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烦恼

那帮中学五年级的丫头跟我倾诉时，我真是厌烦得要死。

“你真是太理解我们了，小姐。”她们会用一种糖蜜般甜腻腻的语调对我说话，而那总是能让我的心肠软下来。当然了，我确实能理解这些十五六岁的姑娘。我比她们的父母更和善友好，更宽容开明，也比其他老师更年轻，对她们的事情更为关心，所以也难怪她们跟我亲近。不管是什么事，我总有大把真心诚意的好建议。

“这个呀，苏茜，如果他昨晚没跟你跳舞，那大概是因为他有什么别的心事，或许是担心考试吧。不是这样吗？他跟别的女生跳了？我知道了——哎呀，这可能是由于他没勇气邀请你啦。你懂的，男生也会害羞的。他不害羞？还有点爱卖弄？我明白了。这个嘛，那也许是紧张心理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他也是个青少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内心的紧张。你为什么不假装自己根本就不在乎，只管跟其他人开开心心地跳舞？如果他看到你高高兴兴的，情绪很放松的样子，那他或许能鼓起勇气来的。”几周之后，“我很高兴那能行得通。不，不用谢我的——那只是你自己的常识起了作用……”又过了几周，“别这样啦，我估摸着，男孩子也会改变主意的，就跟女生变心一样。不，苏茜，我可不认为你的心真的碎了。现在去当修女？我想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主意。我知道，这样会让他明白你的心，但想想看，当那么多年的修女是什么滋味？要在大冷天一早爬起来念经，还必须穿那么滑稽可笑的衣服。还是读书吧，去上大学要明智得多——让他有多远走多远吧，别再想这件事了。”

在办公室里也是一样的情形。从来不会有我自己的烦恼，我面对的总是其他人的问题。“我懂，我明白，奥布莱恩小姐，这确实很难，当然是挺难的，但你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跑到皮亚扎家里去，对他太太说出一切，那皮亚扎恐怕只会更加心烦，而不是觉得解脱了。哦，我确实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要完全诚实，但皮亚扎先生可能会有别的想法，认为那一夜有更多的意义……呃，也就是说没那么随意……而是什么美妙的、但只发生一次的事情，是一种美好的记忆。如果你跑去告诉他老婆，皮亚扎曾说过他暗恋了你好多年，那么一场美好的回忆就难免会变成一个大麻烦了。别这样，请不要哭，奥布莱恩小姐。我敢肯定，他爱过你，现在也还爱着你，但世上有程度不同的各种爱，对一个意大利音乐才子来说就更是如此。我觉得，他对你的爱更多是这一种类型：‘你带姑娘们去打曲棍球，他爱慕欣赏你的风姿’，就是这一种，而更少是那一种——‘丢下老婆和七个孩子不管，只管租个小房子跟你腻歪’。”

我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烦恼呢？在校外，跟朋友们在一起时也不会有。首先，他们自己就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处理。比方说丽莎，她那副苍白、憔悴、紧张的模样都持续几百年了。我们都知道，她一直有个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在酝酿，但其他所有的人只是将来会听闻这个惊天大秘密，而我却是唯一一个不得不听丽莎唠叨行动方案的闺蜜：她说银行的那个家伙发现了一个极为简单又安全、连白痴都能搞定的方法，可以轻松地把别人账户里的钱转到丽莎的卡上，所以他们能弄到一笔钱然后溜之大吉，跑到希腊某个小岛上去，住进海边的一栋白房子，晚上只管烤烤肉、喝喝酒，在星光下的沙滩上做爱——剩下的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对于这个人生规划，我只能发表如此意见：“好吧，听上去当然够美的，很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我们当然都有权利追求幸福。我也知道，这世界上有着极为可怕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要应对这一现实，就只能去抓住你所能捞到的东西，这固然是生存方式的一种。但你也清楚，有很多人东窗事发，被逮住，只好去吃牢饭了。当然，他人很聪明，能力突出，而且对你爱得轰轰烈烈，对美妙前景迫不及待，但他实际上是要从谁那里拿钱呢？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被暗抢了？哦，丽莎，别哭啦。我并没说他是个抢劫犯，我说的只是，这事听来不错，但也不是没有陷阱的。”

再比如我那棒得了不得的搭档多纳尔，他是那么的英俊迷人，所以每周都会遇上麻烦。虽然他想要努力地摆脱这种局面，但是摆脱了这个麻烦之后又会陷入一个更深的麻烦之中。“多纳尔，我当然同意你的看法，才过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她竟然想要跟你订下终身，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可话说回来，是你让她退掉她自己租住的公寓搬到你这儿来的呀，她总得给她妈妈一个交代吧，你懂的，就是说点儿什么吧，那种充满希望的话。我明白，你应该绝对坦诚，难道不该这样吗？还记得以前，你也是非常坦诚的，说了实话之后你也总是很快乐。我知道，我知道的。但女人对有些事情确实会感到不安。不，我没有不安，我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同，但话说回来，我可是你的朋友，我不是你的那些姑娘之一，可是你还是听我说吧。告诉她你有肺痨是没意义的，跟她说谎对她也不公平啊。无论如何，她会接受这一点的，然后甚至还会起誓说，在她有生之年都要照料你、伺候你。你必须跟她讲，这整件事就是一个错误，你对此感到很抱歉。然后，你还得帮她找另一个租住的地方，让她安顿下来。不，恶心反胃地说什么肝疼或者肾有毛病之类的也没用，我认为她不会就此望而却步，狠心甩掉你——记得那个什么女演员吗？你对人家说了你有痛风症的那个。工作之余，她不是仍旧给你发来慰问短信骂你‘人渣’吗？所以别泄气，好好干，只要一个周末就能搞定了，然后你们俩，你和她，就可以在未来的人生中两两相忘，各无牵挂。”

这些年看似都是这样过来的，我陪着别人做验孕测试或检查，帮着安排人流手术，替人圆谎、编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邀请某些人参加某些派对，为的是让另一些人有机会扑过去展开攻势。有几个世纪了吧，我不断被请去做挡箭牌，缠住或支走某个女孩，只因为她对另外某个姑娘的男人表现出了过多的兴趣。似乎我这一辈子都已经耗得差不多了，一直在为别人提供建议，就像报纸上免费的“答读者问”专栏，对人们人生半途中的苦恼和迷惘给出煞有介事的回复。

因此，一个周四的下午四点钟，学校放学之后，我决定要给自己弄出个天大的麻烦。我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扔进一个极为糟糕、难以破解的困局，因为那样一来，我所有的朋友中至少有半数的人将不得不聚首商议、各抒己见，把我悄悄带到一旁，和我迫切而严肃地探讨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将不得不把我从自我执念的死胡同中拉出来，帮我战胜坎坷、渡过难关。另外某个人将会为我的事寝食不宁，度过一两个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在这整个过程中，我要贯穿始终，表现得胡搅蛮缠，一刻不停地向他们征询建议，但之后却根本不听他们的，更别说是采纳那些意见了。

我胳膊下夹着学生的作业本从学校出来，沿着那条枝叶繁茂的林荫路往前走，一时却很难想出有什么不可救药的绝望困境好让自己陷进去。其他人，所有的那些家伙，是在哪里找到麻烦的呢？麻烦往往出自开怀畅饮，是醉醺醺的欢聚带来的后果，于是我设想我也可以那样开始。但现在就去喝个晕晕乎乎，时间不免太早了一点，所以我就先回了家，然后在纸上写写画画，打算制定出我的“沦陷”路径——这就跟我安排一学年的历史授课计划所做的一模一样。首先，我列出了一个清单，里面是可供我当晚耍耍酒疯的场地。既然城中的酒馆多如牛毛，那选择起来就挺头疼的。我选定了四家店，都是我认为可能会有演员或作家，要么就是艺术家或公众人物出现的酒吧，而一生的听闻经验已经教会了我把这一类人视为麻烦的天然来源。

然后，我又列出另一个清单，是关于怎么穿衣打扮的。我不能再穿灰裙子、灰色套头毛衣和白衬衣了。去学校上班，或是在温和的夜晚外出，这样穿总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也早就习惯如此。这回最好是另一种风格，能惹麻烦的那种，于是我就穿上了一件过于紧身的小衬衣，一条极少布料的迷你短裙，戴的首饰都是亮闪闪的，十分艳俗，喷的香水隔着半个街区都能闻到。至于化妆嘛，我手边所有的化妆品都被我堆到了脸上。老实说，我觉得自己这副样子看起来真的挺傻的，但正是这种模样，或许能吸引某个已婚的同性恋，而这个家伙说不定刚刚抢过银行，那就会让我陷入一种糟糕的境遇。那种情形下，我可能会被胁迫去跟他联手作案，然后就被警察抓住，远离黑道团伙的眼线，而那帮坏蛋铁了心要把我揪出来给灭了。

到了第一家酒吧，酒保问我：“外面下雨了？”这话真是令人费解，因此给了我很多理由去苦苦思索，这或许是一种暗号什么的吧，他真正的意思是指角落里的那个男人将会向我发出提议，一起贩卖白人妇女当奴隶，而这样的一番好意是我无从推拒的？但酒保实际上指的是，我的睫毛膏化成了六条细细的黑线，正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我的裙子看上去仿佛是突然淋了一场雨，缩水了，紧绷绷地箍在我的屁股上。我去洗了脸，镜子里的我就像是被揍了一样。但那样也挺不错的，因为最起码看起来挺刺激的，让人感到不适。不管怎么样，我可不想看上去一副令人舒坦的模样。可是，没有任何人走过来给我点上一支香烟，也没有谁上来跟我搭讪两句，除了有人规规矩矩地问我旁边的座位有没有人。于是我转移了阵地。

下一家酒吧看似要热闹许多。至少，这里有一场精彩的争论正陷入僵持——这两个咆哮的醉鬼吵来吵去的是《倾听者》中的诗句。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场合、一个绝好的机遇，可以让我卷入其中，而且人算不如天算，我恰好记得这首诗。我慢慢一点点地靠近他们。他们醉醺醺地各自批驳着对方的版本，而我则看似很偶然地介入了他们喋喋不休的争辩。只不过，他们唯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有机会开口。我每次抬手招呼点酒的时候，他们都说：“一杯汤力水金酒，给这位女士。”我根本就没法插进去哪怕是半句话。我只好自我安慰，把这理解成是一种很管用的方式，以最少的花费就能喝个尽兴，因为没人问我是谁、在那干什么。不过，凄惨又郁闷的是，同时也没有任何人看似对我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我主动提出来买一轮酒水，希望这样能让他们听我讲话或者至少赢得一点点注意。“哪有让女人付账的道理！”他们异口同声地嚷道。我将此视为某种意义上的额外奖励——最起码，他们意识到我是个女人了。

夜色渐浓，他们要买些啤酒带回家，打算在某套公寓房中继续他们的畅饮与闲聊，所以我最好还是参与其中，我这样想着。我也买了六瓶啤酒，把它们打包装在一个棕色的牛皮纸袋里。我满怀希望地尾随着他们到了公交车站。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正弯腰打算一起坐进去，他们却都直摇头。“不能让你跟我们走。”他们说道。

“我都买好啤酒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泪光闪闪地乞怜道。

“西蒙可不会喜欢这个的——朋友妻不可欺，这可是首要原则。”他们解释道。

“我根本不认识叫西蒙的人。”我申辩自己不是西蒙的妞——他们肯定是把我当成别的哪个女人了。

“是吗？如果你不是西蒙的女人，那我们怎么会跟你喝了一晚上的酒？”他们这一问让我实在无以作答。然后我和随身的一袋子啤酒就被丢在了人行道上。附近有一家迪斯科舞厅，于是我去了那里。那里的灯光炫目地频闪明灭，舞池里扭腰摆臀蹦迪的人的平均年龄至少比我小十岁，其中的很多人比我肯定要年轻十五岁。但我还是买票进场了，于是，我手里紧抓着那袋啤酒站在舞厅的墙边。这里时不时突然响起快乐和赞叹的尖叫声浪。看起来，整个中学五年级的丫头们都聚到这里来了。我不禁沮丧黯然地想到，难怪她们那脑袋疲弱得一塌糊涂，根本记不下历史课上的任何内容。但看到我，她们全都显出狂喜的样子，连最轻微的惊讶之情都没有。

“我给你们带来了啤酒。”我善解人意地说道。

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迪厅的价格就跟抢劫似的，她们喝酒的钱都已花光了。女孩子的男友们对我简直是一见倾心——多么棒的老师，多么好的女人！他们吹起口哨，表达对我的赞赏与感谢。没有人邀请我跳舞。这只是一帮孩子，谁会跟我这么老的人跳呢。老电影《茶与同情》中那种无望的熟妇与内敛男孩的关系，也许我曾模糊地想过，但此刻当然就烟消云散了。我赶紧告退，说还有事情要去办。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豪华大酒店里被一个参加行业会议的有头有脸的商人看上了，这样就遇上了逃也逃不掉的可怕麻烦。也许那是我可以尝试的最佳选择，尤其是考虑到现在这么晚的时间，进酒店没什么麻烦的，碰上开会的大商人也不太费事。唯一的麻烦是，这些人脸色煞白，脸上满是苦恼的皱纹，吃着镇静剂，谈论着出口、产品，还有经济衰退，目光忧虑地盯着写字夹板。今天已经如此糟糕，而明天只会更糟。我跟大商人之一搭讪，漫不经心地问他是否看过《推销员之死》这个戏。他粗暴无礼地看着我。

“没看过！”他刺耳地尖叫道，“老天，难道我们指定了要看这出戏？”

然后，这帮商人都散伙各自准备去睡了。他们在大堂服务台那边大呼小叫，要对方在早上六点三十分叫他们起床，给他们准备好不含一丁点的胆固醇的早餐，他们的鞋子一定要擦得亮晶晶的。他们表示，酒店这边必须认识到，如果忘了按时叫醒与会者，相关部门将会对此发起高级别的调查，到时相关人员就直接卷铺盖走人。这帮人中没一个是喜爱寻花问柳的外地人，因此，我想我最好还是打电话过去，试着找一点小乐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只要能把那些庸俗商人鬼魅般疲于奔命的面容，以及他们内心的溃疡隐痛驱逐出我的脑海。

我拨打多纳尔的电话。他说不定不在家，去派对鬼混了。但他没去鬼混。他正在发起最后阶段的攻势，而且似乎极有可能成功——他的目标是一位空姐。我的电话毁了这桩好事，空姐现在准备拿起她的外套了。电话给了她那么三五秒钟，而她正需要这点时间来让头脑清醒。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多纳尔可谈不上高兴。

我又拨打朱迪的电话。她常常整晚不睡，坐着，喝什么都不加的黑咖啡，跟那些无望的家伙——她所狂热爱恋的男人们——长谈，情绪比那咖啡更浓烈。在感情上，他们折磨消耗她，她也折磨消耗他们，有一种戏剧性的气氛和张力盘旋在她那地方，就像诡异精灵的气息一般。我打电话过去，她高兴得都快发疯了，她说她整晚都在找我。她那里的情形太惨烈了，令人抓狂。斯文在外面的厨房，一直把头埋在烤箱里——他鼓捣这个都已经几小时了。实在是太恐怖了。我记得斯文的吧，难道不是吗？他住到了那个群租集体中，是因为他的精神分析师认为他需要非常多的给予与索取的体验，但实际上，这个斯文一直在付出，而根本没索取过。朱迪要他过来跟她一起生活。斯文说，对所有人而言，他都是个令人失望的存在，对那分析师，对那个集体，对朱迪……他什么都看不到，除了那只燃气烤炉……这一切太凄惨了，朱迪说道……太折磨人了。

我假装电话信号断了，接连吼了几声“喂，喂！”然后挂了电话。

我打车回栗树街，出租车司机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垃圾。他以前在内心深处对这话总是半信半疑，但现在他明白了。女人就是垃圾，而他的老婆是垃圾上浮着的油脂。显然跟一个邻居已经狼狈为奸好几个月了，他刚刚才发现，并且跟她当面对质了，她却拼命为自己辩护，强词夺理。真是肮脏下流的玩意儿。她说自己太寂寞了，因为他上班的时间太长，又不规律。女士，你说说看，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他问我，希望我能安慰他，给他主持公道。

“是垃圾的下流本性。”我说道。于是我们都不吭声了。

我回到家，那里有一封朋友写来的信。信上说，她的老公举止古怪，她认为他可能是跟办公室的哪个同事有一腿。他近来常常眉头紧锁，脸色苍白，满腹心事，还吃大量的镇静剂。我很快在一张明信片上给她回复了两句，说她的猜疑都是无中生有，她老公只不过是陷入了商界的亡命角逐之中，就跟我这天夜里看到的那些大商人一样，他可没时间和别的女人厮混。然后，我把明信片撕了。我那些朋友里没一个会来劝慰我，我干吗总是要抚慰她们？

我喝了一杯什么饮品——有人说这玩意儿能让你身心舒坦，忘掉白天的烦忧，安然入眠——我希望这饮料也能把今晚灌进肚子的那么多金酒中和、分解掉，以防宿醉。明天一整天我都有课要上，假如还是昏昏沉沉，像有锤子在脑袋里面敲来敲去，却没有任何烦恼之事来解释这番头晕的话，那今晚所做的一切就太讽刺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现在已是凌晨两点，所以这一定是某个朋友，大概是发现自己怀孕或者没怀孕吧，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在电话那头抱怨说，又一场灾难性的爱情大戏正在她家的沙发上偃旗息鼓——原以为可以火花四溅的，这时却熄火了——或者是在燃气烤炉里死火了。我倦怠地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听上去醉得够可以的。

“喂？”我说道，决定听天由命。

“我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那头的声音说道，这有点画蛇添足，但似乎也表示了一种必要的姿态，就是在开始之前先把话说明。“我肯定是醉了，否则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有勇气打电话给你。我对你迷恋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我想，我爱你。实际上，我不是十分确定我爱你，但我确信我需要你。我一定要见到你，见到你真实的样子。我已经无法忍受我们之间的那些虚伪的闲谈，扯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孩子的成绩、课后作业，还有认真学习的必要性之类的废话。我要跟你谈谈你、你自己，还有我、我自己。我要跟你一起在乡间散步。我要跟你在美妙的地方一起共进晚餐，握着你的手，抱着你、照顾你。”

嗯，这个，他说的这一切听来都那么友好，那么悦耳，我诚心实意地告诉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识他吗？我对他有一丁点了解吗？

“不认识，你当然不认识我。当我不得不跟你闲扯家庭作业和学生奖学金以及该死的学习的必要性，你怎么可能认识我？而我也不可能认识你。只有等到我们能够从所有那些大楼和走廊，那些停车场，还有家长与任课老师的交流会上，都逃离出来，然后我才会认识你，你也才会认识我。”

这显然跟学校有牵连。我脑袋中不禁冒出一个异想天开的癫狂念头：也许这是班里的某个学生，会腹语术，或者是那种能假扮男人的怪才。

“你是谁？”我干脆利落地问道。

“哦，这个声音，我太喜欢了，真是爱死了，太酷了，这么冷静，与世上其他任何女人的声音都是如此不同。”他高兴地说道，“我是苏茜的父亲。毫无疑问，我爱慕你已经很久了，我会永远爱你。我叫西蒙·司各特，爱着你的西蒙·司各特，这就是我。”

司各特先生，苏茜的父亲？无关紧要的那类人。但话说回来，学生家长们不都是那样吗？这人个子好像挺高的，差不多人到中年了，中等胖瘦，谈的总是孩子的学业、家庭作业，还有学习的必要性。哦，老天，这是另一码事，跟我有何相关呢？但是，我脑中突然灵光一闪，他可以成为我的麻烦呀。我可以为这个人变得心神不宁，然后向朋友们倾诉说，这种处境是多么可怕。我为什么没能早点遇到他？他难道就不能为了我背弃他老婆？另外，巧合的是，他的名字竟然是西蒙。太令人惊愕了。酒吧里那两个醉鬼随口说出了这个近乎虚构的人，说我属于这人。也许，这就是那个西蒙。

“司各特先生，你是不是有不少的朋友，喝高了之后会一根筋地背诵《倾听者》当中的诗句？”我问道。

“我亲爱的，我的宝贝，你真是有通灵的魔力——我当然有这些朋友。他们都跑到我家来了，在隔壁房间里还拼命想那些诗句呢。我的爱，我的女神，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否则的话，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呢？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着你在想什么呢？”他的声音逐渐减弱变低了。一口气说出这样长的句子对他来说过于艰难了。

很好，看来前景很好，西蒙可以成为我头疼的问题。多纳尔和朱迪，奥布莱恩小姐和丽莎，所有这些烦人的家伙，将不得不来救我，把我从他身边拉开，让我认清形势、明白事理。不过，首先我要确保西蒙是合适的人选，能带来恰到好处的麻烦。

“那苏茜的妈妈怎么办？”我问道。假如对方是自由身，那我跟他搅和到一起也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司各特太太有没有出席过以前的家长沟通会？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但退一步讲，这个夜晚，几乎不管是任何人，我都想不起来。

“她从来都不能理解我，从一开始就不能，她没有灵魂。她现在不在家，明天才回来，她去看她的一个什么表姐了——那就是她想象力的极限，跑去看什么表亲堂亲！我并不恨她，我也会一直善待她，但你……我必须拥有你……我需要你。”

这听起来真的很有戏。

“那你只能偷偷出来约会？”我问道，“你是不是只能挤出一点时间，十几分钟或二十分钟，跑出来见我？在其他人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要假装彼此几乎不认识？我们的关系中是不是会充满迷惑、指责，每周都会发生两次误解？”

听起来，这些问题把他给吓住了。这些根本不是他所预期的。但他预期的到底是些什么，我当然也无法去想象。

“是的，一开始会有一点吧。”他语气紧张地说道，“但爱情会让我们找到出路的。我们能挤出一些宝贵的时间在一起，分享彼此真正的思想，而不是说些什么去看表亲堂亲之类的东西。孩子的成绩，大学啦，勤奋学习的必要性之类的，我们一个字也不会说。那将会是很美妙的感受。”他一股脑说完了，但不是很有说服力，连他自己也底气不足。

“好的，”我回道，“你算是同意这件事了。我现在该做什么呢？我要立刻打车去你那里吗？趁着她还不在家，我们好发挥这段时间的价值。还是说，你更愿意来我这里？明天午餐时，我们也可以挤出一点点珍贵的时间，在哪个啤酒馆中幽会一次？另外，你可以假装来学校有事，要谈谈苏茜的情况，我就假装是去跟你讨论问题，找个空教室溜进去，我们可以在那里躲开他人的目光，偷偷地搂搂抱抱，不也挺刺激、挺美好的？”现在，这些念头反倒勾起了我的欲念，想象那些场景都有了一丝快意。我不禁有点期盼这种冒险了。

司各特在电话那头说：“……呃，嗯，这个。”

“哦，司各特先生，不用犹豫了。”我鼓励地说道，“你说你爱我，也会永远爱我，你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认为你这个想法棒极了。既然我们要分享彼此真正的思想，而你又想拥抱我，疼爱和照顾我，那我们就不该浪费任何时间，要马上行动起来。我很高兴你能打电话来。我认为这一切将会精彩地逐步展开。你干脆给我你的地址吧，我打算这就过去。见到你那些醉醺醺的朋友，我会带一本诗集给他们，里面有《倾听者》这一首。然后他们会乐乐呵呵、心满意足地回家去。而在苏茜从迪厅回来之前，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了。你和我将会有一场终生难忘的爱情经历。”

司各特先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醉意似乎没那么浓了，也没那么激情洋溢了。脑海中有关乡间徜徉和美好环境中浪漫晚餐的场景大概也变得模糊起来。

“这个，”他说道，“实际上，我所做的就是打电话告诉你，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种种感觉中的一个方面是怎样的。就只是一个方面。不用说，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我对你非常尊重、赞赏和仰慕。我老婆，你……呃……你记得我太太吧……她只是眼下不在家，去看她的表姐了，但明天一早就会回来，或者甚至很有可能今天夜里就回。是的，很可能就是今天夜里。嗯，那个，我太太和我经常说，我们认为苏茜很幸运，能有您这样一位冷静沉稳的老师，而不是那种做事草率、不计后果的人，不是那种行为急躁仓促的人。我们需要您，是的，需要您来关心苏茜的教育，她的成绩、升学规划和……呃……所有的一切。”

“噢，司各特先生，很好，”我懊恼地说道，“非常好。那么我们就不发生什么地下情好了，如果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我不介意。这学期再往后一些，我还可以跟什么人有一段来往，或许就在圣诞前后吧，上演一点人生小插曲或小悲剧之类的，那可是挺理想的时间节点……别，请你不要再道歉了，我完全没问题。在苏茜到家之前，你还是先把那几个醉鬼打发走吧。记得告诉苏茜，不管是什么情况，她都不应该这么晚还在外面玩——还有那么多的考试需要她去应付。她实在要蹦迪，那就安排在周末，反正第二天不用上学。另外，按照我的看法，你最好把所有那些啤酒罐都收拾掉，把家中整理干净。司各特夫人从表姐那里回来时，肯定不愿意看到家里乱得像啤酒馆的杂物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司各特先生，根本不必客气，没事的。不，你一点儿也没打扰我。我还没睡觉呢。事实上，我才刚进家门没一会儿。我在街上乱转悠来着，打算和一个根本不适合的人扯上一段关系，但这个计划看来行不通。不过，明天我总可以再试一次的，只要没有太多的学生作业要批改，或者，只要我不是不愿去当一当悲剧女演员。”

他因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有些口齿不清。我基本上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我决定附和他。

“是的，当然了，司各特先生，我刚才是在开一个小玩笑罢了——还用说吗，就是玩笑而已。我幽默随和，脾气非常好。人所周知，我意志坚定，善于提出建议。确实是这么说的，我想，就是这样的用词……不信，你可以去问任何人。”

1. 《倾听者》，英国诗人沃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