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雪中来

白云萦绕着钟山，江涛拍打着堤岸。

他眷恋着美丽的江城南京，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这里有他温暖的家。

他像一只燕子，匆匆地飞来，在自己的巢里落下，还没有等到歇过脚来，却又要匆匆地飞走。这次离别，就显得更匆忙了。

窗外，呼啸的风裹着白雪在飞舞。耳旁，响起妻子柔声的劝说：“这么大的雪，不能等两天再走吗？”

是啊，他们的小宝贝阿粒，已经三岁多了，早就盼望着爸爸归来，给他从北京买回一把发火手枪来。这两天，他和陌生的爸爸可亲热着哩……

孩子降生之时，他不在妻子的身边。后来，岳母给他寄来儿子的百日照片，小脸胖胖的，穿着合身的毛线衣。咦？儿子是春天生的，百日之后，季节怎么反而倒退回去了？再一看，岳母寄来的是妻子的百日照片，开个玩笑，试试女婿经心不经心。

真的，不能等这阵大雪停了再走吗？

但是，他还是提起了刚刚收拾好的旅行包，亲了亲已经入睡的儿子，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妻子，毅然走进了茫茫的风雪中……

这是1967年早春的一个寒夜。江南的雪，难得看到下得这么大过。马路两侧的高大梧桐树上，鳞次栉比的房屋顶上，到处都落满了白雪。整个城市沉睡在雪幕里，唯有江上传来的汽笛和远处火车的轰鸣显得格外清晰。

从孝陵卫来的皑皑雪路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

袁伟民顶着一头雪花，疾步向南京火车站走去。

这一夜，对于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袁伟民来说，是难忘的。他的人生道路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就像战马听到军号的召唤，风雪岂能把他阻拦！袁伟民一刻也不能等待了。马上到福建漳州去，到云集着12支女排劲旅的排球集训基地去。在那里，要挑选队员，重组中国女排。

午夜。他夹在嘈杂的旅客中，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南京站，登上了由北京开往福州的过路车。找到自己的铺位后，他悠然点着了一支香烟，慢慢地吸起来。

周围是一片鼾声，他却毫无睡意。

个子高高的袁伟民，37岁了，依然保持着运动员那种匀称的体态和充沛的精力。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炯炯的目光，总是显露出几分思索的神态；富有弹性的走路节拍，令人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力量。他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国男排中驰名国内外的优秀二传手，打过200多场国际比赛。他把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排球事业。

听着列车有节奏的轰鸣声，他的思绪沿着自己走过的排球之路奔腾起来。

与排球结缘，是在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全国重点学校苏州高中毕业之后。

在高中三年里，袁伟民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他以活跃、好动出名，每项体育活动中都有他矫健的身影：奔跑在足球场上，争夺在篮球架下，角逐在田径赛中……

广泛的兴趣，多方面显露出的才能，使他做过许多迷人的理想之梦。蓝天、大海、高山吸引过他，是做飞行员、航海家，还是地质勘测队员？数学、物理、化学都曾使他入迷，尤其是代数、几何、三角更使他感到兴趣盎然。就在他盘算着是考清华，还是考复旦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校来的飞行教官首先看上了他，政审合格，身体初检样样合格，在严格的复试中发现他有轻微的关节炎。太遗憾了，不然他准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穿着严整军服的空军军官刚走，习惯只穿一身运动衣的体育教练们又来了。省体训班打算从高中生中选拔苗子。体育教师推荐了袁伟民，当时他已长到一米八○，酷爱篮球，对打排球兴趣不大。来挑人的是篮球教练毛阿宝，测验来测验去，他被选中了。

千里挑一，这也是一种荣誉。

他欣然辞别了双亲，从家乡来到了省城。

分班时，篮球队要他，田径队要他，手球队也要他，最后还是被慧眼独具的江苏省排球队教练张然要去了。

张然在袁伟民的身上寄托着培养一名优秀二传手的希望。他很快发现，这个操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小苏州”模仿能力极强。不论学什么动作，只要教练稍加示范、指点，他很快就能领会掌握。不到两年的定向训练，就使他练出了二传手必须具备的娴熟的手法、灵活的步伐、强烈的战术意识。

严格的正规训练，远不像在学校里玩玩球那么轻松。

身体训练是单调的，蹲、拉、举、跳、跑，成千上万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够腻味的；一天接一天的大运动量训练，使人疲乏得真想一觉睡三天。

惰性和懒散，最容易消磨一个运动员的意志。谁偷懒，准得挨“骂”。要是批评之后还不自觉，教练员就会使出绝招儿来，叫那些没有好好练的人每天早晨沿着中山陵那望不到尽头的台阶跑上去，每跑一次要放一块石头到顶端去。再偷懒也不行，因为过两天，教练就要亲自去检查一下顶上放了几块石头。

在战胜自我方面，袁伟民是自觉的。在教练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从没有挨过“骂”的队员，更没有到中山陵去放过石头，这倒不是张然的偏爱，而是他少年老成，争强好胜。他的脾气是——吃苦不在乎，但是自尊心是绝对不能被伤害的。

刻苦，专注，善于动脑筋，使他的技术水平节节上升。不到4年，他就被选进了国家队。当时的国家男排教练孙志安，同样以赞许的口吻称道袁伟民是一个真正经得起大运动量考验的优秀运动员。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我国男排，是一支大有希望的队伍。袁伟民就是这个蓬勃向上的战斗集体造就的优秀成员。他在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比赛中，接受着千锤百炼……

那是1964年的春天。一次普通的训练课上，袁伟民和往日一样，像一台高速马达，把自己充分发动起来，用全部力量投入训练。汗水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淌，漂亮的卷发早已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浸湿了汗水的运动衣简直成了“游泳衣”，紧紧箍在身上，拧一把就会淌下一汪水来。他是个图痛快的人，干脆把运动衣一扔，光着膀子练开了。一个又一个险球飞来，被他飞身鱼跃救起。又是一道白光射来，他又一次海底捞月，摔出去，他的双手刚刚撑地，猛然被地板上的汗渍一滑，啪的一声，嘴巴猛磕在地上，痛得他用双手捂住了嘴巴，待到手掌拿开之后，伙伴们发现他的门牙缺了一颗。牙神经暴露在外，每吸一口气都会感到痛。袁伟民吐了几口血水，说声：“没事。”又活跃在球场上，照常上完了这堂训练课。

两个月后，在一次比赛中，他又因抢救一只险球，磕掉了另一颗门牙。20岁刚出头的袁伟民不得不镶上假牙。在以后的几年里，这副假牙又先后碰坏过数次，或者重装，或者修补……

球场甘苦，袁伟民是深知其味的。他和他的伙伴——排坛名将祝嘉铭、马立克、邓若曾、冯正海、李宗镛等人，忘我苦练，就是为了打好排球翻身仗，攀登世界高峰。

当时中国男排队伍是整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在1964年苏联里加国际排球邀请赛上，与世界男排诸强交锋，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可是好事多磨，正当我国男排水平大幅度提高、很有希望打出更好的成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使蓬勃的体育事业被迫停顿下来了。这段时间，深情苦恋排球事业的袁伟民是苦恼的，又是不甘心的，埋藏在他心底的理想，就像地下的种子渴望着阳光雨露一样，期待着破土而出的机会。

1970年，中国男排重新组队，31岁的袁伟民雄心不减当年，在排坛青黄不接之际，再度出山，担任队长，直打到35岁。但是，从整个队的水平来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批排坛老将们知道，靠自己去摘取世界排坛的桂冠已经不可能了，希望寄托在下一茬运动员的身上。

袁伟民正是怀着这样的意愿，从运动员跨入教练员行列的。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使命，使他重新获得机会，去实现他当运动员时的冠军之梦。

……

列车顶风冒雪向着目的地不停地奔驰。千里铁路线上，一座座城镇从窗外闪了过去，漳州越来越近了。想到漳州，想到一大批热衷于排球事业的人，想到正在复苏的排坛，一片希望的曙光又出现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在那个水仙花盛开的地方

南国的春天是迷人的。明媚的春光伴随着绿色的生命，打扮着美丽的闽南名城——漳州。

一辆吉普车沿着平坦的柏油马路疾驰，远道而来的袁伟民，正风尘仆仆地赶往排球短期集训基地。

又看到漳州水仙了。多亲切的水仙花啊，这里简直是水仙的王国，家家户户临街的窗台上摆满了水仙，连扑面而来的和风里，都弥漫着水仙花特有的清香……

漳州水仙，远近闻名。从四面八方到这儿来集训的运动员，没有不爱水仙的。袁伟民也深深为这幽雅高洁的水仙吸引了。他欣赏水仙那顽强的生命力，只需一盆清水，就能鲜芳艳伦。他们多么希望一度百花凋零的我国排坛，也像水仙那样，在复苏中绽开玉蕊满堂春。

在我国排球界，的确有那么一大批人，他们愿意化作一丛水仙，用自己的生命去打扮祖国排坛的春天。漳州排球集训基地，就是在风雨中建设起来的一块花圃。

那是1972年的春天，周总理发出了“要把体育运动重新搞上去”的号召之后，沉寂多年的排球界又开始动起来了。

年届六旬的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张之槐，兴奋得夜不能寐。这位当年的北京体育专科学校的高才生，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笔从戎。自1939年起，在贺龙同志麾下，征战疆场。贺龙同志在战争环境中创建一二○师“战斗”篮球队，张之槐曾荣任这支著名球队的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跟随贺老总一起到国家体委工作，领导球类司的工作。1954年中国排球协会成立，他就担任主席，为排球打翻身仗，殚精竭虑，“文化大革命”中为排球吃尽苦头，现在重新抓排球，格外来劲。

一批老排球工作者被他召回来了，当年曾经有力地领导打排球翻身仗的指挥部，又像一部重新启动的机器一样，开始运转起来。新的排球多年发展规划，使人们的面前又展现了一片发展排球事业的光明前景。他们决定开辟漳州排球短期集训基地，是从当时排球队伍水平下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实际出发，通过多强集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从而在全国培养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强队来。这是促进我国排球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决策之一。

12月的漳州，气候宜人，郊区农田里还不时响着蛙声。

排球训练基地，借用了原财贸干校的旧址，坐落在绿色的原野里。

当第一批集训队伍踏着田间小路来到这里的时候，眼前的景物使他们惊讶了：这里没有宽敞明亮的训练馆，仅有的是一座大草棚，还是当地为支持排球集训新搭起来的。更出乎意料的是：草棚里仅有两块场地，大部分时间要在室外训练。室外的六块场地，是不久前刚用竹片在荒芜的土地上拍打出来的，颇为粗糙。

草创时期，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住的是板房，用的是井水，点的是蜡烛。整个基地只有伙房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还是附近驻军送过来的“风格水”。训练之后，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这对运动员来说是每天必需的，但在这里却是奢望，只能每周洗两三次，因为基地没有澡堂，是毗邻的龙溪机械厂的工人们发扬风格，宁可自己少洗几次，让出浴室给运动员们洗。其余时间就只能打点儿井水擦擦身。人多水少，打到晚上，井水又浅又浑，提上来的尽是黄汤，沉淀之后才能用。

国家级的集训基地，条件如此简陋，这是年轻的运动员们事先没有想到的，也是我国排球史上少有的。但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出现给人以希望，它孕育着蓬勃的生机，就像漳州家家户户那些送腊迎春的水仙花一样，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是我们自己的基地！”它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有志于排球事业的人们。

国家体委排球处处长钱家祥，是最早到来的耕耘者之一。他身披旧棉袄，脚蹬解放鞋，迈着急促的步子，一身标准的“五·七”战士打扮，从山西屯留干校直接赶来。老钱是个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他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担任过这所大学的排球队队长，是新中国最早毕业的大学生，学业优异，熟谙英语，在人生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许多通途向他敞开，可是他偏偏酷爱排球。27岁那年，他成为我国第一批男排国手之一；挂甲后，出任中国男排教练。他的前半生一直在和排球打交道，排球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想到过要和排球分开，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飙骤起，硬是刮断了他和排球的联系。他痛苦地徘徊在干校的田埂上，为国运忧，为体运忧，“庄稼，可以一年一熟，培养一个优秀的排球运动员，最少也得七年的时间！如今倒好，体委都给砸烂了，往后怎么办？”没有排球的日子，憋得钱家祥心里别提有多不痛快了。现在，他从干校来到漳州，终于又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了，心情特别兴奋。

巾帼不让须眉。原国家女排教练阙永伍也来了。当年她一门心思投入到打好排球翻身仗的奋斗中去，无暇他顾，每次爱神丘比特的箭向她射来的时候，都被她用排球的盾牌挡开了。直到她36岁才建立了家庭。她为排球做出了牺牲，却未能全部实现打好翻身仗的愿望。现在，静止的排球又动起来了，她安排好家里的事，到漳州来了！

江苏女排教练张然也来了。他谈吐斯文，头发稀疏，长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宽阔前额，很有几分学者派头，是公认的秀才，排坛的“笔杆子”，写过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和普及排球的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排球“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他没有为自己不愉快的际遇而烦恼，却为排坛的凋零而担心。漳州集训的消息传来，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排坛复苏的信号，于是带上他的队伍，日夜兼程赶来了。

……

第一年冬季的短期集训，来了12支队伍，是部分省、市的青年队。从第一天起，大家摆开阵势，看着练，比着练，赛着练，谁也不甘落后。两个星期练下来，衣服磨破了，球鞋开口了，粗糙的沙子地擦烂了姑娘们的皮肉，睡在床上，伤口与床单粘在一起，疼得有些姑娘哭起来。请来给运动员治疗的医生们，小心翼翼地洗下嵌在皮肉里的沙子，掉在洁白的搪瓷器皿里，叮当有声……看到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吃这样的苦，他们心疼地向教练们提出了“抗议”：我们刚为她们洗净了沙子，搽上了药，你们又要她们去滚翻，这怎么会好呢？

医生的话是有道理的。看着有些姑娘走路一瘸一拐的，教练也不忍心，她们长得高大健壮，可毕竟还是些孩子呀！训练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在教练员会议上，大家狠狠心，还是统一了认识——照样练！现在刚刚上路，不练就完了。

一个响亮的口号，在艰难的奋斗中提出来了：“打败日本队，打败南朝鲜队，为国争光。”这个口号是一种兴奋剂，它鼓舞着人们的斗志，砥砺着人们的精神，一想到我们的目标是要打败这两支强队，谁都不敢懈怠。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发生过多少令人难忘的事情！黑龙江女排半夜补课，就是无数动人的故事之一。

“三八”节这天下午，黑龙江队自己决定放了半天假。还没到傍晚，这件事就传到了钱家祥的耳朵里。他找到了她们的领队，劈头就问：“谁让你们放假了？”

领队辩解道：“今天是‘三八’节。”

“那规定你们必须完成的计划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放假？”

领队是位耿直、爽快的人，在钱家祥咄咄逼人的诘问下，脸上冒汗了。他说：“我补上。”

“你补不上了！未来的世界冠军取决于每天的训练量。你脱了一档，怎么补上？”

钱家祥发人深省的话，似重槌敲鼓，这位领队听后着急起来，一再申明：“我补上。”

钱家祥让他回答：“时间过去了，怎么能再回来？”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办法：“我们从明天早上三点钟开始，补到七点，四个小时，这行不行？”

钱家祥心里笑了起来，脸上还是挺严肃地说：“那好，明天一早三点前来叫我。”

第二天凌晨两点三刻，黑龙江女排的领队按时来叫醒了钱家祥。寥落的星辰，在夜空中眨着眼睛。一群睡眼惺忪的姑娘，拿着火把，穿过田埂，来到草棚训练馆。

周围的一切都在安睡，唯有草虫的鸣叫伴着姑娘们“砰、砰”的击球声。东方发白了，其他队的姑娘们起床晨练了，她们早已汗湿衣衫，却越练越有劲，还想再打一阵儿再走。这次补课，每个人的态度都非常认真，练得出乎意料地好。少睡了三个小时，出了一身大汗，领悟了一个道理：要把自己的一切自觉地服从于一个目标——在亚洲和世界排坛争一席之地。

我们的许多排球教练，是令人敬佩的。为了打好排球翻身仗，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被人称为“要球不要命”的四川女排教练王德芬，就是带着硝酸甘油上球场的。一次，一位老朋友听说王德芬心脏病犯了，找到医院，不在。又去球场找，刚走到门外，就听到她在大声地吆喝着训练队员。两人相见，这位老朋友心痛地说：“你不要命了？”王德芬豪爽地笑起来，打趣地对老朋友说：“死在球场上比死在病床上痛快！”

这位在贺老总亲自组织的西南排球联队当过队长的“老兵”，至今保留着战士耿直、爽朗的性格。她有一颗慈母心，一张婆婆嘴，心地好，嗓门高，多年来，她手不停，口不停，带出了一批批女排好手，又把最优秀的学生慷慨地输送给国家队。

山东女排教练马占元，也是排球场上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出生于“排球之乡”——广东台山，父亲侨居加拿大。他在1954年担任国家男排队队长，1958年贺龙同志提出，要把山东女排作为全国第二个重点队加以培养，他受贺老总的委派，由北京队去山东女排执教。“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排坛赤子，仅仅因为有海外关系，备受冲击，吃了不少苦。等到他重新走上排球教练的岗位，已50岁出头了。远在异邦的老父亲思子心切，一再动员他申请赴加拿大。他却对组织上表示：“我是共产党员，贺老总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去。”

父亲在儿子赤诚的爱国心、强烈的事业心面前退让了，但一定要小孙孙去。他答应了。他送儿子到飞机场。儿子只有9岁，脖子上挂着一块“马占元之子”的牌子，孤身一人登上了国际航班，开始了陌生的、遥远的旅程。

他在国内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老少三代五个人，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但是，他宁愿吃这个苦，因为他心中有理想，事业上有追求。

好不容易度过十年内乱，重新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但不久，又一件不幸的事情降临了。他得了鼻窦癌，被送去上海照激光，照得半边脸是黑的，半边脸是白的；半边出汗，半边不出汗。这些，他全然不顾，治病期间仍然埋头写排球教案。

病稍好一点儿，脸还花着，他就赶回山东，又出现在球场上。山东省体委的领导对他非常关心，一再劝他不要再当教练了，决定提升他担任领导工作。他预感到自己生命有限，深情地说：“请允许我继续兼任女排教练，去完成未竟的事业。”

球场上，经常看到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教练，光着膀子，赤着脚，又打又练。他多像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迸发着最后的光和热。队员们感动了，小病小伤没有一个下球场的；排球界的同志们感动了，排球打翻身仗多么需要这种精神！

1979年夏，在他的生命垂危之际，国家体委排球处派王子淑同志去看他，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排球的形势很好，为此而无限欣慰，相反，对自己的病，却只字不提。

教练员的这种可贵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紧迫感，是一种共同的财富，互相感染着，互相激励着。尤其是每当水仙花开的季节，大家云集漳州，一练、一比、一打，比出了差距，打出了高低，没有不急的，没有不拼命的。

漳州短期集训是一次大检阅、大练兵，它为发展各种技术、战术风格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各队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供了有利的课堂。集训锻炼了队伍，锻炼了一大批队员，锻炼了教练，中国女排正是在这样雄厚的基础上诞生的。

选最好的丝线绣最美的彩锦

路，还是要穿过田野；地点，还是在那个偏僻的财贸干校。可是，这次出现在袁伟民眼前的漳州排球集训基地，却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想不到小别数载，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是事在人为啊！”袁伟民有些惊讶了。

一幢白楼，掩映在扶疏的绿叶间，远远就看见了。这是运动员大楼，有四层。推开大玻璃门，有一百多个房间随时都准备迎接来自四面八方参加短期集训的体育健儿。

透过明净的窗户，可以望见满目绿荫，处处花草。院子当中是一个大花坛，分上、中、下三层，最高处栽植着一株风韵别致的塔松，在微风中抖动着翠绿的松针……

四年前建造的那个简陋却又令人难忘的大草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建的室内练习场馆。宽敞，明亮，铺着打蜡的地板，练滚翻再也不必担心沙子嵌进肉里去了。

这次漳州之行，袁伟民负有特殊使命：选拔队员，组成中国女排，迎接第二届“世界杯”赛之前的亚洲预选赛。他整天坐在球场边，一言不发，专注地观察着每个队员的动作、表情和言谈。他的脑海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通过全面的分析比较，对眼前这些队员的素质、性格和球艺做出判断和选择。

有时他的思绪飞出了球场，飞得很远很远……

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这个以苏绣闻名于世的地方，历来有“家家种桑，户户刺绣”的习惯。他回忆起小时候看人家绣花的情景。

那些巧手绣女端坐在花绷子前面，把丝线劈得细细的，穿上银针，整天不辞劳苦地绣呀绣呀，本来一无所有的绸缎上，慢慢地长出了绿叶，开出了红花，最后竟变成了一幅美丽无比的彩锦。

现在，袁伟民忽然浮想联翩，虽然自己不是一名绣女，可那绷紧的排球网雪白雪白的，多像一架硕大的花绷子呀！

袁伟民要挑选最好的丝线，来绣最美的彩锦。

他心中揣摩的，不是红花绿叶、丹凤朝阳、梅竹映辉，而是世界排坛的风云，中国女排的未来。

他想起了蜚声世界排坛的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

大松的追求和成功是发人深思的。20世纪60年代初，“东洋魔女”能够横扫天下无敌手，从技术上看，她们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是滚翻救球和勾手飘球。这是大松精辟地分析、把握了当时世界排坛的竞技特点之后创造的。那时，进攻走在防守前面，发球和接发球长期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滚翻救球的出现，为以防守制人提供了可能性；勾手飘球的运用，打破了已有的平衡，使一传必须改用垫接球与之相适应。她们走出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终于在1962年一举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

当年的大松，从他训练日本女排第一天起就公开宣称：“要拿世界冠军！”果然壮志已酬。

袁伟民是含蓄的，却也同样雄心勃勃。

他经常体味国际排球界一位著名教练说过的一句话：“扩大国际视野，掌握世界排球发展动向和潮流，是称雄世界的一个重要条件。”要走向世界，就要了解世界，扩大国际视野，从新的高度和广度来看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排球规则有了新的修改，拦网队员可以将手伸过球网去阻拦；拦网者触球后可连续做第二次击球，还可以打三下再过网。这些改变，加剧了排球比赛中的扣、拦争夺与对抗，掌握网上制空权往往成为胜负的关键。这在客观上促使排球进一步向大型化发展。

一支支排球新军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崛起，冲击着日、苏女排称雄世界的局面，也使中国女排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袁伟民正是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下思考问题的。他敏锐地看到，现代的排球，已经成为高度、力量、速度和技巧相配合的排球，这个趋势决定了单一的速度加技巧的亚洲型打法，或力量加高度的欧洲型打法，都已不能称雄排坛。这就需要我们博采众家之长，创建一支中国式的，既有高度又有灵活性的，能攻能守、能高能快的全面型球队。

这就是袁伟民的组队思想。

这一思想，得到了体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国内排球行家和参加漳州集训的教练员们的支持和赞同。

袁伟民选择的目光，首先投向了那些身材高、素质好、技术全面的队员身上。

几天观察下来，他心里大体有了个谱：主、副攻条件好的不少，有选择余地；唯独缺少比较理想的二传手。而他当时设想的组队方案恰恰是“选定二传手，由此再及其他”。

曾经是著名二传手的袁伟民深知，选准二传手对于一支队，尤其是以打战术球为特色的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根“丝线”直接关系到未来要描绘的那幅图画的基调，关系到全队技、战术的制定，以及今后能提高到什么水平。

选谁好呢？

袁伟民思忖良久，反复比较。

江苏队素以培养二传手出名。被袁伟民和选拔委员会的行家们慧眼识中的，就包括江苏女排二传手孙晋芳。

小孙21岁，身高1米75，打球反应敏捷，头脑聪颖，神态从容，尤其是二传的手感和节奏感很好。乍看她打比赛，还使人感到颇有点儿大将风度呢：胸脯挺着，两手叉腰，异常活跃，和老队员一起打球，简直看不出她是一名新手。

看到孙晋芳身上泼辣多于窈窕，谁能相信她竟是一位姑苏少女呢！

她出生于苏州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读的是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她从小好学上进，生活俭朴，待人热情。在一次全校田径运动会上，她参加两个项目的比赛，跳高成绩突出，为全班荣获团体总分第一立下汗马功劳。15岁，进苏州市业余体校，16岁那年，被选进了江苏省女排二队。特有的模仿能力和好学不懈的精神，使她学一样像一样，仅仅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就被一队借去打比赛了。江苏队的教练，从卜庆霞到张然，都在她身上寄托着培养一名优秀二传手的希望。

可是，在小孙的性格中，也有不适宜当二传手的一面：自尊心强、脾气倔。在排球比赛中，承担着组织进攻重任的二传手，需要有绝对的任劳任怨、甘当配角的精神。一位排球行家说过：二传手的脾气，最好温驯得像一头绵羊，因为她在场上每时每刻都要去主动配合别人，为他人铺路。比赛中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当二传手竭尽全力组织起一个好球，队友扣杀成功，掌声会立即飞向那“一锤子定音”的攻击手；而当配合失误，进攻未能得势时，责备和埋怨往往又会首先冲着二传。

小孙可是个不甘愿处处顺着别人当“小媳妇”的姑娘，她受不得“气”。甚至还会在扣球手进攻不下去时，急得向别人瞪上一眼。

倔强，对二传手来说，既是缺点，又是优点。小孙刚刚开始打比赛时，因为经验不足，教练只得在场外打手势，告诉她在什么情况下组织什么战术。即便这样，有时比赛下来，她也会十分认真地指出教练某次指挥不符合当时场上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培养二传手著称的张然教练，还不曾遇到过像小孙这样大胆又肯动脑筋的姑娘。

训练场上，小孙的那股倔劲又和不服输、不怕苦的精神糅合在一起，让人看了打心底里喜欢。运动量再大，她从来不打折扣、不偷懒。初进省队的那些日子里，为了尽快提高传球的准确性，她把宿舍大楼当成“第二球场”，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另一位担当二传的姑娘张洁云一起，在走廊里练传球。

比起宽敞的体育馆，走廊显得那么狭窄，传不几下，球不是弹到墙壁上，就是碰到了天花板。但是，她们毫不气馁，不停地托呀托，渐渐地这个狭窄的天地变得宽阔高大起来，接连传几百下都不成问题了。后来，她们给自己规定，不接连传到五百下不休息。这样，前后坚持了两年。

有时候，她们还用一根绳子把腰和踝关节系住，保持半蹲的姿势传球，用这个“绝”办法克服了重心太高的毛病，使动作更规范。这些努力，帮助小孙打下了扎实的传球基本功。

袁伟民观察到，在孙晋芳身上适合不适合当二传手的诸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他觉得只要精心雕琢，璞玉一定能够成为良器。未来的中国女排需要这样的二传。

继孙晋芳之后被选中的另外三名二传手是：

江苏队的张洁云，20岁，身高1米74；

八一队的陈招娣，21岁，身高1米75；

山东队的王加琴，21岁，身高1米79.5。

袁伟民感到满意的是，这四名二传手平均高度达1米75.8，可谓中国女排历史上最高的二传手，这在当时世界排坛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11名主、副攻手的名单，也从参加短期集训的上百名进攻手中选拔出来了，她们是：

八一队的曹慧英、杨希、沈散英；

陕西队的曹淑芳、王爱香；

北京队的李文秀；

辽宁队的齐丽霞；

山东队的韩晓华；

浙江队的施美莲；

安徽队的杨素娟；

四川队的张蓉芳。

她们中有七人身高在1米78以上。条件最突出的要算八一队的三名炮手，而曹慧英尤为出众，是袁伟民和其他排球行家公认的“理想队员”。

小曹是来自河北唐山地区滦南县的农村姑娘，22岁，身高1米80，素质好，技术高，作风硬。

她长得秀气、文静，性格倔强，小时候很不安分，整天无忧无虑，蹦蹦跳跳，在打谷场上练劈叉，在院墙边“竖蜻蜓”，妈妈经常又嗔又爱地说她：“瞧你走没个走相，站没个站相。”北方农村，不少地方一向有习武的传统，她11岁时就跟村中一位老者学拳。加上又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能歌善舞，一下子就被公社文艺宣传队选中了，不久又被选进县剧团，先唱评剧，又唱京剧，学了一年，就登台演主角，在当地饶有名声。

这段经历，使她受益匪浅。武功、舞蹈，培养了她特别好的柔韧性，打起排球来手快脚快，动作非常协调。作为三号位的副攻手，反应灵敏，拿手绝招“短平快”，既有力量又有速度，在当时的全国快攻手中首屈一指。

对于进攻手身材高度的要求，比起二传手来是更加“苛刻”的。身高只有1米74的主攻手张蓉芳，比已经中选的二传手还矮，在“高妹”如林的炮手中，更算不得是“大个儿”，她怎么也被袁伟民选上了呢？

被大家亲昵地称为“毛毛”的成都姑娘张蓉芳，是一颗“自己蹦出来的珍珠”。

11年前，她14岁时，就自己找上门去，要求进成都市排球队，在接受正规训练的最初日子，给启蒙教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她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教练担心她会练坏身体，总是让她比别人少做一点儿。可是她好胜心强，肯下功夫，善动脑筋，不仅没有少做，而且比别人完成得好，完成得快，有时还自己加点班，结果三个月就学会了传球、垫球、发球、扣球等基本技术，六个月就上场打比赛，不到一年便成为省青年队主力队员。

有一次，她们去乐山县参加一个基层排球比赛，那里正流行“红眼病”，不巧张蓉芳染上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又疼又淌眼泪。教练让她休息，可她一定要上场。比赛场上，她极力睁大眼睛，像往常一样，只要不成“死球”，就没命地摔滚扑救。

她的这股顽强劲，引起了当时正在观战的四川省女排教练王德芬的注目。她找到青年队教练说：“把张蓉芳给我们吧！四川女排的老传统、好作风就要靠这样的队员来继承和发扬。”

张蓉芳明白，要走自己的路，就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为了练就一手进攻绝招，她自觉加大训练的强度和密度，一次训练连续扣球二三百次，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对付严密拦网的进攻技巧；为了练出过硬的防守本领，她玩命地滚翻，常常练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历经艰苦磨难后，她终于成为了一名能攻善防的优秀队员。

袁伟民看中的，正是张蓉芳全面的技术、顽强的意志。

各种颜色的丝线搭配起来，才能绣出美丽的彩锦。袁伟民未来要绣的彩锦中，张蓉芳这根“丝线”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