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域外小说的翻译起步

世纪之交的中国，第一批觉醒过来的有识之士之所以将翻译或文学翻译作为首选，是因为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是因为破门而入的西方文化带给国人的震撼，是因为在强权的西方文化的比照下所看到的自身文化的孱弱。于是，打开门窗，放眼世界，向域外求索的欲望便逐渐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吁求，而满足国人这一吁求的当务之急就是翻译。从1862年成立同文馆，到1867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从1895年文廷式、康有为等创立强学会，到1896年张元济建立南洋公学译书院；从1896年罗振玉、徐树兰等创立农务公会，到1897年梁启超创办大同译书局。直至商务印书馆（1897）和中华书局（1912）两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的成立，中国的翻译事业由翻译机构的成立，到翻译人才的培养；由具体的翻译实践，到翻译图书的出版；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图书的翻译，到雨后春笋般的文学翻译，形成一股较成规模的声势，对国人“睁眼看世界”，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晚清时期国人对小说，尤其对域外小说的关注，与梁启超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息息相关。1898年，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结合对“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的理解，对小说的通俗性、在民间的普及性以及对国民影响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阐述：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

在此基础上，他将视角转向西方，认为欧洲各国在社会变革时，学人们都将自己的政治情怀和政治理想寄托在小说之中，并通过小说这个途径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传递给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和童孺，进而形成全国性浪潮，“收到启发民智、发扬爱国精神的社会效果”。为此，他借用英国人“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名言，大力提倡、大声疾呼翻译外国小说。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译印政治小说序》无异于一篇宣言书，正是在它的鼓动下，对域外小说的翻译开始呈兴盛之势，来自域外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主力军，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关于梁启超的翻译思想、翻译实践以及对域外小说翻译的贡献，笔者在《导论》已有论及，这里不再多言。

清末民初的文坛，“翻译多于创作”。据统计，期间“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汹涌的输入情形”的影响下，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阿英所编《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82年到1913年，共出版、发表域外小说609种。其中除掉1882、1884、1889和1899年的5种，以及尚无年代记载的26种外，其余的均出现在20世纪前10年。尽管这并非最精确的数字，却足以看出清末民初之际文学界和读者对域外小说的渴求以及翻译的兴盛之势。

这一时期所译的域外小说，从国度上看，多来自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此外，也有数量不等的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印度和日本小说。从文体上看，多为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作品、法国作家儒尔盖·凡尔纳《八十天环游记》《地心旅行》、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谭》等，但其中也不乏《希腊神话》《天方夜谈》等经典，以及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六号室》（《第六病室》）、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茶花女》）、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幾道山恩仇记》（《基督山伯爵》）、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英国作家兰姆姐弟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等名著。除上面提及的几位著名作家外，所翻译的文学作品所涉及的一流作家还有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俄国大诗人普希金、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以及英国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等。

最早从事域外小说翻译的既有政治家，也有思想家；既有理论家，也有文字工作者；既有翻译家，也有作家。他们的名字大多湮没在时光的尘埃中，为今人所陌生。或为笔名，今人因时光的久远已无从查证；或只是在译坛上短瞬一过，永久为今人所遗忘。然而，我们还是在这支庞大庞杂的翻译队伍中，看到了梁启超、林纾、鲁迅、周作人等日后享誉中国文坛的大家的名字。他们是近代到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开创者，是域外小说落户中国的传递者，是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探路者，是将域外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实践者。虽然在时光的流逝中他们其中很多人的名字、很多人的译作因时代和语言等诸多因素已被遗忘在角落，但依旧有很多人的译作和理论经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检验而成为经典，不但深受读者的青睐，而且至今还以不朽的艺术魅力而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典范。至于这些域外小说的载体，或会社、或报馆；或书局，或杂志，也在一个世纪的风雨中消失殆尽，所留下来的恐怕只有至今依旧名气不小的商务印书馆。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译印西洋长篇小说，“最初的一种，是《瀛寰琐记》（申报馆版）里的《昕夕闲谈》（上卷三十一回，下卷二十四回）。译者署蠡勺居士。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经译者删改重定，印成单本（文宝书局），署名易为吴县藜床卧读生。”

那么，这部“被认为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外国长篇小说”出现在哪一年呢？有学者考证，《瀛寰琐记》是《申报》的文艺副刊，也是近代第一个文艺杂志。蠡勺居士翻译的这部长篇小说从1873年1月起，到1875年1月止，用了第三卷到第二十八卷的版面，将总共五十五回的小说刊载完毕。如此看来，蠡勺居士的译作早于林纾的译作26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目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蠡勺居士何许人也？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证，也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果，目前依旧没有统一的定论。1905年6月1日，上海的《新闻报》刊登了一个图书广告，便成为学者们解开蠡勺居士真实身份之谜的主要线索：

重译《昕夕闲谈》英国第一小说出书

是书乃外国章回小说也，原名英国小说，计五十余回。光怪陆离，千变万化。所载事迹，由于泰西拿破仑变政，俄土奥三国分波兰之后，人民散叛，国事纷更，从自由平权，遂致败俗伤风。其中如绅官之零替，妇女之恣肆，以及赌局妓馆陷人坑，非几于各国相同。不料数十年来，一切扫除净尽，竟成文明之俗，真洋洋乎奇观也。原本为蒋子让大令所译。尚文转折，不尽善处，阅者每以未能通畅为憾。兹觅得原文英书，更请中西兼贯之儒，重加译印，凡脱节累赞之语，一扫而空。排印成书，装订西式两厚册，价洋九角，托上海棋盘街文明书局，飞鸿阁，四马路文宝书局发兑。

对考证者而言，这则广告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原本为蒋子让大令所译”。于是，蠡勺居士的真实姓名就水落石出。有学者据此进一步考证后，认为他生于1842年，浙江杭州人，是清朝末年的一位词人。1870年浙江乡试中举，1872年任申馆的高级编辑，常用蠡勺居士、小吉罗庵主和蘅梦庵主等笔名发表作品。1877年考中进士后离开了报馆，赴甘肃省敦煌县任县令，子相、芷湘和子让是他先后使用过的表字，其真实姓名是蒋其章。

如果将《昕夕闲谈》的英文名字直译过来，应该是《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而且只是作品的一半。小说的作者是英国19世纪小说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1803—187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为“英国政治家、诗人、评论家，主要以多产小说家闻名”。

在《夜与晨》的序言中，利顿对小说创作中审美愉悦与道德追求的一致性作如下阐述：

小说的目的是愉悦还是教育，即道德的目的与高雅文学作品中的非说教精神是否一致？批评家们，尤其是德国的批评家们（德国是批评的发源地）对这个重要问题已经有过很多论述。这场讨论的总的结果是那些反对道德说教的人占了上风，他们认为道德模式应该从诗人的目标中排除；艺术只应该考虑审美，应该满足于间接的道德倾向，但永远不能舍弃美的创造。的确，在小说中，引发兴趣，使人愉悦，轻松地提升——即把人从低俗情感与悲惨生活的烦恼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排遣疲惫与自私之痛苦，激起对人生无常的真情悲伤，唤起对英雄斗争的同情——让灵魂进入那更安详的氛围，使之很少回到日常生存，不让记忆或联想来侵占思想的领地，或颂扬行为的动机——凡此种种目标，而不是其他道德追求，更有可能让诗人感到心满意足。这些目标构成了诗人们最高与最普遍的道德。

虽然我们无据可考蒋其章在翻译利顿的《夜与晨》时是否读过其序言，却在其撰写的《〈昕夕闲谈〉小叙》中发现了十分相近的话语：

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宛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

文中，作者用“怡神悦魄”和“迁其心于恬适之境”等文字，阐明了小说对读者的“愉情”作用，使读者在“闻义侠之风”而激发“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而产生“凄宛之情”的同时，生发出“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的道德情感。而他翻译此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像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犀者也。”倘若蒋其章的《小叙》是在利顿序言的影响下有感而发的话，那将是中西小说观念的“一次（有可能是第一次）非常重要的亲密接触”。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行列中，有一位“比林纾更早，可是现在已不复为人所记忆”，却拥有很多“最早”殊荣头衔的人：最早虚心接受西洋文学特长，爽直承认欧美文学优点；最早用白话文介绍西洋文学；最早创立侦探小说一词，并将西方侦探小说输入到中国。他组织发起的“译书交通公会”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工作者社团。他就是周桂笙（1873—1936）。由于较早受到西学的影响，又由于在《月月小说》担任译述编辑，从而获得了专心从事小说翻译的机缘。正如他自己所言：“余平生喜读中外小说，压线余闲，辄好染翰作小说译小说，此知我者所共知也。顾读书十年，未能有所供献于社会，而谨为稗贩小说，我负学欤？学负我欤？当亦知我者所同声一叹者矣”。在西学的影响下，他渴望通过译介域外的文学和文化强国富民，使自己的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译书交通公会”的《宣言》中，周桂笙指出：

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輓近，日即凌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蒙窃惑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受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

《宣言》以环球视野，对闭塞中的国粹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宣言》中所强调的“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非广译其书不为功”，对通过翻译这个途径引进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不新之是保”，因为“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所以，只有引进西学，才能使“我国于强盛之域”才能使旧学“因之昌大”。这种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有，在当今仍具有启迪意义的环宇胸襟和比较视域，实属弥足珍贵。

周桂笙不仅是输入西学的提倡者，还是输入西学的实践者。他翻译“英法两国小说各三百余种，美国小说近一百种，另有短篇译作数百种，合在一起达千余种。……他的《新庵谐译》（1901）……中有《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等。据杨之华文章，林纾翻译《茶花女遗事》在1903年。因之，对于向不为多数人所知，而默默地对中国近代文化有功的人，不要只重‘正宗’使之湮灭无闻”。

除了多译侦探小说外，他还翻译了很多科学小说、冒险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滑稽小说、札记小说等。既有长、中、短篇小说，亦有童话、寓言和民间故事，可谓内容繁多，品种丰富，堪称多产翻译家。

在对域外小说的翻译中，周桂笙最大的贡献是“他译的作品大抵都是以当时流行的报章体，即浅近的文言文以及白话文为工具，采用直译法”。因此，不但“早期介绍西洋文学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人，当属周桂笙”，而且“直译西洋文学作品，特别是使用白话翻译，也以周桂笙开其先河”。

如《毒蛇圈》第一回的开头：

“爹爹，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

“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

“话虽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的。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象我一动手，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

“没有的话。这都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兴了。”

“请教我怎么还会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年纪已经五十二了，这些人已有三十多年没有见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此简洁、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将父女俩当时的心绪直白晓畅地呈现出来。倘若没有标明年代，很少人会想到这是100多年前的文字，而且是翻译西方小说时所使用的、真正的、纯粹生活化了的文字。译者的勇气、智慧和前瞻性的尝试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白话行文，不但“具有开拓性质”，而且“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某些铺垫之功”。

周桂笙不仅是西方侦探小说的输入者，也是西方侦探小说中国本土化的积极尝试者。对此，有学者指出：他“从1903年开始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到1907年自创《上海侦探案》，自觉将外国侦探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观念融进中国的谴责与公案等小说类型之中，探索了侦探小说本土化之路，为推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作出了显著贡献。周桂笙从翻译侦探小说到本土化创作的探索，正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必经中西新旧融合之路的一个试验。”

应当指出的是，周桂笙的西方小说本土化，不仅体现在他侦探小说的本土化创作中，也体现在他西方侦探小说的本土化翻译中。如《毒蛇圈》第二回的开头：

却说叫来的马车本来早已停在门前。瑞福出门，即便上车，当命马夫加上几鞭，不多一刻，即离了他所居的白帝诺街往“大客店”而去。这座大客店是著名的酒馆，他们今日纪念会就在那里设席。离白帝诺街虽是甚远，瑞福虽是独自一人坐在车上，却还不甚寂寞。只因他方才听了女儿一番言语，实出意料之外。故在车上翻来覆去寻味他女儿的那番说话。原来瑞福初与他妻子十分恩爱，讵料不到十年间，他妻子就去世了，只剩下妙儿一个闺女，所以瑞福十分疼爱妙儿，差不多竟是单看看女儿过日子的了。

除却译作的“第二回《掉笔瑞补提往事，避筵席忽得奇逢》”这种中国小说的章回体处理外，译作的文字、文笔、文风等均为中国小说的特征显现。假如不做外国作家的标注，读者定不会想到这是一部来自域外的、描写外国风土人情的小说。这种本土化的翻译风格不但拉近了中国读者与外国文学的距离，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理解性。

周桂笙还是中外小说比较的探险者。在译介域外小说的过程中，他大胆地对中外小说的相同和相异进行比较，尝试在比较的视野中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外文学现象，进而取他者之长，补己者之短，既不盲目媚外，也不妄自菲薄。虽然他谦虚地觉得“以吾二十年中所睹，仅得此区区者”，就想对“日新月异，浩如烟海”的中外小说评出优劣，“判别高下，不其难哉，”但还是借友人之口，对中外小说进行了比较文学意义上归纳：

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盖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亦谓外国小说，虽极冗长者，往往一个海底翻身，不至终篇，不能知其究竟；中国从无此等章法，虽有疑团，数回之后，亦必叙明其故，而使数回以后，另起波澜云云。……总之，吾国小说，劣者固多，佳者亦不少，与外国相角逐，则比例多寡，万不逮一。至谓无一二绝作，以与他相颉顽，则岂敢言？

在形象生动地“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写作目的、写作手法和小说出版设计等方面总结了中外小说的不同”的基础上，周桂笙又从“身分”、“辱骂”、“诲淫”、“公德”和“图画”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小说所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比较意义上的批评。首先，“外国小说中，无论一极下流之人，而举动一切，身分自在，总不失其国民之资格。中国小说，於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表现出“一种卑鄙龌龊之状态”。其次，“外国小说中，从未见有辱骂之辞，……吾国小说中，则无论上中下三等社会，举各自有其骂人之辞，大书特书，恬不为怪”。再次，“外国风俗极尊重女权，而妇女之教育，亦极发达，……中国女子，殆视为男子之普通玩具。”第四，“外国人极重公德，……吾国旧小说界，几不辨此为何物”。第五，“外国小说中，图画极精，而且极多，……中国虽有绣像小说，惜画法至旧，较之彼用摄影法者，不可同日而语”。应当指出的是，周桂笙对中国小说中存在的弊病所进行的剖析，是客观的、深刻的、准确的，而这些都是通过与外国小说的“比较”得出的。更值得肯定的是，周桂笙并非就小说论小说，就弊病论弊病，而是在比较剖析的同时，将其上升到改造社会的层面，指出“社会与小说，实相为因果者也。必先有高尚之社会，而后有高尚之小说；亦必先有高尚之小说，而后有高尚之社会”。

周桂笙在翻译界的名气不如林纾，在文学翻译上的成就也不如林纾，但其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以及在翻译事业上的勇气和毅力等，则对中国的文学翻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后出现的翻译家中，不但陈鸿璧、伍光建、方庆周、罗秀方、包笑天等从他那里深受启发，其直译的风格也深深影响了鲁迅和周作人。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翻译家，周桂笙对中国翻译事业和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由先驱者开启的域外文学翻译的帷幕，也在翻译理论领域得到了延伸，而开创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之先河者，便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严复（1854—1921）。《中国翻译家辞典》对他的评价是：“他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借鉴我国古代译学的优秀遗产，所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我国翻译史上独具意义，给后代的译界以有益的启发，甚至今天也没有失去其生命力。”

1898年，严复翻译的英国学人赫胥黎的著名《天演论》出版，在《译例言》这篇长文中，严复首次提出了“信、达、雅”一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里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用今日的文字诠释，“信”就是要忠实于原著，如若背离原著精神，则“虽译犹不译也”，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求其信”，便是翻译过程中之“大难”。“达”就是翻译出来的东西要文字流畅，前后通达。因为“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为此，严复才建议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下笔抒词，自善互备。”以达到“前后引衬，以显其意”的效果。所谓“雅”指的就是文采。因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如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如果“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从而在“信”“达”赢得赞誉的同时，又在“雅”的保守上招致了批评。

尽管如此，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不但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而且产生了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1）它符合举世公认的翻译工作的基本规律和通行原则。（2）它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色彩。（3）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4）用自己的亲身体会，使“信、达、雅”具备了可行性。

从域外小说的翻译起步的中国比较文学，经清末民初时期一批小说翻译的先驱者和翻译理论的先驱者的努力、实践和探索后，为民国时期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时至20世纪的脚步到来，翻译文学也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1. （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2. 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2页。
3. 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4.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109—172页。
5. 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6.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连燕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7. 参见张政、张卫晴《近代翻译文学之始——蠡勺居士及其〈昕夕闲谈〉》，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第463页，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连燕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8. 张政、张卫晴：《近代翻译文学之始——蠡勺居士及其〈昕夕闲谈〉》，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第463页。
9. 转引自郭长海：《蠡勺居士和藜床卧读生——〈昕夕闲谈〉的两位译者》，见《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4期，第458页。
10. 参见（1）韩南《谈第一部汉译小说》，见《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第133页。（2）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连燕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3）刘镇清《试探〈昕夕闲谈〉的译者身份》，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5页。
1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
12. 转引自张和龙《论〈昕夕闲谈〉小序的外来影响》，见《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1期，第93页。
13. 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1页。
14. 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15. 张和龙：《论〈昕夕闲谈〉小序的外来影响》，见《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1期，第94页。
16. 《杨士骧论周桂笙》，见周桂笙旧译《毒蛇圈》，伍国庆选编，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2页。
17. 魏望东：《清末民初时代背景下的周桂笙翻译研究》，见《语文学刊》，2008年第3期，第66页。
18. 周桂笙：《新庵译屑》，见周桂笙旧译《毒蛇圈》，伍国庆选编，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544页。
19. 转引自《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0页。
20. 林之满：《最早翻译西方到中国来的当有周桂笙》，见《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第56页。
21. 《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1页。
22. （法）鲍福：《毒蛇圈》，周桂笙译，见伍国庆选编《毒蛇圈》，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9页。
23. 魏望东：《清末民初时代背景下的周桂笙翻译研究》，见《语文学刊》，2008年第3期，第67页。
24. 杨绪容：《周桂笙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见《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第184页。
25. （法）鲍福：《毒蛇圈》，周桂笙译，见伍国庆选编《毒蛇圈》，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7页。
26. 周桂笙：《论小说》，见张正吾、陈铭选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据选注者言：此文发表时，并无题目。以下同。——笔者注。
27. 周桂笙：《论小说》，见张正吾、陈铭选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232页。
28. 禹玲：《周桂笙：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先驱者》，见《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0页。
29. 周桂笙：《论小说》，见张正吾、陈铭选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3页。
30. 《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1页。
31. 《重印“严译名著丛刊”前言》，见《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2. 《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9页。
33. 严复：《译例言》，见《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4.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连燕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61页。