悄接过，放在桌上。还有一次，江青邀请他参加一个小型文艺活动，他干脆谢绝。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羞于为伍”。

“文革”结束之后，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以后，极少串门的季羡林陪他到燕南园看望林庚。2005年初林庚过生日，季羡林从医院写来一封贺信：

静希兄：

祝贺九六大庆。从我们友谊之久、之笃来看，克家一走，唯兄独占鳌头矣。在清华时，你写过一首诗：破晓时天边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又随便说了一句话：感觉进化论，未加解释。我却至今难忘。你不以文艺家自命，但是从你这些简短语言中，我神经受影响，至今70年未曾忘记。值此庆寿之际，我却想再提了出来，不知你自己还记得否？你我都是老实人，不喜作惊人之谈。

弟季羡林乙酉春 301医院

信的结尾两句颇耐人寻味。不知这是对当年朋友们年少轻狂的调侃呢，还是对数十年风雨人生的感悟？你我不是个中人，难解其中味。而季羡林和林庚心有灵犀，自然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