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句秀、骨秀与神秀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评析】

王国维此条分析温庭筠、韦庄、李煜三家词，指出三家之美学特质为“句秀”“骨秀”“神秀”。“文如其人”，三家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特质，是其人生的阅历与体悟、超越的结果。作为花间鼻祖，温庭筠是唐初宰相温彦博后裔，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温庭筠少年才俊，然多次考进士均落榜，故其后来行为更为放浪，恃才傲物，多犯忌讳，一生未得志。然其未经历国破家亡的大痛苦，故其才多情少，且不够深情，故其为词，浓艳精致，主要表现在字句之间，故为“句秀”；韦庄则少有大志，广明元年（880）四十五岁，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军攻入长安，遂陷于战乱，与弟妹失散。中和二年（882）始离长安赴洛阳。中和三年（883）春，四十八岁仿乐府作《秦妇吟》，为百姓痛哭，为千古名作。乾宁元年（894）五十九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后去蜀地为官。天祐四年（907），韦庄力劝王建称帝，后王建任命他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后终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韦庄由于阅历丰富，又加上鼎革之变，他的词表现出一种深度，故王国维称之为“骨秀”。李煜则“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公元976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一旦归为臣虏，沉腰侧鬓消磨”。经历了国破家亡，其感慨深刻，直为以血为词，“李煜的艺术笔锋最善于深入到人的心灵最深处，而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那种抽象的、可感而不可说的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汤大民《王国维“境界”说试探》，《南师学报》1962年第3期）故王国维评为“神秀”。正如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解析曰：“温庭筠词有‘句秀’，自当指其词句之华美如‘画屏金鹧鸪’之‘精艳绝人’。端己词之所谓‘骨秀’，则当是指其本质上的内容情意真挚之美而言，至于词藻则端己词但以本色自然为美，绝不同于飞卿词之藻绘修饰，故称之为‘情深语秀’而以‘弦上黄莺语’拟之。不过端己之以情意真挚之本质取胜者，虽曰‘骨秀’，然而其情意却又不免过于质实。至于李后主词则其眼界之大、感慨之深，以及气象之广远，有时竟然可以不为其所写之现实情意所拘限，而有着以精神之生动飞扬涵盖一切之意，故曰‘神秀’也。所以按照《人间词话》的例证来看，则所谓‘句秀’当是指词句藻饰之类，所谓‘骨秀’是指情意本质之美，而所谓‘神秀’则当是指精神之生动飞扬足以超越现实而涵盖一切的一种美。”温词特质在词句华美，韦词特质在情意真挚，李词特质在精神飞动，深刻地把握了王国维所论之要害。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温词句秀，认为其词句华美，情、义不深，不如韦庄词有刻骨铭心之深情，而李煜则巧夺天工，多神来之笔，罕有人及。”亦颇为深刻。

1. 韦端己：韦庄。
2. 李重光：即李煜（937—978），字重光，五代南唐后主，世称李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